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明与文化的不同内涵

一般来说，文化比文明的含义在多数情况下是等同的，但有时候文化比文明的内涵要宽泛一些。文化的定义有将近200种，常见的说法是：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文明的定义也有好多种，最通常的说法是：文明是指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也指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表现出来的状态。从文明的这个定义来说，讲了三层意思：第一层，文明是人类所创造的财富的总和。在这一点上，文明与文化没有差别。第二层，文明特指精神财富。在这一点上，文明与文化也没有差别。第三层，文明指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表现出来的状态。也只有在这一点上，文明和文化才有差异，这里点到了文明最显著的特质。

为什么要把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和中国文明分别列出来说呢？这三个说法所指的事实其实本来是统一的，就是中华民族以往的总经历。但是当我们说中国历史的时候，比较强调这个总经历中一些主题线索中的次序关系。当我们说中国文化的时候，比较强调这个总经历中蕴含的精神气质和表现方式。而当我们说中华文明的时候，则是强调把这个总经历看作人类文明史上发生的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社会制度类型，看作人类总的生存和发展经验中一种值得专门了解的大共同体存续传统。所以中华文明史其实是把中国历史整体地放到人类文明总经历的背景之前，因而衬托出其最突出特色的中国历史。恩格斯曾提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著名论断。国家的出现，是权力强化及其结果，这是文明最基本的特征和最基本的标准。

1983年，夏鼐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一文中提出了文明三要素说：“现今史学界一般把‘文明’一词用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这种社会中，除了政治组织上的国家以外，已有城市作为政治（宫殿和官署）、经济（手工业以外，又有商业）、文化（包括宗教）各方面活动的中心。它们一般都已经发明文字和能够利用文字作记载（秘鲁似为例外，仅有结绳记事），并且都已知道冶炼金属。文明的这些标志中以文字最为重要。”

20世纪以来，关于中华文明何时起源，依时序先后，主要有四种观点：东周文明说，殷商文明说，夏代文明说，黄帝时代文明说。

东周文明说，以顾颉刚、钱玄同等为代表。顾颉刚是疑古派（也称古史辨派）的创始人，他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著名观点。认为：“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疑古派认为汉代以前的古书无不可疑，推翻了传统的由“三皇五帝”等概念构成的中国古史系统，得出了“东周以前无史”，到东周即春秋战国时期才形成中华文明的结论。

东周文明说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颇为流行，随着殷墟的多次发掘，甲骨文和商代青铜器大量出土，此说不攻自破。

殷商文明说，代表人物是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李济，提出于20世纪50年代。李济在其所著《中国文明的开始》一书中对此说进行了系统分析和概括：商朝的年代约当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中期至晚期，从最近三十多年中国田野考古中发现的商朝遗址所表现的中国文明来看，“不但相当进步，而且已臻成熟”。它具备熟练的铸铜技术，独立发展的文字体系，和一种复杂而有效的军事和政治组织。从这个文化表现出的物质生活的富庶、装饰艺术的高度成熟，以及明确的社会组织和对祖先极度崇拜的神权政治，说明这是一种充满了活力和生命力的文明。这个文化也为后来的孔子及其学派所代表的人文主义哲学奠定了基础。

李济先生曾领导考古组在1928年到1937年的十年间，对安阳殷墟进行了多达十五次考古发掘。作为一线考古工作者，他的观点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对西方学者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夏代文明说，代表人物是中国第二代考古学家夏鼐等人，提出于20世纪80年代。夏鼐在其所著《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中说：“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多年的考古发掘工作，对于中国文明的起源可以从殷墟文化向上追溯。第一步可以追溯到郑州二里岗文化。而二里头文化现已确定比郑州二里岗文化更早。至少二里头的晚期，已达到了文明的阶段。”

黄帝时代文明说，代表人物是考古学家苏秉琦等人，提出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秉琦在其所著《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一书中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众多的考古发现，说明我国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这一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早了一千年，但还不是我国文明的起点，下一步工作的重点，是寻找比这还早的文明。

苏秉琦还在《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即将到来》一文中提出了“重建中国古史”的框架构思：中国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从氏族到国家，国家起源、形成与发展曾经历的三部曲：第一，一万年前到距今六千年，从氏族到国家的起步；约距今六千年到四千年，古文化古城古国。第二，距今约四千年前到两千多年前，方国——中国，史书记载的夏、商、周三代。第三，两千多年前以来，中华一统实体。

二、中华文明史有多久

说到中国的历史，我们常用的一句话是“上下五千年”。当然中国的历史不止五千年，云南发现的元谋人，传统说法是有170万年的历史；北京猿人有69万年的历史；而重庆巫山人更是距今有 200 万年左右。

