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认同是个体在所属文化群体与其场域内形成归属感、获得保持与创新自身文化的社会心理过程。文化认同使人们形成共同的信仰和价值观，是国家认同的基础，也是维系民族和国家的重要精神纽带。对“记忆场所”的依恋和由此带来的“乡愁”是人类共有的情感特征，留住身边的记忆场所是对相关群体的尊重，也是群体文化认同的必要条件。记忆场所的破坏或消失，则会割裂记忆，造成群体性文化创伤。河南大运河作为中国大运河的“摇篮” 和“主体根脉”，承载了“开拓创新、生生不息、国家一统、开放包容”等文化精神和国家形象，在增进文化认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方面可谓责无旁贷。如何激活大运河记忆，活化大运河记忆场所，使中华民族这条“流动的血脉”重新焕发生机活力，进而增进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显然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要课题之一。

一、记忆场所：理论与认知

记忆场所（MemoryPlace），指保留和繁衍集体记忆的地方，由于人们的意愿或者时间的洗礼而变成一个群体记忆遗产中代表性的场所。记忆场所是时间层面的“记忆”和空间层面的“场所”之有机结合。1978年，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Nora）首次提出 了这一概念。他在研究中发现，历史遗留下的空间场所对于群体文化认同有很大的影响，主张通过记忆场所的研究来更好地拯救残存的集体记忆，找回群体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从客体特征来看，记忆场所包括历史性建筑、景物、场地空间及其承载的历史故事和仪式性活动。从记忆场所本身蕴含的文化来看，则包含内隐文化和外显文化。前者指向记忆场所文化的“哲学的、主体的、心灵的存在”，大运河承载的“乡愁记忆”“运河精神”等就属于这种内隐文化。这些记忆和情感并非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而是与人们日常的居住环境、生态环境、社会环境、生活环境息息相关。外显文化是记忆场所外在的、物化的存在，是以物质形式为表现的可视文化，如运河水道、码头、河堤、桥梁、仓窖、水工设施等。内隐文化是外显文化的灵魂，外显文化是内隐文化的载体，二者互相依存、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因此，对于大运河文化建设来说，就必然涉及一个如何通过外显文化载体来传承内显文化精神的问题，即如何通过记忆场所的保护和建构来弘扬运河文化精神，进而增进文化认同的问题。

对记忆场所的依恋和由此带来的“乡愁”是人类共有的情感特征。那些具体的、充满爱与忧伤的记忆通常就承载于具象的记忆场所之中，“袅袅炊烟”、“小小村落”，甚至是“路上一道辙”。留住乡愁，留住记忆场所也是群体文化认同的必要条件。随着时代的变迁，尤其是工业化生产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人们对河南大运河的文化记忆已逐渐消退。提起大运河，许多民众首先想到的是“京杭大运河”，对河南大运河呈现出集体性记忆模糊、体验性记忆失落的状态。而历史的记忆对一个人、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都是至关重要的。一个人失去记忆将成为植物人，一个民族失去记忆将成为植物的民族，一个国家失去记忆将成为植物的国家。而记忆的延续需要载体，大运河承载的文化记忆需要通过运河记忆场所的保护和激活来传承，以重构运河沿线居民被现代化逐渐消解的“共同体意识”，增进文化认同。

二、以人为本，保护记忆场所，留住大运河乡愁

当前，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城市发展变迁为世人瞩目。与此同时，城镇化也带来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比如，大量承载着集体记忆和乡愁情感的记忆场所遭受着前所未有的破坏，地方文化认同面临着被消解、被同化的危机。文化认同产生危机，则直接威胁民族的存续和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文化认同的过程不能脱离具体的语境与场所。记忆场所的保护对于增强文化认同的积极作用已经得到了实践的验证。大运河文化建设中，要让人们留得住记忆，记得住乡愁。唤起“乡愁”的重要因素就是家乡的空间意向。那些具体的、充满爱与忧伤的记忆通常以“家”的场所为中心，由微观到宏观、由小到大形成了乡愁中的“家国情”。而这种“家国情”，正是全球化语境中我们应对文化认同危机的有效路径。当前，在大运河文化建设中，对于大运河水工遗迹及相关遗产，保护始终是第一位的，这是不容置疑的，只有保护好了这些文化遗产，我们的民族记忆才会有依附的载体。

