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31日，解放军进入北平城，北平和平解放，北平城终于“完好无损”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这为新中国的定都奠定了基础。北平的和平解放是解放战争中震动中外的伟大历史事件，它标志着平津战役的胜利结束，顺利完成了平津战役的预期目标，同时，北平解放后创造的解决国民党军队的“北平方式”成为后来解放湖南、四川、新疆、云南的范例。北平之所以能够和平解放，是各方共同努力的结果，而在北平和平解放过程中，聂荣臻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积极贯彻中央战略意图，切断傅作义西逃退路，为和平解放北平奠定了基础

1948年9月，解放战争已经进入战略决战的关键时刻。9月24日，华东野战军仅用了8天时间就攻克了济南，全歼守敌10万余人，并活捉敌方将领王耀武。济南战役拉开了国共双方战略决战的序幕。为了加快全国解放战争的进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意图是首先歼灭东北境内的敌人，解放东北，然后回过头来解放华北和西北。在解放东北的过程中，聂荣臻领导的华北军区处于全力配合的位置，也就是牵制关内敌军，主要是牵制傅作义部，不让其出关支援东北敌军，以此来配合东北野战军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辽沈战役于9月12日开始至11月2日结束，历时52天，歼敌47万，东北全境获得解放。辽沈战役结束后不久，毛泽东开始酝酿解放华北地区，要求东北野战军结束休整迅速秘密入关，与华北军区相互配合发动平津战役。11月6日，淮海战役开始，我军不断地取得胜利。此时的华北敌军，在1948年华北解放军发动的秋季攻势受到沉重打击后，又失去了南北两面友军的依托，处于孤立无援、军心动摇的状态。华北战场上，傅作义的主力部队有4个兵团、12个军、52个师，共60余万人。此时华北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已被压缩至东起北宁线的滦县、唐山西至平绥线的张家口、柴沟堡等狭长地带。傅作义率领的国民党军队此时处于劣势，随时有可能西逃或者南窜，为把敌人抑留在华北不使其逃走，聂荣臻按照中央军委的决策部署行动，华北解放军先后包围了张家口和新保安的敌军，拖住了敌人。这样一来，一方面为东北野战军入关争取了时间，另一方面也为平津战役从西线开始拉开了序幕。11月27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歼灭平、津、唐（山）、张（家口）之敌的部署》，平津战役开始。我军在包围新保安敌人之后并没有立即动手将其消灭，而是采取“围而不打”的策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有深层次的考虑，一方面东北野战军入关后正在进行战役部署，还没有完成对北平、天津、塘沽的敌人完成隔断、包围，在此情况下贸然进攻新保安之敌，会使张家口的敌人突围逃跑；另一方面，也方便我军对北平、天津、塘沽敌人采取“隔而不围”的策略，以此来迷惑敌人，在敌人不知不觉中，我军完成了平津战役的部署。

与此同时，毛泽东指示淮海战场暂不做最后歼敌部署，以此使蒋介石难以下决心从海上撤走平津守敌。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又命令山东部队控制胶济线防止敌人从青岛逃走，又指示聂荣臻领导的华北军区，构筑阵地防止敌人从陆地南逃。聂荣臻领导的华北军区积极贯彻中央的决策部署，很好地完成了任务。在中央部署完毕后，12月22日，我军对新保安之敌发起总攻，全歼傅作义“王牌”主力三十五军；12月23日，我军又对张家口之敌发起总攻，歼敌5万多人，极大削弱了傅作义的力量。我军在西线新保安和张家口战役的胜利，截断了傅作义西逃的道路。与此同时，我军在东线也完成了对天津、塘沽的包围，并且还解放了唐山等地。傅作义海上出逃的道路也被阻截，傅作义的军队基本上都退至北平城，此时的傅作义孤立无援、身陷困境，这为我军和平解放北平奠定了基础。

