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现代化本是整个现代化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现代化的启动，人的现代化过程就开始了。然而在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由于人性设定偏差，人的现代化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经过现代化“洗礼”以主体面目出现的“现代人”，迷失在物欲世界中，从身份崇拜、血统崇拜、权力崇拜中“抽离”出来却又“投入”金钱崇拜、商品崇拜、资本崇拜中，人并没有感觉到实质自由的真正“增长”，再加上资本增殖逻辑主导下的异化劳动，人的发展也成了问题，好像人不再是主体，而成了商品生产、资本增殖的工具。可以说，在西方已经实现了社会经济现代化的国家，人的现代化却仍然是一项未竟的事业，需要纠正其对人性设定的偏差，重启人的现代化事业。

一、认知偏差：理性主义的狂妄

如果说西方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是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话，西方现代化的起步则是三大社会运动，即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改革。它们共同的指向是传统社会下的神权。文艺复兴作为一场人文运动，针对的就是西方基督教神权以及神权之下的皇权对人性的压抑和压制，要求把人性从神权下解放出来，恢复人的肉体的力量，恢复活泼的人性，因而它是一个重新发现“人”的过程。只是这场运动所发现的“人”更多的是“生物意义”上的“人”，认为人的各种感性欲望具有天然的合理性，不应该被压制。启蒙运动则是对文艺复兴运动的引导和深化，开始从思考方式和知识体系的视角对神权提出疑问，认为建立在神学权威之上的知识体系充满着不可靠性，理性才是知识和人的行为的可靠基点，要求理性取代神学权威成为世界的标准。宗教改革则是宗教信仰体系的“自我革命”，认为信仰是个人自主的事情，个人有理性能力，不需要引导就可以走近“上帝”，并理解“上帝”的“启示”和“诫命”。

打破神权，是为确立人的主体地位，确立理性的地位。理性被视为人所特有的东西，是人的“骄傲”和“特权”。当然这种理性在随后的发展中日益明朗起来，就是个体理性，就是个体的主体性，个体有能力对世界做出认知和判断，可以对自我负责，因此个体理性就成为价值和真理的标准，个体理性主义的张扬就成为这场人的解放运动的重要特征，“我”开始“取代”我们，成为真正的“实体”。

理性主义张扬一旦达致狂妄状态就会走向其反面，不再是人的解放的先导，反而可能成为人的解放的障碍。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讲，基于理性主义的主客体二元模式，人不再与自然进行“对话”，而是蔑视自然、宰制自然，最终引起自然的抗议，引发现代生态危机，并且几乎处于失控状态，至今人类并没有给出彻底走出生态危机的现实性方案。同时，在社会建构上，理性主义的狂妄也会带来一定的问题，把社会治理视为一项精细的控制工程，必将出现一定的“灾难”，从而损害人的主体与自由。歌德的《浮士德》初步描绘了这幅画面，如果把社会建设和治理完全交给理性、交给理性的代表——“专家”们，社会“将永远不能控制它喷发出来的‘魔鬼’”。

二、本性偏差：把人界定为自私自利之徒

如前所述，启动现代化的三大社会运动都把矛盾和“靶向”对准了神权，要求解放人，重新发现“人”和界定“人”，它们的主要武器就是“理性”，认为人有理性，不需要“神”的“主宰”和“指导”。应该说，这对人的解放起了重要作用，理性主义的张扬是人的主体性确立的必要条件。但是，它们在对人的界定上共同走向了偏差，那就是把人的本性界定为自私自利之徒。文艺复兴的人追求自我感性欲望的满足，对“性”和各种物质充满着强烈的“渴望”。启蒙运动本可以对文艺复兴的“过激”行为进行一定的矫正，然而“经济人”的预设，只不过为自私自利之徒贴上了理性的标签，使其成为精打细算的“自私自利之徒”。宗教改革的成果——新教伦理也把人对财富的追求视为正当要求，鼓励人发财致富，鼓励高利贷，鼓励海外冒险（殖民掠夺）等，把为“共同体”增进物质财富视为人的“天职”，所以马克斯·韦伯才会把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兴起联系起来。