然而，保护的方式是否就是把文化遗产隔离封闭起来，将其抽离民众的日常生活场景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这样做的结果，极有可能是割裂民众的集体记忆和情感依恋，将文化遗产保护变成对文化遗产的“临终关怀”。以通济渠郑州段的惠济桥为例（位于郑州市惠济区惠济桥村），惠济桥是隋唐大运河上的一座著名石桥，始建于隋，明嘉靖年间重新修复。这座一千多年前的石桥见证了隋唐大运河的繁盛，承载了运河两岸居民的家国记忆。然而，随着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及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进程的推进，惠济桥村面临着拆迁的命运，村民们面临离开故土的处境。昔日充满烟火气、与老百姓朝夕相处的惠济桥，要被端端正正地保护起来，这种生硬的抽离与隔断，是对记忆场所的损毁，是对“乡愁”载体的破坏，是与大运河文化建设的主旨相背离的。须知，世代居住于此的城乡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才是文化建设的主要服务对象,这个文化主体不能缺位。要之，大运河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保护记忆场所，留住“乡愁”，让文化认同有所凭依。

三、守正创新，活化记忆场所，讲好大运河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当前，河南大运河已探明河道686公里，但其中有水段仅267公里，且均不再通航。从视觉效果上看，与江浙一带的京杭大运河相比，隋唐大运河故道似乎已经失去了运河的风味，运河的历史记忆似乎也已离人们远去。而历史的记忆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河南大运河记忆场所亟待活化，激活人们的历史记忆，讲好河南大运河故事，建构家国文化认同。

把集体记忆融入现代生活，使之在现代空间活化生长，在日常生活语境中不断得到滋养，是激活大运河记忆场所的重要路径。大运河记忆场所承载着运河居民的“乡愁”，从文化认同的高度出发，必须走入百姓当代生活，不能简单地搞封闭式博物馆或立牌子式的保护。伦敦西部的卡姆登市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卡姆登市场最初形成于1974年，摄政王运河水闸沿岸的废弃车间、码头被重新利用，成为手工业车间和特色小市场，并围绕水闸市场不断拓展休闲娱乐、零售、文化创意等功能。到20世纪90年代，大多数旧建筑成为创意工坊、 商店与文化设施所在地，并新增了跨河步行桥及运河沿岸休息座椅等设施。丰富多彩的文化创意产品，运河沿岸独特的水闸风景和休闲空间，使卡姆登市场成为伦敦最热门的休闲场所之一，人流如织，充满活力，深受伦敦市民和游客喜爱。这样的做法很值得我们借鉴。当前，河南大运河水工遗存等记忆场所大多处于“立牌子式”的“静默保护”状态。例如，因运河而生的滑县道口古镇，现有卫河全段仅存的分布密集、保存较好的9座码头，呈线性密集分布于卫河南岸，一直沿用至20世纪70年代，是河南大运河航运的鲜活历史见证。但由于未能有效融入百姓日常生活语境，缺乏“烟火气”，对社会公众普遍缺乏文化吸引力，亟待活化发展。应在科学保护的大前提下，充分考虑运河两岸居民的文化情感、生活习惯，科学规划，因地制宜，打造“运河＋”系列文旅融合新业态，活化记忆场所，讲好河南大运河故事。

四、“创意＋科技”赋能，唤醒集体记忆，增进文化认同

历史记忆往往附着在物质载体上，然而，历史的沧桑变化往往使得今天的“记忆场所” 早已远离了曾经的社会文化土壤，进而造成群体性“文化无感”。这就需要我们通过新的手段新的方法来激活、再现曾经的历史记忆。伦敦在20世纪90年代即推出了“向导电话”这一公共服务项目，人们可拨打特定电话号码来了解相应场所的历史信息。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情感城市互动地图”，则将特定的记忆场所和相关故事结合起来，让市民分享集体记忆。

现代科技的发展，为我们激活记忆场所提供了更多的路径选择。我们应以新文化业态、新表现方式、新传播手段赋予河南大运河新的魅力、新的生命，以更加鲜活、时尚的形式增强大运河的文化吸引力和感召力。应通过打造视听节目数字化产品、建立社区故事论坛网站等现代科技手段讲好大运河曾经的故事，通过3D影像科技、多媒体互动展示、VR虚拟仿真及场景模拟等技术手段，提升大运河文化专题博物馆及展览馆展示水平，提升民众文化体验质量。例如，洛阳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中的“一粒米的漕运之旅”，人们可跟随“一粒米” 沉浸式感受漕运之旅。整个过程以环幕影院、互动游戏、语音问答等形式，生动展示了运河沿线城市风貌、河工技术、漕运制度、粮食仓储等文化元素。数字化新场景的打造，让大运河文化变得可触、可知、可感，生动鲜活。

（作者：高伟洁  单位：郑州大学管理学院  本文系2024年度河南省文旅厅研究课题“文旅融合背景下河南省非遗保护传承与旅游活化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