二、根据形势发展，适时提出和平解放北平的设想

1949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组成平津战役总前委，统一领导与指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并肩作战。新保安、张家口战役之后，傅作义西逃之路被彻底切断，而他赖以起家的“老本以及后来的资本，几乎全部搞光了”，这是傅作义所没有想到的，这对“傅作义的打击是极其沉重的”。这时，聂荣臻开始反复考虑能否使北平和平解放的问题：“如果东面堵住了敌人的退路，能不能争取和平解放北平？”聂荣臻之所以有和平解放北平的想法主要基于以下几点：一是傅作义在军事上节节失败，又受到蒋介石的排挤，傅作义也认清了蒋介石的真实面目，国民党统治黑暗，迟早会垮台，傅作义又不愿为蒋介石卖命，其心存爱国宏志，厌倦战争，在各方的劝说之下于1948年11月17日通过中共地下电台向毛泽东发出电报，表示不要内战，要求和谈；二是傅作义的王牌三十五军已被我军消灭，这对其打击尤为沉重，北平于12月13日前后被我军包围，傅作义和蒋介石的部队被分割在平津两地，如果我军再拿下天津，傅作义海上逃跑通道被封死，逼其走上谈判道路，和平解放北平的前景是存在的；三是北平是文化古都，有众多文物，为保护文物免于战火，和平谈判是有可能的；四是聂荣臻在西柏坡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谈话时，就曾议论过新中国成立之后，拟建都北平，如能使北平损失越小越好，“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功德一件；五是聂荣臻通过刘仁领导的北平地下党获得了大量的情报，对敌情掌握得一清二楚，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我党地下党员）劝说傅作义和谈，并将傅作义的情况向我党汇报，聂荣臻对此评论说“几十年来，我打过许多仗，能够如此及时了解对方最高指挥官的动态，还是不多的”，这使聂荣臻“做出正确判断，下定正确决心，进行正确部署，具有重要作用”；六是傅作义发出和平谈判后，聂荣臻与傅作义代表在石家庄进行过接触，聂荣臻也知道党中央和毛泽东有用军事手段和政治手段两手解决北平问题的打算。基于以上几点，聂荣臻适时提出北平和平解放的想法，并与林彪、罗荣桓进行商量。聂荣臻向林彪、罗荣桓提出自己的想法之后，罗荣桓支持聂荣臻的想法，但林彪认为“想法好，但恐怕是幻想”。聂荣臻认为事关重大，就以个人名义单独向毛泽东发电报，提出建议：“在打下天津以后，争取和平解放北平。”随后毛泽东回电表示完全同意。此后，林彪很少再过问此事，将和平解放北平的工作交由聂荣臻和罗荣桓处理，聂荣臻与罗荣桓开始积极开展工作，努力使和平解放北平的想法变为现实。

三、积极开展工作，促使北平和平解放成为现实

 1948年9月济南解放后，杜任之就预见了局势的发展，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全面进入夺取城市的阶段。杜任之就通过阎又文会见傅作义，策动傅作义与中共进行和谈，希望和平解放北平。结果，杜任之与傅作义交谈过程中发现傅作义对局势发展认识得并不清晰，双方交谈无疾而终。9月初，杜任之得知蒋介石在北平主持召开军事会议，他还向杜敬之建议傅作义效仿张学良发动一个“北平事变”。10月中旬锦州解放之后，傅作义秘书阎又文让杜任之做准备，随时与傅作义见面商谈和平谈判问题。随后杜任之又通过刘后同向傅作义建议和谈。而我方地下党员李炳泉到1948年11月底才说服其堂哥李腾九向傅作义进言和谈。辽沈战役之后，形势日益对傅作义不利，傅作义焦虑不安，李腾九趁机向傅作义进言和谈，傅作义也有和谈之意，在各方共同劝说之下，傅作义在犹豫不决中同意与中共和谈，并于1948年11月17日通过中共地下电台向毛泽东发出电报，表示不要内战，要求和谈。1948年秋，刘仁派人与刘后同联系，让刘后同劝说傅作义效仿吴化文帮助解放军解放济南的方式解放北平。这是我党比较早提出和平解放北平的想法并通过劝说傅作义以起义的方式来实现，但是刘后同认为傅作义不会效仿吴化文，因为吴化文是投降，傅作义宁愿杀头也不愿投降的，后来在杜任之等人的劝说下刘后同才同意去劝说傅作义和谈。对于和谈，毛泽东在进行平津战役部署时，就提出要“争取让中央军不战投降”，并指示“此种可行很大”。聂荣臻进一步具体化，并使这种想法变成现实。