《史记》 以《五帝本纪》 开篇，确立了以黄帝为始祖的华夏族谱系。先秦时期，中华民族已有“黄、炎之后”这类说法，到了清末，尽管当时改良派、革命派所称的“黄帝子孙”“炎黄子孙”等词的内涵起初有所不同，但“黄帝子孙”“炎黄子孙”这样的说法已广为流行起来。刘师培认为“炎黄之裔，厥惟汉族”，孙中山在《军府宣言》中称“我汉人同为轩辕之子孙”。

当时，全体中国人、中华民族全体成员都是炎黄子孙的认识逐渐成为社会各界共识，人们在各种场合和著作、讲话中纷纷使用“炎黄子孙”“黄帝子孙”等称谓，指出中华民族本出一源，炎帝和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1935年西安事变发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形成，“黄帝子孙”“炎黄子孙”逐步成为国共两党共同认可的中华儿女的别称、中华民族的符号标志。1937年 2月，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文中称：“我辈同为黄帝子孙，同为中华民族儿女，国难当前，惟有抛弃一切成见，亲密合作，共同奔赴中华民族最后解放之伟大前程。”1937年 4月５日，国共两党共祭黄帝陵，毛泽东在其起草的《祭黄帝陵文》中说：“以鲜花束帛之仪致祭于我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之陵：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

 “上下五千年”的说法由何而来？这与司马迁的《史记》有关。晋人张辅称：“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也就是说，西汉司马迁以前的中国有着 3000 年历史，而司马迁以后到今天，又过了大约 2000 年，于是，20 世纪初中国史学界的一些学者达成了共识，一个是中华民族为炎黄子孙，还有一个是将中国文明史取其整数，确定为“上下五千年”。所以民国建立后，1912年 3月，孙中山派团参祭黄帝陵，亲笔书写了《祭黄帝陵文》，其中说：“中华开国五千年，神州轩辕自古传。创造指南车，平定蚩尤乱。世界文明，唯有我先。”

五帝纪年有多少年，带有不确定性。辛亥革命时曾经启用黄帝纪年，以黄帝即位的年份为元年，而当时各家所用，有以公元1911年为黄帝4622年、4609年、4402 年等说，取整数是上下五千年。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介绍了中国领土这一国内各民族生存的共同家园，他指出：“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国家之一……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这里所说的“很早的古代”，就是一个较为笼统的说法。

近几十年考古发现与研究，尤其是河南省以贾湖、裴李岗、双槐树、青台、汪沟、大河村、唐户、黄山、王城岗、瓦店等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人群所创造的文明极富张力，证实了中国有着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漫长的文明发展史中，文明的形成由多元到一体，从中原的夏王国建立，到后来的秦汉帝国时代，再到近现代，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在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中也有表述，关于中华文明，本世纪以前说的都是五千年，如以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来说，党的十二大报告：“台湾回到有五千年历史、十亿人口、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面积的不可分割的伟大祖国的怀抱，是全国同胞的共同要求，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归宿，任何党派和个人都无法抗拒。”

党的十五大报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它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它反映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基本特征，又对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起巨大促进作用。”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党。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基础上，新世纪启动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一开始就取得了不少成绩，如在郑州西山遗址发现了仰韶时代晚期的城墙等等，使大家对中国文明的认识大大加深，所以在新世纪以后，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关于中华文明史和中华民族发展史都是“五千多年”。

党的十六大报告所见有2处：“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在长期艰苦卓绝的奋斗中，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付出了最大牺牲，书写了感天动地的壮丽史诗，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使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党的十九大报告所见有3处：“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为人类作出了卓越贡献，成为世界上伟大的民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站立在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五千多年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十三亿多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无比广阔的时代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长期以来，青铜器、古文字、城墙作为文明起源的三要素的说法几乎统治了整个西方学术界，很多西方学者由此认为，中国最早的文明在距今3500年左右的商代才开始起源。20世纪20年代以后，由于受中国文化西来说的影响，也有一些国内专家认为，只有殷商时代的青铜器和殷墟的甲骨文才是文明的要素，到了殷商才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文明”。后来发现了偃师二里头遗址，又有人说距今3700多年的二里头文化才是中国文明史的开端。易中天先生在他的《易中天中华史》中即持中华文明史只有三千七百年的观点。他说：“《尚书》《国语》是不可相信的，《诗经》《左传》比较可靠，《史记》里面也有不可靠的地方。”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易先生仍坚持己见：从二里头算起，我们是3700年文明史，“因此，我们以后不能说五千年文明史”。随着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探索和中国的发展，大量古文化遗址被揭露于世，屡有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一再被证实，想必上述学者也会有所触动。

三、仰韶文化晚期中原城市群

河南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五千多年前，由巩义双槐树遗址，郑州西山遗址、大河村遗址，荥阳青台和汪沟遗址形成的仰韶文化晚期城市群，标志着中华文明在河南曙光初现，历经夏、商、周、汉，魏、晋、隋、唐，到北宋达到鼎盛，河南成为支撑中华文明绵延至今的主要文化坐标。

