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别山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重要根据地，它的存在极大推进了中国革命的进程，也激励了全国各地的革命斗争。该区域曾长期作为我国革命史上的战略要地，历经战火重重考验，培养出一大批革命火种撒向全国各地。这片土地上无数革命先烈挥洒汗水与血泪，最终促成了革命的胜利与新中国的诞生。通过对大别山革命根据地革命史料的整理，笔者更深刻地体会到了大别山地区革命历程的艰辛，更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性与先进性。大别山革命根据地的革命历程给了我们很多启示，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革命斗争居然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成功，这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党对人民的全面动员以及获得人民的支持，用一句话形容最为贴切，那就是“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

“疾风知劲草”一词出自《东观汉记·王霸传》：“上谓霸曰：‘颍川从我者皆逝，而子独留，始验疾风知劲草。’”《旧唐书·萧瑀传》又曰：“﹝太宗﹞赐瑀诗曰：‘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该词体现了在困难面前依然坚守到底的精神。“烈火见真金”乃现代汉语词语，意思为在烈火中灼烧能辨别金子的真伪，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才能考验出人的根本品质。以“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来诠释大别山革命根据地的革命精神十分恰切。

彼时中国内忧外患，无数仁人志士在革命的道路上经历了刀山火海般的苦难，其间充满了杀戮、迫害与死亡，充满了流血与牺牲，革命者凭着坚如磐石的钢铁意志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终令革命老区红旗不倒、光芒万丈。在血与火的历史环境中，大别山革命根据地为新中国的成立做出了重大贡献，也付出了巨大牺牲。

一、革命斗争历尽艰险

20世纪初，中国社会动荡政局不稳，民众对晚清政府及北洋政府充满失望与不满。大别山地区的一些进步青年接触、引进、传播起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活动，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以激发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大别山地区地势险峻，易守难攻，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但是山区经济贫困，税负沉重，民众生活困苦不堪，革命思想在这样的环境土壤条件下悄然扎根。1919年，商城人民就积极响应五四爱国运动，反帝爱国热潮遍及城乡。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大别山地区的革命力量逐渐得到传播与发展，在全国有组织地开展起了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反抗斗争。陈潭秋和包惠僧都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二者皆黄冈籍。回黄冈后积极吸收进步师生加入共产党，随即建立八斗塆、陈策楼两个党小组。董必武、陈潭秋到武汉后积极办好私立武汉中学并发展党组织，鄂东黄冈县党小组也随即成立。

大革命失败后，党的领导人高举土地革命战争和武装斗争的旗帜，反抗国民党的镇压、屠杀与进攻。1927年，国民党对共产党发动“清共”运动，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党组织在大别山地区秘密建立地方支部，开展农民运动，发展并积聚红色力量。大别山区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而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它北望黄河，南临长江，东有良田矿产颇丰的江淮平原，西有北京至汉口的平汉铁路，该区域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对于左右中国的战争形势具有重要意义。且大别山地区地形复杂、水源充沛，更可谓天然的防御之地，中国共产党选择此地持续发展力量，充分证明了革命先辈具备长远的战略眼光。

1927年11月的黄麻起义，1929年11月的六霍起义，1930年代中共在大别山地区又多次开展革命活动，为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将皖西的工农武装割据斗争扩展到周边广大地区。1931年，在大别山地区开展土地革命，信阳和六安等地逐渐成为革命的中心区域，周边地区的游击队陆续汇集，逐渐形成了强有力的革命力量。

大别山革命根据地建立后，在中共领导下开展了一次又一次反对国民党军队的武装斗争。共产党人还积极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与革命，通过政治工作逐步壮大革命队伍。针对蒋介石对中共进行的多次“围剿”，红军通过“游击战”这种机动灵活的战术，有效削弱了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这已经是最大的胜利。

1938—1945年抗日战争期间，一个个游击队员不惧流血牺牲，勇谋兼备，积极开展游击战。国共合作期间，通过军队整合，八路军一次次奇袭敌人取得了不错的战绩，中共在抗击日军方面也做出了巨大牺牲。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1949年，国共两党在大别山地区再次开战，争夺、对抗、互相消耗。大别山地区处于战略要地，距离国民政府的首府（首都）南京较近，距离湖北重镇武汉也不远。1947年夏，刘邓大军战胜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挺进大别山，解放战争从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性进攻的序幕。

二、思想教育广泛开展

在大别山地区中共不仅持续开展武装斗争，还对民众进行革命思想的启蒙与宣传工作。建党后，革命火种一直在持续燃烧，很多地方陆续建立学校开展教育，集中培养革命人士。首先，一些地方开设平民学校，如湖北黄冈县内就先后开办平民小学、平民夜校、平民俱乐部；早期革命者张书田在家乡湖北省大悟县汪洋店附近办平民学校；进步学生们在孝感城关创办“孝感暑期补习学校”；董必武组织麻城工作组在湖北麻城创办了平民学校；中共商城特支创办商城县第一所“平民夜校”；共产党员詹谷堂在皖西笔架山、葛藤山、王畈等地农村创办农民夜校和识字班……通过农民学校向农民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培养农民运动骨干。其次，还有工人、妇女群体的学校，如湖北蕲春县城成立工人纠察队、创办工人文化补习学校和工人子弟学校；河南息县成立妇女协会并附设妇女补习学校……在学校秘密传播革命思想、宣传革命工作、进行革命教育。此外，还有湖北黄梅县等地方举办短期培训班，教授作战方法及其他军事知识，还进行革命常识教育，培养革命人才。

