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文化是古今黄河流域的人民群众在长期社会发展和政治实践中，创造出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川流不息的黄河及其支流沿岸滋养了伟大的黄河文化。黄河流域的人民群众融会了河洛文化、河湟文化、河汾文化、关中文化、齐鲁文化、燕赵文化等地域文化，逐渐凝结成浩瀚渊深的黄河文化，包括社会规范、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等。东晋以来中原士族多次“衣冠南渡”、元代以来的中央政权一直在北京的现象，使黄河文化实现了几乎覆盖整个中华大地的传播。

　　古今黄河沿岸以郑州—洛阳为核心的区域，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王朝开始，长期作为正统王朝都城所在地达3000多年，营造了偃师二里头夏都、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安阳殷都、成周、东周王城、汉魏洛阳城、东魏北齐邺城、隋唐洛阳城、北宋东京城等名都，形成政治地理和文化景观上的“天下之中”。长期作为周秦汉唐等一统王朝都城的西安也在黄河支流渭河岸边，营建了宗周、咸阳、长安等名都。从开封到西安500多千米的东西向轴线，是公元前20世纪到公元12世纪初的政治地理主轴；从郑州到安阳200千米的南北向轴线，是公元前16世纪到公元6世纪的政治地理副轴。两条政治地理轴线在郑州相交，共同控制了夏王朝至北宋王朝的核心政治地理空间，是承载中华文明主根主脉的核心区域，同时也承载了黄河文化的核心文化景观空间。因此，黄河文化就是中华文明的主根主脉，黄河文化引领了中华文明主根主脉涵育、形成、熔铸、赓续的全过程。

　　1 中华文明主根主脉的涵育

　　在二里头夏都代表的夏文化凝聚成中华文明主根主脉之前，中华文明主根主脉经历了一个逐渐涵养孕育的过程。黄河流域中原地区至少在仰韶时代已经出现一些赓续至今的文化基因，龙山时代进一步融合集成更为清晰坚韧的文化基因。

　　仰韶至龙山时代，黄河流域气候温暖湿润、土壤疏松肥沃，为多品种农业种植体系的形成提供了优渥的地理条件，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天文、历法知识也相应地发达。距今6500年前后的仰韶时代早期，形成了若干以旱作农业经济为主导的区域社会群体，如陕西西安半坡、临潼姜寨。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时代早期贵族墓随葬的蚌塑龙虎呈现的天文景象，表明当时的首领已经掌握北斗七星、东宫苍龙、西宫白虎等天文知识，已形成了以观象授时和农业生产为基础的早期王权思想。距今5500年前后的仰韶时代中期，以粟为主的成熟旱作农业生产模式在黄河流域已经形成。仰韶时代晚期，中原地区延续了此前以粟为主的传统，大豆普遍出现，稻米数量明显上升，为龙山时代至夏商时期确立多品种农业种植体系奠定了基础。距今4000年前后，西亚传来的小麦在黄河流域日渐推广，粟、黍、小麦等逐渐成为中原腹地的主要粮食，呈现五谷丰登的社会景观。襄汾陶寺文化古城发现了距今4000年前后的观象授时设施及工具，表明指导农时的天文历法已经相当成熟。

　　城市的出现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关键里程碑，黄河流域的古人通过创建城市来构建全新的社会秩序。仰韶至龙山时代，中华大地普遍经历了从平等聚落到中心聚落、从中心聚落到早期城邑的发展历程。距今4000年前后的龙山时代出现了一次广泛筑城的浪潮，龙山时代积淀的筑城和宫室营造技术，为夏商周三代城市规划和营造提供了技术积累。《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邑于涿鹿之阿”，这是关于城市出现的最早传说，这里的涿鹿城可能类似于仰韶时代灵宝北阳平、城烟，郑州西山之类的山前环壕或围垣城邑，也可能如同龙山时代的神木石峁、兴县碧村等石砌山城。

