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茗茗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历史与实践表明，中国式现代化的演进、发展，必须牢牢植根民族文化根脉，以此为前提，文化才能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场域中，转化为一种精神力量，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深度赋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党的文化领导权、“两个结合”、文化主体性、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文明交流互鉴等一系列新论断，构筑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主要内涵。习近平文化思想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原理性创新。意识形态是思想文化的主要标识和本质属性，文化由谁支配、为谁服务，是关涉国家发展和民族进步的根本性问题。无产阶级政党既要不断强化“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力量”，更要与时俱进地巩固“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对思想文化建设、发展和教育的坚强领导和有力引领，始终是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政党提出的原则性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文化建设来说，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而所谓守正，“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历史证明，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的一大政治优势。新时代以来，我们党一以贯之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在文化传承、建设、教育等层面取得一系列显著成就，谱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的篇章。从话语形态和内涵阐释的角度上看，文化领导权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规律进一步的揭示，彰显了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原理性创新。

　　“两个结合”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法论指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结合”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呈现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法论思考，深刻揭示了党的理论创新规律。

　　“两个结合”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为新时代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科学的方法指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第一个结合”具有“总体指向”特征，指引文化发展的道路和方向，“第二个结合”具有“重点凸显”属性。作为“又一次思想解放”，“第二个结合”不仅破除了传统和现代相对立的观念桎梏，还破解了“古今中西之争”，推动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夯实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两个结合作为方法论，其实质在于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促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现代性的递升，不仅确立起马克思主义在文化传承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还肯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走向现代化进程中的主体地位与时代价值。

　　“文化主体性”反映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认识论自觉。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明确提出“文化主体性”的重大论题：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文化主体性”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概念，反映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种认识论自觉，在实践中为巩固文化主体性、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基本遵循。

　　从本质上看，文化主体性是指文化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实体的内在规定性，它标志着一种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自我身份民族性和独立自主性。一方面，就文化自我身份的民族性维度出发，文化主体性是指任何一个民族都有维护本民族向心力、凝聚力的精神支柱，每一个民族都应该自觉地爱护本民族的文化，通过不断地创新、发展和学习，以赋予本民族文化的生命力。文化主体性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体现为“中华民族中的成员对其主体文化的自我认同性”，即文化认同彰显民族国家的文化主体性。另一方面，就文化独立自主性而言，文化主体性强调中华文化发展的“内部生成”路径：一是中华民族作为中华文化的创造主体和发展主体；二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文化的传承者和弘扬者；三是强调中外文化交融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由此，从文化主体性的建构过程来看，中华文化的未来，既不是对传统的简单回归，也不是对外来文化的单纯模仿，而是基于本民族文化的智慧，同时正视人类现代文明所昭示的时代潮流，创造既顺应历史潮流又能够回应现代文明诸多问题的新文化。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形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新样态。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这一新命题，“‘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回答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选择的文化形态，形塑了与现代社会相适应、同当代文明相协调的全新文化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新样态。

　　内在地看，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魂脉传承、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精神赓续、以“两个结合”为焕新转型，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科学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与此同时，明确了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服务；明确了文化建设的战略出发点——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动力支持。从本质上看，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具有时代性和实践性，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遵循了文化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特殊规律，始终坚持以文化的现代化形态促进人的现代化状态，为丰富和完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自觉能动的精神主体。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为繁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贡献了重要版图，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动力引擎。

　　“文明交流互鉴”彰显了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倡导开放和包容，主张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理念，对于不同的文化，向来主张相互尊重与包容共存。“文明交流互鉴”在尊重世界各国不同民族文化的合理性、价值性的前提下，强调不同民族国家的交流、协调与融通，主张在多元文化共生的基础上寻求更广范围的互通与合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人类发展和世界前途，寻求构建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新局面，不断探索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意涵；从历史和现实、中国和世界的视角出发，作出“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平等是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前提”“包容是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动力”“尊重文明多样性，推动能够文明交流对话”“人文交流是加强感情、沟通心灵的柔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是各国人民共同愿望”“古丝绸之路是东西文明交流的重要桥梁”等一系列重要论述，并鲜明地提炼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文明交流互鉴和建设全球文明倡议践行机制的提出，在观念层面，彰显了打破文明隔阂，超越“文明冲突”和“文明优越”的“中国贡献”，为人类文明进步指明了方向，为进一步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山东师范大学基地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