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衡（1209—1281年），今河南焦作人，中国古代杰出的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在思想、教育、历法、哲学、政治、文学、医学等方面皆有很深造诣，尤其是在教育方面，曾任蒙元时期京兆提学，元代中书左丞、集贤大学士、国子祭酒、教领太史院事，一生从事教育活动三十余年，为元代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为元代的政局稳定、文化交流和教育发展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明人伦”“治生”的教育宗旨

许衡大力倡导儒学教育，主张推行汉法，提出教育要以“明人伦”“治生”为宗旨和目标。

“明人伦”，是指要明确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们应该遵守的行为准则，即《孟子》所说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张友有序，朋友有序”。许衡认为教育的重点就是“明人伦”，“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司徒之职，教以人伦而已。凡不本于人伦，皆非所为教”，“古之教者必以明伦为教，而学者必以明伦为学”。在他看来，不明人伦的教育不是教育，学习的终极目的不在于知识，而在于做人，在于明人伦。

“治生”，就是谋生计。许衡以满足人的“生理”即物质生活为前提来谈治生，认为“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我国传统的教育思想重义轻利，主张清贫教育。许衡看到，当时许多儒士生员因求学而生活穷困潦倒，于是他突破传统教育的模式，将“治生”作为教育“先务”，这对我国古代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发展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许衡的“治生”教育思想也是他要求程朱理学能够“责其实”的务实思想的体现。

二、德性为先、知行并进的教育理念

许衡坚持“因觉以明善，因明以开弊”，强调道德与实践的结合。在他看来，最优先的是反求诸己，在道德上躬行实践，学会融会贯通，学以致用。

强调道德教育。许衡不仅严于律己，坚持“我心有主”而不食道旁无主之梨，而且在施教时注重培养学生的德性，主张育人先育心。他认为，“德性是学问中的大节目，不可须臾离也”，“在人身尊德性，德性用事便治”，“教人，使人必先知有耻，无耻则无所不为”，以此培养学生的德行修养，并要学生通过实际行动来体现道德理念。

重视知行并进。许衡一直重视知行并重，曾说“知与行，二者当并进”，“圣人教人只是两字，从学而时习为始，便只是说知与行两字”，在他看来知和行缺一不可。他还说“格物是知底头，诚意是行的头”，认为格物致知始于知、正心诚意始于行，要学生正心诚意、格物致知。

三、分级教育、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

许衡继承了朱熹的思想，重视《小学》，强调“进学之序”和“践履力行”，提出分级教育，倡导因材施教、循序渐进。

主张分级教育。许衡认为学习要按照年龄分大学、小学两级，教育的内容也应有所区别：“古者民生八岁，上自王公，下至庶人之子弟，皆令入小学。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岁，自天子之元子众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士子与凡民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者，皆入大学，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小学、大学所以分也。”这种分级教育思想在当时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倡导各因其才。许衡认为人的气质禀赋各异，有夙成者，有晚成者，有可成其大者，有可成其小者，且一事有所长，必一事有所短。千万不同，难以强之也，故教人应该各因其才，而且要“随其学之所至而渐进也”。也因此“用人当用其所长，教人当教其所短”。因善于因材施教、循循善诱、循序渐进，所到之处，众人皆乐从之、皆有所得。

四、从“章句之习”到程朱理学的教育内容

许衡的教育内容作过一次重大调整。在接受程朱理学之前，他在大名等地讲学，主要依照自己所学的北方“落地老儒”教授的“句读训解”教给学生，这些内容可用“章句之习”来概括，即“一以朱子为主”。

接受程朱理学之后，许衡以传播程朱理学为己任，要求学生从洒扫应对开始学习儒家礼仪文化。他将儒家经典作为主要教学内容，编写的课堂教材主要有《大学要略》《中庸直解》《稽古千文》《编年歌括》等。从这些教材的内容可以窥见他的渊博知识、深厚理学涵养以及丰富多彩的教育内容。

设立国子学后，作为首任国子祭酒，许衡以“乐育英才，面教胄子”为宗旨招收汉族和蒙古族弟子。其主要教学内容除了传统的儒家经典如《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等，还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哲学、文学和军事课程。许衡在国子学中宣讲朱熹《小学》《四书》及其他儒学文化，使得程朱理学进入国家最高学府的课堂，成为国家认可的学术思想，许衡的这套教学内容和教育思想也被打上了官学标签，得以在全国推行。