1.指导地下党积极开展促使北平和平解放的相关工作

聂荣臻根据中央的指示，通过北平地下党与傅作义取得联系商谈和平解放北平的问题。1948年12月聂荣臻到达平津战役指挥部孟家楼，为便于开展工作，聂荣臻提议，将华北城工部调到孟家楼，以加强对解放北平秘密工作的领导。随后刘仁带领工作人员到达孟家楼，通过电台与北平地下党保持密切联系。聂荣臻正是通过刘仁领导的城工部得知北平城内的一举一动。为了能够和平解放北平，聂荣臻要求城工部“一是要做好宣传、团结群众的工作，这项工作做好了，力量就可以大大增强；二是做好分化、瓦解敌人的工作，这项工作做好了，就可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三是要做好情报工作、物资保证工作以及迎接解放军进城的工作”，而且还要求做好傅冬菊的工作，随时了解傅作义的动态。城工部很好地完成了聂荣臻交代的任务，成功地策动了九十二军的起义动员工作。在做好以上工作的同时，聂荣臻还要求刘仁率领的城工部要通过傅作义的幕僚来做其工作，刘仁随后陪我党地下党员曾常宁（曾延毅女儿）做曾延毅的工作，曾延毅去说服傅作义效果不大，曾延毅等又去说服刘后同去做傅作义的工作，刘后同“完全承认里应外合解决中央军思想”，积极去做傅作义的工作，傅作义态度有所转变。与此同时，城工部还请出马占山去做傅作义的工作，另外，城工部还通过社会名流徐悲鸿、周炳琳、朱光潜、许德珩等以及工商界的北平企业公司经理冯杰宸、北平市工业会理事长傅华亭、法律界代表河北省高等法院院长邓哲熙等人去做傅作义的工作，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此外，城工部还领导2000多名地下党员，联系两万多进步群众开展了广泛的和平解放北平运动。一方面造成和平解放北平的声势，影响傅作义及其所属部队，另一方面严密组织防火、防特、护厂、护校等工作。所有这些工作对傅作义下定和平解放北平的决心有重要影响。

2.提出攻打天津，促使北平和谈出现实质性进展

在各方的影响之下，傅作义虽然派出代表与我党进行和平谈判，但是态度并不积极，一直处于犹豫不决的状态，并没有下定最终决心。之所以如此，一是对我党还不是很信任，傅作义认为和平解放北平就是投降，我党地下党员及其爱女傅冬菊多次向其进言，和平解放北平不是投降是起义。而且傅作义还怀疑共产党能否履行承诺，“是否守信用，谈判后能否认真执行和平规定？”一旦共产党未能履行承诺不但害了自己还害了自己的部属，因此傅作义多次询问我党地下党员是否毛泽东派去的，是否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意思，并且要求其和谈代表一定要谈得详细具体；二是因为傅作义还有幻想，天津虽然被我军包围，但是并没有被我军攻下来，天津城防坚固短期内不易被攻破，傅作义退路还没有完全被堵死，以此为筹码，他拖延谈判时间，增加谈判条件；三是蒋介石在得知傅作义与我党有和谈迹象后，先后派特务头目郑介民、毛人凤到北平进行特务活动，从中阻挠和谈，而美国太平洋司令白吉尔此时也在拉拢傅作义，愿意提供援助帮其部队南撤，但被傅作义拒绝。另外，在和谈过程中的一些具体细节问题没有解决，致使傅作义未能下定决心。傅作义名义上是华北“剿总”总司令，指挥六十多万军队，但是傅作义自己的部队在北平地区与蒋介石嫡系部队相比是少数，在不知蒋嫡系部队军官态度的情况下，贸然同意我党将其军队统一改编为解放军确有困难。再有，北平地区特务密布，傅作义对能否指挥蒋介石嫡系部队还不确定，没有把握，因此，双方谈判时傅作义顾虑重重，踌躇难决。

