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何为“魂脉”和“根脉”？如何在党的理论创新中坚守好“魂”和“根”？这是从事党的理论创新首先面临的问题。

（一）党的理论创新的“魂脉”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不是一般意义的理论创新，而是特指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理论创新的前提是“守正”，守正首先“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是要背诵和重复其具体结论和词句，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党的理论创新如何既不偏离方向又不生搬硬套？这就要求理论工作者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DNA。这一DNA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集中体现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思想基础。其中最为核心的是“方法”，“立场”和“观点”是正确运用了方法之后得出的结论，所以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要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所谓“魂”即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党的理论创新为什么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一“灵魂”？归根结底是由人类思维要把握现实的要求所决定。理论是思维的产物。理论创新是指“人类在实践活动中，对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做出新的理论分析和理论解答，对认识对象或实践对象的本质、规律和发展趋势做出新的揭示和预见，对实践经验做出新的理论升华，是不断对以往的理论实现新突破和新超越的过程”。这一过程其实就是思维把握现实的过程。显然，如何使思维最大程度、更高水平地接近现实，从而能够“解释世界”乃至“改变世界”，这决定了理论创新的水准。马克思之前有两种世界观和方法论长期占据人们的头脑：一是唯心主义，它抽象地发展思维的能动性而否认存在对思维的本原性；一是旧唯物主义，它肯定存在对思维的本原性却忽视思维对存在的能动性。在这两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人们都无法真正做到思维与现实的统一，理论水平受到极大的限制。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既坚持存在对思维的本原性的唯物主义基础，又肯定思维对存在的能动性的辩证理解，以唯物论与辩证法的有机统一第一次实现了思维向现实最大程度的“逼近”，从而为人类理解和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方法论。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魂”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以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得以贯穿并完善，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魂脉”。最新成果是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所提出的“六个必须坚持”，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具体体现，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语境下具象化表达与具体化呈现。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即“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六个必须坚持”是新时代推动理论创新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当前在党的理论创新中遵循“六个必须坚持”就是坚守好“魂”并延续“魂脉”的落实。   

（二）党的理论创新的“根脉”在当代人民群众持久而共性的呼声中

中国共产党将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党理论创新的前提和基础，这是一个新的提法。对这个提法一些党的理论工作者还存在一些疑惑或误读，其中有两个方面比较突出。

一则理论创新要求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对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做出新的理论分析和解答，它要求“向前”解决“新问题”，为什么却要“向后”坚守“传统”？这就需要理解“传统”与“现实”的关系。一般地，人们认为“传统”是过去的、既成的、固定的，实则“传统”意味着世代相传的东西。马克思曾说：“人们总是在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中进行创造。”这说明过去是现在的条件，而创造则意味着在接受传统的同时对传统进行破坏和重构。其中，“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即为“传统”，“接受并破坏和重构”后即成为“现实”。所以现实中必然包含传统，传统也必然在经受不断的改造，一些在“扬”中得以坚守，一些被遗忘抛弃，还有一些被破坏重构。现实就在对传统的“扬”“弃”“重构”之间不断地得以建构。具体到理论创新工作而言，现实中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并非脱离历史传统、空降而来的“无中生有”，而是在传统与现实不断交织的过程中浮现的，每一个待解决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都是“历史与现实”的混合体。这种混合不仅包含物质层面，还涉及文化、道德、习俗等精神层面。理论创新不是理论工作者头脑中的“灵光乍现”，而是不断在历史条件和限制与现实挑战和解决方案之间往复穿梭，重新寻找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只有清楚“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把当下的问题置于历史脉络中，才能为理论赋予新的维度和方向。

二则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将其作为党的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该从何处着手？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不同学科对中华传统文化有不同的理解角度。置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命题下，并作为党的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之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该如何理解？有的理论工作者认为，这是不是要求我们把中国古代的经、史、子、集都拿来读一读，在撰写理论文章时引经据典、言必称古人？这就没有把握住作为党的理论工作者对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要求的基本精神。

首先，理论工作者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坚守要“明体达用”。中华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混沌的整体，而是一个有层次的文化体。北宋思想家胡瑗认为传统文化有“体用文”三个层次，北宋刘彝对此解释道：“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诗、书、史、传、子、集，垂法后世者，其文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体”指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和价值原则，具有一定的超越性和普遍性；“用”指这些价值观念和价值原则的行为要求和具体展开；“文”则指这些价值观念和价值原则可能的物质载体和传播方式。显然，在“体用文”三个层次中，“体”处于最内层，是最稳定且持久的，因而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和价值原则才是理论工作者要去坚守而不能背离的部分。

其次，理论工作者到哪里去寻找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和原则呢？是不是要一头扎到浩瀚经典中去自己提炼呢？对于理论工作者而言，一则这并不现实，二则也并不是让一个理论工作者去做文化领域研究专家要做的事。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和原则，对于理论工作者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尊重千百年来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如“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这些是中国人得经、史、子、集之“意”而又忘“筌”的“公理”。也只有经过人民群众的筛选过滤、能够流传至今而仍有生命力、为百姓日用而不觉、具有共性的价值观念和原则才能被称为“优秀”。换言之，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不“优秀”是由当代人民群众对传统价值观的“用”与“不用”决定的。因此党的理论工作者要去体察当代人民群众持久而共性的呼声，这才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坚守，它不是一味地向后看，更不拘泥于经典章句之引。

【作者：陈开颖   单位：郑州轻工业大学  本文系郑州轻工业大学2024—2026宣传思想文化研究课题“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的创新性教学设计研究”（2024XCSX14）研究成果之一；河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思政专项”“‘大概念教学法’+‘知识图谱’赋能高校思政课教学模式创新研究”（2025-ZDJH-441）研究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