　　礼乐文明是的中华文明的鲜明特质，黄河流域中原地区在仰韶时代晚期到龙山时代不断吸纳整合中华大地的礼乐文明要素，传之后世的礼乐制度已初见端倪。龙山时代，中原地区普遍流行平面接近长方形或方形的土筑“方城”，规模有大有小，宫殿宗庙建筑作为古人礼仪性的聚会场所往往作为全城的重心，有些古城如淮阳平粮台古城已经存在中轴线控制全城的现象，已经出现后世都邑规制的若干要素。襄汾陶寺古城营建有宫城，新密古城寨古城发现有类似四合院式的宫殿宗庙建筑，为后世四合院式宫殿宗庙建筑、宫殿宗庙区营建墙垣围护等宫室制度的形成积累了技术和经验。陶寺古城大、中、小型墓排列有序，容积有落差，随葬品有多寡的现象，表明已经出现与后世相类的墓葬制度；成组成套的玉器和精美陶器重复出现在各类墓中，反映在随葬品使用及现实生活中已经有明确的器用制度。陶寺文化发现有石磬、铜铃，河南、陕西、山东等地都发现有龙山时代的陶铃，可见在礼仪活动中配乐是当时普遍的现象，礼乐制度已经发轫。

　　龙作为王者徽号和天命象征，在黄河流域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东宫苍龙是观象授时的主星，龙的天象指导着农时，龙的形象预示着丰收。“敬授民时”是保障农业生产的关键环节，“使民以时”是维护社会生活正常运转的基本原则。因此，龙的形象在传统农业社会里逐渐形成至高无上的权威，成为王权的象征。《易·乾卦》作为首卦，就是以龙来解卦象，“九五，飞龙在天”是皇帝被称为“九五之尊”的来源。《史记·封禅书》记载黄帝铸鼎乘龙的传说：“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髯下迎黄帝。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黄河流域上古时期的“龙”主要是蛇形，襄汾陶寺古城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王墓中，常常随葬直径40厘米左右的彩陶龙纹盘，其上的“龙”就是蛇形龙口衔谷穗的形象。

　　祖先崇拜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就已出现，黄河流域仰韶和龙山时代的贵族墓葬，表现的是世俗权力的集中和财富的占有，承载的是重世俗功利的祖先崇拜观念及宗法等级秩序。西安半坡人面鱼纹彩陶盆、汝州阎村鹳鱼石斧彩陶缸、三门峡庙底沟花瓣纹彩陶等，反映了仰韶时代先民通过图画纹样表现祖先故事和精神世界。距今5000年左右的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马家窑文化舞蹈纹彩陶盆，内壁绘了3组舞蹈纹，每组5人服饰相同、手拉着手、面向一致、动作划一，似在表现某种仪式活动中载歌载舞以娱神和祖先的场景。

　　仰韶时代已有丰富的刻划符号，龙山时代刻划陶文、朱书陶文已经常见，这些符号和原始文字是后世文字的前身。

　　2 中华文明主根主脉的形成

　　经过中华文明肇始阶段1000余年的社会实践和政治探索，夏王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应运而生。夏王朝凝聚融合了此前中华大地的文明成就，形成了一系列礼仪制度，开启了中华文明历史的新纪元。

　　公元前1800年前后，中原腹地形成以二里头夏都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二里头夏都光前裕后的文化特质，表明中华文明主根主脉至此已经形成。中原腹地成为中华文明核心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多样的地形条件和粟、黍、稻、豆、麦等构成的多品种农作物种植体系，使人们应对自然环境的变化具有较大回旋余地和更强抗风险能力。《论语》说“禹稷耕稼而有天下”，体现了中国古代以农为本、农业立国的思想观念。夏王朝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渴求与之适应的天文历法知识，中国最早历法《夏小正》中的知识点逐渐形成。殷墟甲骨卜辞中有许多关于天象观测的记录，历法中已设置闰月。

　　《博物志》中说“禹作城，强者攻，弱者守，敌者战，城郭自禹始也”，表明古人认为大禹开始城郭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与之呼应的是龙山时代晚期中原腹地城池林立的现象。夏王朝晚期王都二里头以纵横多条十字正交的路网结构，将整个王都区划成网格状“里坊式”布局，每个网格单元都是面积10万平方米左右的纵长方形，且长宽比例接近，路网形成之后不久又分别在多个网格单元的道路内侧营造夯土围墙，宫城位居中部偏东南。二里头夏都的规划理念和营造实践已有建筑模数的意识，体现了王都规划“模写天下”的宇宙观，已经出现后世理想城市的一些特征。

