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提出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命题，揭示了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战略价值。河南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宝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长期在中华文明的构筑与传承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一度被认为是中华文明的缩影。因此，对河南传统文化精神特质的深入再认识，不仅具有学术上的重要意义，更是推动文化创新发展的实践需求。

关键词：优秀传统文化；现代治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科学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出了一系列精辟论述。他深刻指出：“要有效地治理现代中国，就必须深入了解我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并积极总结古代治国理政的智慧与实践。”[1]在此背景下，河南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其精神特质与现代治理价值的挖掘显得尤为关键。河南传统文化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长时间被视为中华文明的缩影，甚至一度被认为代表整个中华文明，既蕴含鲜明的地域特色，又超越地域局限，展现出独特的文化魅力。因此，对河南传统文化的价值进行重新评估与深刻认识，并推动其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仅能激发其内在活力，还将在现代治理体系的构建中发挥独特且重要的作用。

一、“自强不息”的奋斗观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深刻指出，中原地区的中国人对于土地有着深厚情感与依赖，即便他们身处遥远的西伯利亚，首要考虑的仍是能否在那片土地上耕作[2]。这一观点凸显了农耕文明在中原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在中国历史上，尽管生活方式多样，但农耕与游牧无疑是两大主导产业，分别塑造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并深刻影响了各自区域的文化发展方向。农耕文明以其稳定性和持久性为特征，体现了安土重迁的生活理念。农业生产虽然艰辛，需要付出大量的劳动，但“先耕种、后收获”的生产模式却培养了中原先民耐心与勤劳的精神品质。经过长期的农耕实践，河南人民逐渐形成了“勤劳简朴”和“奋斗不息”的生存价值观。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这样描绘河南人的特征：“河南人是中国的吉普赛人，全国任何地方都可以看见这些不择生活条件的劳动者。”“他们和吉普赛人不一样。吉普赛人只爱漂泊，不爱劳动。但河南人除个别不务正业者之外，不论走到哪里，都用自己的劳动技能来换取报酬。”[3] 这种吃苦耐劳、奋斗不息的精神品质在河南的文化和历史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比如神话传说作为人类最早的文化创造与精神产品，是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载体。河南地区流传的愚公移山、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等神话故事，都蕴含着不畏困难、艰苦奋斗的精神内核。这些故事所展现的中原人民在巨大困难面前勇敢直面挑战的精神风貌，是对河南文化精神的深刻诠释。

此外，河南人民在现代化建设中同样展现了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如林县人民在物资匮乏、技术条件落后的背景下，建成了总长1500公里的“人工天河”——红旗渠，这一伟大创举生动体现了河南人民的奋斗精神。同样，新乡辉县的郑永和书记带领全县人民积极治山治水、开辟道路、拦河造田，彻底改变了当地的落后面貌，也是河南人民自强不息精神的生动写照。

二、“守望相助”的群体观

集体主义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在河南地域文化中尤为凸显。这种观念的形成与原始时代的生产力和生活方式紧密相连。受当时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中原先民需要聚族而居，依赖集体劳动与生活来保障生存与安全。在这样的背景下，个人唯有融入集体，方能在严峻的自然环境中稳固立足。

河南地处中原，历史上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频繁的战乱和灾难使得人们更加珍视集体的力量，明白只有团结一心才能抵御外敌入侵和自然灾害的侵袭。这种共同应对挑战的经历进一步加深了人们的集体意识。此外，河南的农耕文化也是集体主义观念形成的重要因素。在农耕文明中，家庭或由家庭扩大化的家族是社会的本体，国是家的放大。在人的确立和走向社会的过程中，家既是个人生命的来源，又是个人经济的依靠和政治生活的起点。这种家庭结构和社会结构使得个人与集体紧密相连，形成了相互扶持、共同发展的群体观念。

