从短期看，中国经济当前需要巩固回升向好态势，从中长期看，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顺利推进需要实现经济体量的合理稳定增长，这两方面目标的实现都离不开宏观调控的保驾护航。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单列“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一节，明确提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决定》对于宏观调控的调控工具、调控协调性、调控机制以及预期管理等重要方面都进行了系统布局，明确了未来一段时间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的要求和任务，进一步增强了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系统性。

　　关于宏观调控的工具，《决定》对国家发展规划和重大战略的引导作用提出了更加明确具体的要求

　　西方国家的宏观政策体系相对单薄，通常以货币政策为主进行常态化逆周期调控，在经济衰退时期会进一步使用财政政策进行逆周期调控，但是较少采用国家发展规划和重大战略。与之不同，我国的宏观调控体系内容更为丰富，国家发展规划和重大战略在其中发挥着重要引导作用。

　　国家发展战略规划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和行动纲领，具有深远的战略引领意义，不仅能够明确国家战略意图和工作重点，为引导和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提供方向，还具有中长期指导意义，能够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连续的战略指导。从宏观调控角度看，这不仅能够明确长期增速目标，还可以通过优化生产力布局等措施来实施结构政策，提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效率，并改善预期管理的效果。

　　《决定》针对国家发展规划和重大战略的引导作用提出了两方面具体要求。一是“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构建科学、系统的国家战略制定和实施机制，是实现国家长远发展目标的基础。这不仅要求在战略层面进行深入思考和规划，还要求确保这些战略能够得到有效执行。通过加强国家重大战略的深度融合，可以确保不同领域和层次的政策相互支持、相互促进，形成协同效应，从而提升发展规划和重大战略对一般性宏观调控政策的引导作用。二是“围绕实施国家发展规划、重大战略促进财政、货币、产业、价格、就业等政策协同发力，优化各类增量资源配置和存量结构调整”。政策协同发力不仅要求政策之间相互补充，避免政策冲突，还要求各项政策能够针对不同领域和问题发挥独特作用。优化增量资源配置，意味着要在经济发展中合理分配新资源，以支持关键领域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对存量结构进行调整，有助于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

　　关于各类宏观调控手段的协调配合，《决定》强化了对“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的要求

　　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的要求，这一原创性概念，超越了西方宏观政策理论和政策实践，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有助于推动经济主体形成一致预期和促使各类宏观政策形成合力，从而更好地统筹短期稳定、长期增长和经济结构优化三大类重要目标。正是由于强调宏观政策的取向要一致，我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产业、价格、就业等政策实现了较好的协调配合，促使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不断增强。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进一步完善各类宏观调控手段的协调机制。对此，《决定》有两点新的突破。一是强调“把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性政策都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这意味着，不仅应注重增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一致性，还须将其他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性政策都纳入进来。二是提出完善“政策统筹协调机制”。近年来各级政府部门愈加重视各类宏观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但在机制层面的顶层设计还有待加强。《决定》明确提出完善“政策统筹协调机制”，有助于构建宏观政策协调配合的长效机制，进一步确保“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得到有效执行。

　　关于宏观调控的作用机制，通过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够有效提高宏观调控的效率

　　高效率宏观调控和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相辅相成的。《决定》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助于从体制机制层面为提高宏观调控效率提供基础性支撑。

　　首先，有助于提升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增长政策的实施效率。《决定》提出，要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推动生产要素畅通流动、各类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潜力充分释放。这不仅有助于促进资本、劳动、数据等要素的积累，而且有助于提升要素配置效率，提升经济长期潜在增速，从而提高增长政策的效率。《决定》要求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这将进一步提高增长政策的效率。

　　其次，有助于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结构政策和稳定政策的效率。《决定》强调，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激励约束机制，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这不仅有助于扫清改善经济结构面临的体制机制约束从而使得结构政策更好落到实处，而且有助于扫清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面临的结构性阻碍，从而提升稳定政策对投资与消费的拉动效果。

　　最后，有助于提升经营主体的活力，提升宏观调控的传导效率。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决定》要求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这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市场主体活力，增强市场敏感性和反应速度，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提升宏观政策的传导效率。

　　关于宏观调控的预期管理，通过健全预期管理机制以提升预期管理效果

　　预期管理，是指政府部门通过加强与公众的信息沟通，引导公众预期向政策目标靠拢，从而提高政策实施效率，更好地实现政策目标。西方国家的预期管理模式存在两方面不足：一是其预期管理主要限定在货币政策范畴之内，较少考虑其他类型宏观政策；二是其宏观政策主要着眼于短期逆周期调节，很少考虑中长期预期管理。

　　基于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形成的预期管理，与西方国家预期管理存在本质差别，较好地弥补了西方预期管理的不足。

　　一是我国的预期管理并不局限于货币政策，而是广泛应用于整个宏观调控体系。比如，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对维护经济稳定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国在不断加强货币政策预期管理的同时，也注重财政政策的预期管理，强调确保财政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二是我国的预期管理并不局限于短期预期管理，还包括中长期预期管理。我国不仅在每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未来一年宏观政策的总体定位与目标，而且通过“五年规划”等中长期和超长期规划对长期宏观政策进行前瞻性指引。这些举措强化了长期和超长期预期管理的积极作用。

　　新时代以来，党中央日益重视预期管理。“十三五”规划提出“改善与市场的沟通，增强可预期性和透明度”，“十四五”规划提出“健全宏观政策制定和执行机制，重视预期管理和引导”，此次《决定》进一步提出“健全预期管理机制”。为此，应系统总结我国预期管理的宝贵实践经验，健全预期管理机制，不断改善预期、稳定预期。尤其应确保较好实现经济增长等方面的重要目标，努力形成经济增长和预期改善之间的良性循环，激活预期的正向自我实现机制，助力中国经济进一步回升向好。

　　（作者：陈彦斌，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