聂荣臻认为傅作义对于和谈迟迟不肯答复“是在观望等待”。为了使傅作义下定决心，使和谈取得成功，聂荣臻提出“如果迅速攻打下天津，给敌人一个威慑，北平的和平解决，也就容易得多了”。刘亚楼也认为，“天津几十万国民党守军，由傅作义的好友陈长捷指挥，解放了天津，傅作义断了从海上逃跑的路，也就只能接受和谈条件”。在总前委一致同意攻打天津后，征得中央军委同意，1949年1月14日，天津战役开始，经过29个小时的激烈战斗，东北野战军攻克天津，歼敌13万人。天津解放以后，北平守军海上逃路完全被截断了，傅作义失去了天津这个砝码，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开始有了实质性进展。

3.经过三次曲折谈判，达成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

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先后进行了三次。第一次是1948年12月15日傅作义派李炳泉和崔载之代表傅作义与我党谈判。此次谈判与他们会面的是刘亚楼。这次谈判的结果是：傅要成立联合政府的想法被拒绝，傅能留下两个军，要求傅把蒋嫡系军师级的头目逮捕起来，宣布起义。傅认为此方案无法实施，因为城内中央军的兵力是傅自己部队的十几倍，双方想法相去甚远。聂荣臻通过对第一次会谈的分析认为傅作义派出的两个代表不是军政要员，只带了电台与傅作义联系，也没有带来任何会谈方案。因此，聂荣臻认定，这次会谈只是傅作义的试探性动作。经过分析之后，聂荣臻认为“会谈要成功，必须促使战局发展到傅作义觉得无路可走；同时，也要积极工作，促使傅作义真正认清时局，丢掉幻想”。第一次和谈时新保安、张家口战役还没有进行，傅作义西逃之路还没有被截断，其主力部队还没有被消灭，因此，才有了傅作义试探性的会谈。

第二次会谈是1949年1月8日。这时傅作义的西逃之路已经被截断，王牌军队被消灭，为了给傅作义施加压力，中共中央于1948年12月25日将蒋介石、李宗仁、傅作义等四十三人列为头等战争犯。傅作义甚为焦虑，后来我党向其解释说为了保证双方会谈机密，迷惑蒋介石，防止蒋介石将其除掉，吞并其军队，才将其列为战犯。1949年1月1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的电报中还专门提及此事：“傅氏反共甚久，我方不能不将他和刘峙、白崇禧、阎锡山、胡宗南等一同列为战犯，我们这样一宣布，傅在蒋介石及蒋系军队面前的地位立即加强了，傅可借此做文章，表示只要坚决打下去，除此之外再无出路；但在实际上，则和我们谈好，里应外合，和平地解放北平，或经过不很激烈的战斗解放北平。傅氏立此一大功，我们就有理由赦免其战争罪，并保存其部属”。毛泽东还指示，要求聂荣臻派一可靠的人当面向傅作义陈述此事，随后聂荣臻派遣李炳泉向傅作义说明了此事，由此可见我党的真诚。在各方的劝说及我党的真诚感召之下，傅作义派出其第二批代表周北峰、张东荪与聂荣臻、林彪、罗荣桓等人会谈。林彪、聂荣臻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提出，“首先解决平津两市的问题，由傅作义将军下令把军队调出平、津两城，开赴指定地点，采用整编方式，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对傅作义不作战犯对待，保全他的私有财产，并在政治上给他一定的地位；新保安、张家口的被俘人员一律释放；对傅作义的部属参加起义人员一律不咎既往，凡愿参加工作的，都可留下安排适当的工作；愿还乡的，发足路费，填发证明，资遣还乡，并通知地方政府不予歧视”。会谈之后双方签订了《谈判记录》，并且说明1月14日是答复的最后期限。《谈判记录》由周北峰带回北平城交给傅作义。傅作义看到《谈判记录》后并未答复，而是沉默不语。据当事人周北峰后来回忆说：“看傅的样子是要拖延时间，也有背城一战的可能。”但这时的傅作义已无退路，在其女儿傅冬菊的劝说之下，几日之后才电告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认为十四日答复，“时间太仓促，不日将偕邓宝珊将军再去”。