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和我国地质学家袁复礼等人在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考察时，发现了中国新石器时代重要的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由此拉开。

近年来，我省广大考古工作者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所取得的成果为基础，握紧“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和“夏文化研究”两个抓手，有序开展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和研究工作，“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取得累累成果，与全国其他地区的考古成果交相辉映，共同实证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重要时空节点。

一种文明结果的产生，除了地理环境等根本的制约因素外，还有各种看似分散的因素在进行长期的综合作用。在仰韶文化之前，或仰韶文化时代，中国有多个文化圈。中原文化圈，裴里岗文化——磁山文化——仰韶文化——中原龙山文化；长江下游文化圈，河姆渡文化——宁（波）绍（兴）平原滨海文化；长江下游文化圈，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湖北文化圈，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湖北龙山文化；山东文化圈，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北方文化圈，红山文化——夏家店文化——燕山文化——北方龙山文化；陕甘文化圈，大地湾文化——马家窑文化——陕西龙山文化。这几个文化圈，开始的时候文化面貌差异较大，到后来除长江下游文化圈消失之外，其他文化圈都发展和归类为龙山文化圈。各地域的龙山文化虽有差别，但大体上属于一个大的文化类型。这里面，地理环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中原位处天下之中，而且黄土平原有着肥沃的土地和便于开垦的土壤。此外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战争。战争是权力强化最有效的方式，而且五帝时期部落战争是非常普遍的，所以我曾提出了一个观点：战争是文明的催化剂。

而河南从新石器时代末期巩义双槐树河洛古国、三门峡庙底沟二期文化、洛阳王湾三期文化、郑州花地嘴遗址、新密古城寨遗址、辉县孟庄遗址，再到夏代的河南登封王城岗城址、淮阳平粮台遗址、新密新砦遗址、偃师二里头遗址、荥阳青台遗址、郑州洛达庙遗址等，都出现了整体和持续繁荣的趋向。直到商周，河南一直都居于领先地位。这就是考古学所研究提供的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形成的物质文化背景。

在仰韶文化晚期，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是文明发展程度最高的典型代表，而河南偃师二里头都城遗址则是中华文明由多元到一体的重要实证。从双槐树到二里头的文化遗存，见证了双槐树古国到夏朝王国1500年左右的历史发展进程，实证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一体格局。

大约5300年前至5000年前，浙江良渚古城、巩义双槐树古城、湖南城头山古城、甘肃南佐古城以及城址内连成一片的几十万甚至数百万平方米的都邑性村落，特别是河南双槐树遗址及其周围规模巨大的聚落群和城址群，证明已经初步建立起一个以双槐树古国为核心的邦国联盟，成为具有区域王权的早期国家，标志着中华文明的形成。

目前，学界多把中国历代国家体制分为古国、王国和帝国三个类型，而距今5300年到5000年前左右的双槐树遗址已经具备古国的要素，有专家学者称其为“河洛古国”或“黄帝古国”。双槐树遗址面积达117万平方米，遗迹遗物众多，其中三重大型环壕、大型院落式基址、祭坛、“北斗九星”、牙雕家蚕等遗物最为引人关注。

双槐树古城与分布其周围的郑州西山古城、大河村古城，荥阳青台、汪沟等古城，组成一个联合体，创造着方国文明。“北斗九星”与彩陶星座图案反映了先民的宗教观念。F12房址前面发现9个陶罐摆放的疑似“北斗九星”的遗迹。荥阳青台遗址也发现有9个陶罐摆放的“北斗九星”遗迹。这种星象遗迹与双槐树、大河村彩陶图案中的太阳纹、月亮纹、星座纹等相互呼应，或代表时人日、 月、年等时间概念，是先民观察和利用天文知识的体现。双槐树遗址出土一枚牙雕家蚕，荥阳青台、汪沟遗址的瓮棺葬内发现多处使用丝绸的痕迹和丝绸遗物。结合大量彩陶、石器、骨器以及碳化的农作物种子的出土，充分证明了5300年前的郑州地区已经进入较为完备的农桑文明社会。

仰韶文化晚期，双槐树等若干个地域中心古国，经过战争的洗礼和文化的融合，发展成为二里头文化，成为当时中华文明由满天星斗向一枝独秀转化的中心,确立了以礼乐文化为根本的中华文明的基本特质。

河南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地域和文化中心，实证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中国历史由远而近，由模糊到清晰，犹如中国的山水画，近处树木婆娑、山石毕露，远处则是云雾缭绕、水天一色。廓清历史的迷雾，呈现清晰的中华文明史，展现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奋斗史和创新史，是我们的责任和目标。

（作者：陈建魁，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