五、设譬引喻、伴读制的教育方法

为了更好地教授学生，许衡在教育方法上费尽心力，采取设譬引喻、伴读制等方法启发、教导学生，成效显著。

善于设譬引喻。许衡善于采用比喻、举例等方法将讲解的内容形象化，将抽象的知识比喻成浅显易见的事物或现象。他教导学生“章数不务多，唯肯款周折。若未甚领解，则引证设譬，必使通晓而后已”。在谈到道作为标准极则的时候他设譬引喻，认为道“不是高远难行的东西”，而应是“众人之所能知能行者，故道不远于人”；他把“民生日用”的“盐米细事”视为道和义，还将“凡人幼小时不引意正，以后便难了”比喻成“如字画端楷之美”。这种设譬引喻的方法更便于学生理解和接受知识。

采取伴读制。针对国子学里蒙古族学生的特点采取伴读制的教育方法。许衡认为蒙古生质朴好学，“若置之善内中，涵养数年，将必为国用”，于是他招来散处各地的12个门生（如王梓、耶律有尚、姚燧等）作为伴读，“分处各斋，以为斋长”。许衡要求他们发扬自身的优秀品质，希望通过他们的言传身教和不分朝夕的学习与引导，帮助蒙古生徒改掉粗犷和旧俗，使他们学习礼仪谦让，规范自身言行。伴读制既为蒙古族学生树立了榜样，也为他们营造了良好的学习氛围。

六、从民间开馆讲学到担任国子祭酒的教育实践

许衡以善教名世，且身体力行，从初期通过私学开馆课童到担任国子祭酒主管元代教育，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潜心教学。

开设书馆，聚徒讲学。金末兵乱，许衡避乱到河北，在大名开设“鲁斋”书馆，由于知识渊博、教学有方，学生日渐增多，深受当地民众尊敬，1237年占籍为儒后仍专心授徒。听闻姚枢、赵复、窦默等在河南百泉湖畔创办“太极书院”后去求教，学习程朱性理之学和授徒经验。1250年，许衡受邀移家苏门，与姚枢、窦默一起共同执教于“太极书院”，“凡经传、子史、礼乐、名物、星历、兵刑、食货、水利之类，无所不讲”，更以提倡和传播程朱理学为己任。忽必烈南征时许衡返回怀庆，在今河南焦作景贤村修建书院，教授怀孟生徒，闲时著书，《小学大义》就是此时所著。

任京兆提学，教导秦中子弟。忽必烈很注重网络人才，尤其注重任用汉儒，出王秦中时任命许衡为京兆提学，教化秦人。该郡子弟经历过战火，想学习却没有老师，听闻许衡就职，纷纷就学。许衡在京兆的郡县广建学校，经过数年的努力，秦中文化教育事业得到飞速发展，社会风气也有很大好转。

三任国子祭酒，主持教育工作。1267年，元世祖召许衡，后任命其为国子祭酒。1271年，元世祖又任命许衡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俾主教事，国子学从此时开始设立。1278年，许衡再任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教领太史院事。在执掌国子学期间，他针对蒙古贵族学生的知识水平与性格特征确定教育方针，课程设置基本遵循古代礼、乐、射、御、书、数的原则安排。国子学的教学制度影响到地方学校，许衡的这一思想也扩散普及到地方，对元代教育体系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许衡的教育思想，既是对孔子、朱熹以来儒家教育思想的继承，同时又结合时代背景、教学对象的特点融入新的元素，无论在教育思想方面还是在教学实践方面，许衡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他为元朝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许多蒙古贵族子弟从不通汉文成长为“尊师敬业”的优秀儒生，其中不少人“致位卿相，为一代名臣”；大兴学校，推动理学官学化，在他的努力下元朝建立了教育体系；通过传道授业，将汉族的文化和思想传播给蒙古族学生，增强了他们对汉文化的认同，促进了汉、蒙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从对元代教育的贡献及对后世教育发展的影响看，许衡在我国文化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作者：邹霞，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州学刊杂志社副编审 本文系河南省兴文化工程文化研究专项项目“许衡研究”（2023XWH214）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