　　二里头夏都10万平方米左右的宫城布局严整，包含东、西两组中轴线布局的四合院式宫室建筑，出土有绿松石龙、绿松石铜牌饰、青铜器等，有专门的手工业作坊区。二里头夏都的营造理念、布局规划和宫室建筑继承了中原腹地龙山时代的文化传统，开此后数千年的都城规制的先河。二里头夏都以宫城为中心的“里坊式”布局、中轴线理念、四合院式宫室制度，以青铜礼器、陶礼器、玉器、漆器等为主体的多材质组合的器用制度，以宴享、祭祀、丧葬为代表的礼仪制度等，创造了新的空间秩序和价值秩序，体现了更加成熟的王朝礼制。二里头夏都开创的“营国”制度、宫室制度、器用制度及其构建的社会秩序、承载的价值观念等，经过商周两代的继承与发展，形成中国文明史上为人所盛称的夏商周三代。

　　二里头夏都公元前1700年前后的贵族墓中常常随葬绿松石龙形器，其中宫殿区02VM3出土的一件60多厘米长的蛇形龙是由2000多片绿松石粘嵌而成，厚度仅仅1毫米左右的菱形绿松石片附着在有机质仪仗上，绿松石龙的腰部还有一件玉舌铜铃与其配合使用，或许就类似《诗经》中“龙旂阳阳，和铃央央”描述的情景。夏王朝始祖禹（蛇龙）的父亲鲧（死后化身为黄龙）、嗣子夏后启（乘两龙）都与龙关系密切，文献中常有夏王朝兴衰与龙相关的记述，可见夏人不仅认为龙是自己的神祖、而且认为自身的生死存亡与龙密切相关。龙是夏代王权的象征，成为后世维系正统王朝观念的一条暗线。此后的商周两汉时期，蛇形龙的形象十分常见。商王朝晚期殷都妇好墓随葬的青铜龙纹盘是青铜器上龙形象的典型代表，蟠龙纹在青铜盘的内底，注水之后似在水里游动，与陶寺彩绘龙纹陶盘有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汉高祖刘邦以赤帝子（赤蛇龙）自命，斩白帝子（白蛇龙）起义，建立汉王朝（《史记·高祖本纪》），即是夏王朝以来“真龙天子”天命观念的继承与发展。

　　祖先崇拜在二里头夏都有了进一步发展，修建了安置祖先的奢华墓葬、营造了崇拜祖先的宏伟宗庙，贵族墓中随葬绿松石粘嵌龙形器、绿松石镶嵌龙纹铜牌、青铜礼器、玉礼器、漆器等高规格贵重器物，表明夏人与祖先的互动已经制度化，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居中而治”和“大一统”观念在夏王朝已经显现。《虞人之箴》说“茫茫禹迹，画为九州”，儒家认为“九州”是禹创立的夏制。《诗经·商颂·玄鸟》载：“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这里“九有”的含义似乎指“九州”。《礼记·王制》说“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中国地理学史专家王成组因此认为古老的九州观念是一种超现实的区划。著名考古学家邵望平却根据考古资料提出“九州”观念是在龙山时代就已经存在的人文地理区系。“九州”观念的独特之处在于正好可以将天下之中置于“九州”中央，我们不必拘泥于夏代以来是否存在行政区划意义上的九州制度，可以追溯到龙山时代的九州地理观念对夏商周及后世王朝的直接深远影响才是最值得重视的。以偃师二里头夏都为中心的中原腹地，逐渐成为观念上的“地中”“中国”等四方仰慕的中央神圣空间，中国古代逐渐形成“居中而治”和“大一统”的传统政治观并影响后世数千年。

　　3 中华文明主根主脉的熔铸

　　商文明吸纳了夏王朝开创的一系列制度和文明成就，熔铸了更长时间纵深、更大空间横广的文化积淀，使中华文明主根主脉更加清晰。商文明在夏文化的基础上将文明成就推向新高度，如果说夏王朝是中华文明主根主脉的开端阶段，则商王朝就是定型阶段，商文明奠定了此后中国文明历史的基本方向。

　　商王朝早期以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两座王都的营造为引领，也出现了一次广泛筑城的浪潮。郑州商城与历代郑州城重叠，目前很难对“宫城单元”进行清晰识别和区划，无法确认其是否存在如二里头夏都一样的网格状“里坊式”布局；但这种将都城按功能区划分成若干单元的方式，无疑继承了二里头夏都的规划理念。商王朝早期的副都偃师商城是在二里头夏都附近选择理想之地平地起建的，既有近在咫尺的二里头夏都作为模本，又有了营造郑州商城最早一批宫殿宗庙建筑和宫城的实践经验，因而其营造可以更好地体现商王朝初年的建城理想。偃师商城首先营造了面积4万平方米左右的近方形宫城，宫城居于其中部偏南的位置，之后向外营造面积约81万平方米的纵长方形大城（早期大城，即考古报告中所说的“小城”），从而形成重城相套的结构。早期大城与宫城大体是同一条南北中轴线，且以此对称有序、布局严整地营造了多个近方形功能单元，每个功能单元约4万平方米，其继承了二里头夏都网格状“里坊式”布局的规划理念，并且进一步发展了建筑模数意识。偃师商城功能单元的建筑模数明显小于二里头夏都的宫城，表明其规格低于真正的王都。其宫城内营建的东西两组建筑，每组建筑也依然遵循始于二里头夏都的南北向中轴对称原则。