这种对人的本性界定的偏差的后遗症在当今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这里得到更加充分的体现，可以说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就是如此。在其看来，如果人不成为市场经济中的自私自利之徒，就是出现了“变异”和“异化”，就是不正常的，所以他们对凯恩斯主义的福利经济模式“怒不可遏”地发动了“革命”（其实是一场“反革命”），要求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把一切公共资产（医疗、教育、交通、供水、供电等）全面私有化，低价甚至直接“拱手”送给私人资本，从而让每个人都成为“自私自利”的市场参与者。新自由主义还要求消减社会福利，乃至取消社会福利，认为这些都是违背人的本性的社会建制。在某种意义上，新自由主义始终把集体主义精神和社会公共福利事业视为自身可怕的敌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新自由主义的鼓吹者米莱在“执掌”阿根廷政权后，立即就颁布了包括国企私有化、结束出口限制、放松监管等300多项改革措施的经济法令，并在世界经济论坛2024年年会上对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国家干预主义等发起了“攻击”。

三、关系偏差：占有性个人

由资本主义所开辟的人的解放和人的现代化最主要的贡献是把人从传统的人身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创造出独立自主的主体，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即个人能够独立做主、独自决定、自我负责，个人成为社会架构、价值判断、真理认识的基点、基础。然而，这种“个人主体”在其最初的设定中被植入了“占有性”“基因”，奉行的是一种占有性的个人主义。从霍布斯到洛克等启蒙思想家的人性设定中，均“隐藏”有这种“基因”。当代加拿大学者麦克弗森通过对霍布斯和洛克进行思想“回溯”的考察，也明确指认了这一点，认为从霍布斯到洛克的一系列政治理论中都弥漫着一种占有性个人主义。

在霍布斯、洛克等留下的西方政治理论传统中，这种占有性个人主义有四重主张。其一，个人是自己的所有权人。在占有性个人主义看来，个人是自我的所有人，人们拥有对自己的所有权，个人支配自己的财产、人身，乃至生命。其二，个体是完全独立的，并高于整体。在某种意义上，占有性个人主义是一种“个人本位”主义，在其看来，个人是主体、是主导，个体不是整体的组成部分，且整体的存在是为个体服务的。其二，个人不是道德的载体。在占有性个人主义看来，道德是一个共同体内部的概念，它用来规范共同体内部的行为，是为了维持共同体的有序运转而采取的“必要措施”，而个人是不从属于整体的，它高于共同体，因此，个人不用对社会负责，社会无法对其施以道德压力，也即社会无权要求个人去做一个“好人”。其四，市场是社会的核心。在占有性个人主义看来，市场是自由平等的载体，人们在市场中自由交易、平等交易，一切都遵循自愿平等原则，人们的主要社会关系就是市场中的交易关系。

占有性个人以及占有性个人主义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生活世界统一性的瓦解，人们之间的“共同感”逐渐丧失，对他者的苦难无法再“感同身受”，幸福也没有了分享的空间。占有性个人主义把个人完全凌驾于社会共同体之上，认为个人不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个人不需要对社会负责，社会只是个人谋取私利的工具设置。甚至在一些人看来，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社会、共同体，有的只是个体、个人，社会只是一种虚假的观念性存在。如此一来，在国内造成原子式的个人——一种封闭的主体，在世界范围内则是各种本位优先主义、各种经济战争、军事战争不断上演，两次世界大战都发生在人类的现代社会之中，是值得人类深思的。

不过，中国式现代化汲取了西方现代化的教训，决定“走自己的路”，其中一个重要体现就是注重人的现代化，并提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辟，为“再造”人的现代化提供了可能。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坚持人的全面发展，为人类解决所面临的现代化困境闯出一条新路，提供出合理的价值方案。人类文明的发展已经到了紧急变革的关键时刻，发展也应回归其应有的本性，须知一切发展都必须始终为了人自身的发展，人才是发展的根本主体。

（作者：葛宇宁，河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