通过宣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提升民众政治觉悟，通过组织文艺活动、开展文化教育课程，帮助当地民众认识到社会的不公与自身权利，深化群众革命的意识。更通过土地改革，使贫苦农民得到土地，提高了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及参与意识。他们对红军更加信任与支持，革命队伍迅速发展壮大，为革命斗争的胜利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正是有了相应的思想基础，在中共组织建设时期、大别山苏区革命根据地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大别山地区的革命力量才一直不容忽视，为革命活动的顺利开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革命胜利经验总结

大别山革命根据地的革命者们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积累了不少成功经验。

1.重要领导人制定合理的战略决策。中共重要领导人及大别山区的革命领导人深刻了解大别山地区的地理优势以及人民群众的拥军情况，指挥地方党组织制定合理的战略决策，保证了革命斗争的正确方向，无形中提升了革命队伍的战斗力。

2.密切联系群众。大别山革命根据地的艰苦发展历程与传统封建制度的崩溃、民族危机的加剧密切相关。当时社会环境复杂，政治动荡。外有侵略、内有压迫，民心不稳。革命思想随着进步人士的引介逐渐传播，民众渴望改变现状，渴望见到光明，这种环境为红军的建立创造了良好条件。在革命根据地，地方干部积极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合理利用当地资源和民众的拥军情绪，解放战争时期才敢于兵行险着，“千里跃进大别山”直插敌人心脏区域，夺取了战争的主动权。

3.充分运用游击战。游击战灵活机动，在敌强我弱的背景下，通过这种战术能够快速打击敌人并且有效地保护自己。在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推广使用，并一度发展成为军事原则。

革命根据地的成功经验还有很多，比如如何动员群众、建立基层组织，又比如如何对广大农民提供福利与关怀、深化党组织与群众的关系从而赢得民众的支持等等，都有利于推动革命事业的延续与发展。

四、红色文化激励后人

大别山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该地区的革命工作为中共积累了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为其他地区革命斗争提供借鉴，同时还通过教育工作和革命斗争实践培养出了一批批革命干部。革命胜利后，这些优秀革命人士又成为新中国的建设者和重要领导力量，把革命精神带到新的工作环境中，为更多的人谋福祉。

当时进步人士及团体创办的进步期刊影响深远。在时局动荡、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依然创建了一大批刊物，如1923年新蕲春学会成立并创办《新蕲春》；1925年，黄安青年协会创办进步刊物《黄安青年》；1926年河南青年协社商城分社成立并创办《商城青年》；1927年中共潢川特支创办《潢川国民》周刊；1927年，中共怀宁县临时县委编印机关刊物《新生活》；1929年鄂东特委党支部创办学习刊物《红旗》；1930年中共商城县委创办的机关刊物《咆哮》和共青团商城县委机关报《少年先锋》，还有群众性的《红日》半月刊（后改为《红日》画报）；1931年中共霍山县委创办《雪花报》，皖西北特委创办《皖西北日报》、《火花》半月刊、《红旗》双月刊，皖西北特区苏维埃办有《苏维埃周报》，鄂豫皖特委办有《列宁周报》和《党的生活》，鄂豫皖特区苏维埃办有《苏维埃》，军委政治部办有《红色战士》、《红军生活》和《红军党的生活》，军委办有《消息汇报》等；1938年舒城县动员委员会创办《舒城战报》，中共党员华兆江（又名江兆华）创办《突击周报》（又称《新潮半月刊》）；1943年新四军第五师十三旅政治部创办《好战士报》，安应县（鄂豫抗日根据地时设）委机关报《安应农救报》；1944年中共黄冈中心县委创办《黄冈农民》周报；1945年鄂东军区政治部创办《前进报》等等。

大别山革命老区经历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历程，该地区成为当时培养革命力量的摇篮。大别山地区的革命人士在革命斗争中得到了锤炼，积累了斗争经验，造就了一大批革命干部，也牺牲了一大批冲锋陷阵的革命战士。

在大别山革命历史的名册上，一串串人名的祖籍地都与大别山地区各县市有关。比如董必武（湖北红安人）、陈潭秋（湖北黄冈人）、包惠僧（湖北黄冈人）、恽代英（湖北武昌人）、陈独秀（安徽怀宁人）、徐智雨（河南潢川人）、冯新宇（河南潢川人）、朱澍川（河南潢川人）、熊少山（河南光山人）、王志仁（河南光山人）、吴焕先（河南新县人）、高敬亭（河南新县人）、许世友（河南新县人）、戴克敏（湖北红安人）、萧伯唐（湖北英山人）……据统计：从1955年至1964年，鄂豫皖三省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的有570人，占当时全国将军总数的35.5%，仅皖西籍的将军就有108人，其中六安县独山镇就走出了16位将军，被称为“一镇十六将，独秀大别山”；红安、大悟、新县、金寨、六安等5个县被誉为将军县，占全国9个将军县总数的一半以上；新中国成立前，仅六安就有30万人为了国家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巍巍大别山，革命薪火延。百年铸真章，精神永流传。”大别山革命根据地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记忆与文化意义，成为中国红色文化的一部分，至今还影响着后代人的思想建设工作。大别山地区的很多革命纪念地，成为中国红色旅游和教育的重要场所。

大别山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重要根据地，其历史价值意义非凡。当时的革命活动不仅推动了地方社会的深刻变革，也为新中国的成立打下了良好基础。大别山革命老区的历史故事充满了斗争与希望，是中国人民追求自由与思想解放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应该铭记那些为革命事业献身的先辈们，汲取精神力量，艰苦奋斗，珍惜幸福生活，憧憬美好未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断奋斗。在当今和平年代，战争形式早已转化为无硝烟之战，如何更好地服务人民、团结人民，以更好地维护国家稳定、和平发展，是值得我们迫切重视和深思的重大课题。

【作者：李暖，河南大学校聘副教授 本文系河南省哲学社科规划项目“大别山革命老区大事编年（多卷本）”（项目编号：2021BLS004）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