　　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城市规划，体现了商王朝“模写天下”的宇宙观和对都城秩序的追求，影响后世数千年的都城规划和城市营造理念。商王朝中期营建的安阳洹北商城，总体布局更加追求方正规矩、重城相套、中轴对称、四合院式建筑等，把“模写天下”的都城规划理念推向新高度。这种理念作为一种文明基因，历经后世无数次继承与革新，一直传承到明清北京城。

　　商王朝武丁时期的殷都，重拾中华文明肇始阶段各区域文明的古老传统，推动祖先崇拜成为最重要的礼仪活动。《礼记·表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这里的“神”显然是祖先神，殷人相信先公先王都具有神力，能够宾于帝或配于天，可以干预现实世界的事务。为先人设宗庙是祖先崇拜的一种形式，商王室宗庙内供奉的先公先王神主被整个商族视为共同的祖先神，也是他们的保护神，商王通过祭祀共同先祖以维系血缘纽带，加强贵族成员间的团结。殷墟宗庙区的祭祀坑是商人向祖先的神主进行献祭的明证，王陵区大墓及众多祭祀坑表明先王陵墓在王室活动中具有至高无上地位。殷墟宫殿宗庙区近旁埋葬的妇好、亚长等高级贵族墓，面积明显小于王墓的长方形土坑竖穴内装满了青铜器、玉器、海贝等高规格贵重器物，似乎只有这些身份和财富象征的大量贵重物品才能表达对已故祖先的无上崇敬。

　　商王朝晚期王都位于当时古黄河西岸、太行山东麓腹地的安阳洹河之滨，殷墟甲骨卜辞及商周金文中把安阳殷都称作“大邑商”，将天下四方分成东土、南土、西土、北土等。“大邑商”又称“中商”，是当时的政治地理中心，是划分四土方位的起点。《诗经·商颂》说“商邑翼翼，四方之极”，说明传世文献也认为殷都居商王朝晚期疆域的四方之中，此时已经明确形成王都居中的政治地理观念。

　　很多后世的成熟文字在二里头夏都代表的夏王朝晚期就已经形成，黄河流域的殷墟甲骨文和金文承载的文化基因成为塑造中华文明的重要力量源泉，古老的汉字是维系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关键纽带，保障了文化传统的传承积累。甲骨文字是3000多年前的成熟文字，殷墟已出土刻辞甲骨16万余片，有近4500个单字，目前已释读约1500字。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上，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系统成为中华文明传承的载体，此后3000余年，汉字始终一脉相承，是十几亿中华儿女仍在使用的“活文字”，成为中华儿女血脉相连、生生不息的基因和纽带。

　　4 中华文明主根主脉的赓续

　　奔流不息的黄河哺育着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维系着中华文明主根主脉的赓续发展，黄河逐渐成为中华民族心中的“母亲河”。

　　黄河流域形成了稳定的以农为本的农耕社会，中国古代以土神“社”和谷神“稷”合称“社稷”来指代国家政权。《国语》中说“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表明牛耕在战国时期已经成为常态。流传至今的二十四节气在汉代成为天文历法的组成部分，以利于更好地掌握农时。黄河文化是在农业文明的沃土中成长起来的，形成了安土重迁、坚韧勇毅、质朴敦厚、因应时变、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文化品格。以黄河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社会稳定性和凝聚性很强，人们的情感生活深厚浓郁。

　　战国时期的《周礼·考工记》，对以王城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城市规划进行理想化描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这种理想的城市规划有贯通全城的南北中轴线，轴线南部通过穿越城门的干道、北部指向宫城，中轴线控制着城市功能单元和道路的空间布局，轴线东西两侧的城区结构对称、功能元素彼此呼应。考古发掘与研究表明，这种理想城市的描述吸纳了很多夏商周三代都邑的营造实践。