第三次谈判是在1949年1月14日。此次谈判傅作义的代表是邓宝珊、周北峰，邓宝珊是全权代表。第三次谈判期间我军于15日解放了天津，此次谈判不包括天津，傅作义已无退路可走，只能接受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此次谈判，傅作义方面希望把北平和绥远问题一同解决，但我党出于战略考虑，对于绥远问题暂缓解决，只要北平和平解放能够顺利实现，绥远问题就好解决了。对于绥远问题，毛泽东认为“将用一种更和缓的方式，我们叫它绥远方式”。“绥远方式”不同于“天津方式”和“北平方式”。1月16日，双方达成北平和平解放的初步协议，应对方要求我方代表苏静随邓宝珊进入北平城。1月21日，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陶铸等人进入北平城谈判，双方正式签署《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应傅作义要求，解放军数日内暂缓入城，由双方组织联合委员会接管北平。1月22日至31日，傅作义的两个兵团、8个军部、25个师共25万人全部开出北平城，接受改编，北平宣告和平解放。整个平津战役，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52万人。北平的和平解放，是以军事的推进作为保障，在各方共同的努力下取得的结果，充分显示了我党高远的战略决策、高超的政治艺术和高深的战争指挥技艺。

四、建议举行入城仪式，扩大解放军的影响

解放军原定于1月29日进城，聂荣臻考虑到1月29日是春节，而北平市民又很重视这个节日，连年的战争市民们没有好好过个节日，尤其是这几十天，北平市民都是在枪炮声中度过的，为了让北平市民安安静静、轻轻松松过个节日，聂荣臻建议解放军部队晚两天进城，聂荣臻的建议得到林彪和罗荣桓的赞成。1月31日，解放军开进北平城，北平宣告解放，平津战役正式结束。解放军接管北平后，聂荣臻又建议搞一个入城仪式，聂荣臻的提议得到林彪和罗荣桓的认可，他们立即电告党中央，获得党中央的批准。聂荣臻之所以提出要举行一个入城仪式，一方面是为了扩大人民解放军的影响，为北平增添胜利的气氛；另一方面北平和平解放是解放战争的成功示范模式，通过举行入城仪式其实是扩大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影响，使北平和平解放成为一种解决战争的方式，毛泽东称之为“北平方式”，从而形成示范效应。1949年1月24日毛泽东在解决太原部署时，为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人电时提出，“北平和平解决后，太原亦有和平解决之可能”。随后“北平方式”的范围进一步扩大，1949年2月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复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电指出：“依整个形势看，武汉、京、沪、长沙、南昌、杭州、福州、广州均有按照北平方式解决的可能。虽然仍有再打几仗的可能，但是各地逐一和平解决的可能是很大的。”“因此争取傅作义站在我们方面有十分必要。”“太原如能照北平样和平解决，阎锡山又能作上述傅作义那样的表示，我们亦可照待遇傅作义那样待遇他。”“只要李（宗仁）、白（崇禧）能站到有利于人民事业的一方面，依照北平办法解决京、沪、汉等处问题，我们即会以对待傅的态度对待他们。”北平解放后创造的解决国民党军队的“北平方式”成为后来解放湖南、四川、新疆、云南等地的范例。可见，北平和平解放成为一种示范性的解决战争的方式。2月3日，聂荣臻同林彪、罗荣桓、彭真、叶剑英等人，在前门箭楼上检阅了参加入城式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全城200多万群众夹道欢迎入城解放军，入城式历时8小时，充分彰显了解放军的风采。这次入城式，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引起了强烈反响。当时一家外国通讯社当天从北平发出的电文稿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规模空前未有，士气十分高涨,装备异常精良，实为一支强大的有战斗力的部队。”“中国革命方兴未艾,南京当局大势已去。”

在北平和平解放过程中，聂荣臻作为重要的决策指挥者，在争取北平和平解放过程中，积极贯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并且灵活地加以运用，实事求是，尽心尽力，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战场情形提出不同的斗争策略，使北平和平解放从设想变为现实，这个过程中聂荣臻做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郭亮亮 单位：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党建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