　　纵观中国古代历朝历代的都城规划与营建理念，从二里头夏都到北宋东京城，其理念一脉相承、赓续发展。北宋东京城从州桥经天街到宣德门一直纵贯至大内，有一条明确的城市中轴线。金中都的规划理念直接来自北宋东京城，按南北中轴线规划城市，遵循“中轴突出、两翼对称”的原则。元大都在金中都的基础上按照《周礼·考工记》的都城规划理念进行设计，而平地起建的元中都、明中都是更贴近《考工记》理想规划的城市。明清北京城直接继承了元大都的城市设计理念，体现出一种复古与现实的调和，以大内或紫禁城为核心的建筑群更加突出南北中轴线，而其外围离核心区域越远越彰显因地制宜的理念。北京中轴线将黄河文化的重心拉到北京，也连接了黄河文化的古与今。

　　《管子·水地》说“龙生于水，被五色而游，故神。”《三国演义》中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时，对龙的描述足见其神：“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方今春深，龙乘时变化，犹人得志而纵横四海。龙之为物，可比世之英雄。”此可视作元明之际对汉魏以来千余年关于龙的认识的高度总结，也作为后世理解龙的一条路径。龙是以现实中的蛇、鹿、猪、鸟等动物的元素为基础，集合了植物、自然现象等等形成的一个神格化复合体。人们将特别优秀的人物比作“人中龙凤”，龙也成为杰出人物的象征，中华儿女都认同自己是“龙的传人”，龙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文化基因。

　　西周初年青铜器何尊的铭文，记载了成王追述武王的话：“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乂民”，把营建于二里头夏都故地的东都成周称为“中国”，即周公“乃作大邑于土中”的中央之城，体现了“择中立都”“建中立极”“居中而治”的传统政治观念。《史记·货殖列传》说：“昔唐人都河东，殷人居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河东有唐尧时代的襄汾陶寺古城，河内有安阳殷都（殷墟），河南有洛阳二里头夏都和周代的成周、王城，说明司马迁将三河之地列为天下之中的主要依据是其为上古王都所在地，王都成为中国古代观念上的天下之中。《诗经·大雅·民劳》中说“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显然此处的“中国”是相对于周王朝“四方”的王都及其王畿。《荀子·大略》说：“欲近四方，莫如中央；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吕氏春秋·慎势篇》也说：“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 这种择中立都、居中而治的政治观，展现了政治统治的空间权衡。汉代以来，“中国”逐渐成为一种正统观念，此后无论朝代如何更迭，建都于中原腹地以正统王朝自命者，皆以“中国”自居。“中国”观念也成为维系正统王朝的一条明线和中华文明赓续不辍的一根纽带。

　　中华大地上生活的中华民族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就是这片土地上的这群人一直绵延不绝，慎终追远、尊祖敬宗的思想观念和文化传统是维系血脉与文脉的关键因素。夏王朝晚期以来形成的一系列礼仪制度、思想观念等文化基因，经过商周时期的进一步传承发展，形成了贯穿后世中华文明的坚韧文化基因，在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中一直流淌至今。《左传》成公十三年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夏商周时期将真实的或虚构的亲族组织加以认可的仪式，是与军事活动并列的两件国家大事之一，说明统治阶级的宗庙祭祀关乎国家存亡。中华早期文明以祖先崇拜为纽带，以家庭和宗族为基本单位的社会模式，家庭、宗族与国家的同构性，发挥着协调关系、维系国家、延续历史的作用。夏商周三代之后的历朝历代都继承和发展了祖先崇拜观念，除了尊崇血缘上的祖先之外，人文始祖炎帝、黄帝也逐渐成为中华儿女文化上的共同祖先，维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和中华文明的赓续不断。

　　1941年，在日本宪兵队牢房里，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与狱友孙道临夜谈时，就提到自己有写《黄河传》的雄心壮志，后来也考虑过以《黄河故事》为题写本小书。直到20世纪90年代，侯仁之在古稀之年组织学者撰写了《黄河文化》一书。侯仁之对黄河文化如此倾心，极有可能是因为：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主根主脉，具有百折不挠的韧性和自强不息的精神。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成就了中华文明赓续不断，不择细流的文化胸襟涵养了中华文明兼收并蓄，天下大同的文化追求维系了中华文明向心内聚，协和万邦的文化理想塑造了中华文明以和为贵，与时俱进的文化理念引领了中华文明与古维新。中华文明连续绵延5000多年，最关键的是黄河文化引领的主根主脉赓续不断。

　　（作者侯卫东，系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原文发表在《黄河 黄土 黄种人》202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