在现代化进程中，尽管家庭规模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但河南人民的群体意识仍然持续存在。例如，在现代家庭中，老年人仍然会积极主动地帮助子女照看家庭和孙辈，而子女也会承担起照顾和赡养老年人的责任和义务。这种传统的亲情纽带并未因社会变迁而断裂，反而更加坚固。在课题组的实地调研中，新乡市原阳县齐街镇出现的“割皮救女”和“割皮救父”的感人事迹，以及乡亲们自发捐款帮助遭遇困难家庭渡过难关的行为，都体现了孝悌忠信的集体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在河南人的日常生活中得到了广泛传承和发扬。

三、“贵和尚中”的处世哲学

河南，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自古以来便是多元文化交融、各民族和谐共生的典范区域。在这片土地上，“贵和尚中”不仅是一种为人处世的观念，更是一种深入人心、影响广泛的生活哲学。在传统文化中，“中”与“和”紧密相连，前者是实现后者的方法和手段，后者则是社会追求的理想状态和目标。

“贵和尚中”的处世哲学主要包含以下三层含义：首先，它强调以和为贵的家庭关系与人际关系。这一观念源自儒家经典《论语·学而》中的“礼之用，和为贵”，并被后世儒家学者广泛传承与发展。在河南的街镇道路上，人们可以深切感受到这种“以和为贵”的社会氛围。许多庭院门前悬挂的匾额上，“家和万事兴”的字样屡见不鲜，寄托着人们对家庭和睦、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兄友弟恭的美好期盼。

其次，“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这一命题最早见于《论语·子路》，意指君子之间虽然交往之道各异，但能够相辅相成，达到和谐平衡的状态。在河南传统思想体系中，“中”的思想方法和行为准则尤被强调。东汉永平年间，佛教传入中国后，在洛阳建立了第一座官方寺院——白马寺；东汉末年，道教产生；唐宋以后，伊斯兰教、基督教也相继传入中国。在河南，多种宗教文化的建筑和谐共存，展现了中原文化“和而不同”、包容和谐的特质。以嵩山为例，这里不仅有佛教的少林寺、会善寺、嵩岳寺塔，还坐落着体现道教文化的中岳庙，以及象征儒家文化的嵩阳书院。即便在同一个建筑内部，三教和谐共存的现象也屡见不鲜，这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展现了河南文化的包容性。最后，“贵和尚中”还体现了河南折中、适度的处世哲学。在河南方言中，“中”字作为一个典型的应答词，使用频率极高，它背后蕴含着深厚的河南文化折中、适度的处世之道。这种处世哲学塑造了河南人中庸的思维与行为方式、处世作风和人格特点。例如，在表达一个人品性不佳时，河南人更倾向于委婉地说“这个人不咋样”，而非直言“这个人坏”；在批评某人做错事时，他们通常会说“你做得不对”，而非直白的“你做错了”。这种委婉的表达方式正是“贵和尚中”理念在日常生活中的生动体现，它塑造了河南人中庸的思维与行为方式、处世作风和人格特点。

四、“先义后利”的伦理观

“义”，作为传统文化中一个意蕴丰富的道德范畴，主要指的是公正合理的道理或行为准则。义与利，作为塑造人们社会行为的核心要素，实质上是对道德原则与物质利益关系的哲学探讨。儒家学派主张以义为先，认为道德原则应高于物质利益。孔子强调：“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但儒家也并非简单地将“义”与“利”对立起来，而是认为君子在面对利益时，应权衡其是否符合道义原则。法家则持不同立场，他们以实际效果为导向，强调“利”的重要性，主张通过利益驱动来推动社会进步和治理。墨家则提出“兼爱非攻”的思想，认为在追求利益的同时，不应忽视道义原则，应追求二者的和谐共存。

在汉代以后，儒家思想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其“重义轻利”“见利思义”的主张深入人心，成为指导人们行为的重要准则。程颢等河南籍思想家对此有深刻洞见，他们明确指出义与利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彼此之间有着清晰的界限。程颐则进一步观察到，并非所有利益都是负面的，只有那些损害道义的利益才应受到谴责。他提出“夫利，和义者善也，其害义者不善也”[4]的观点，强调“义利兼顾，以义为先”的价值导向，这一思想至今仍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这种“先义后利”的伦理观念塑造了河南文化的精神风貌和道德品格。在中原大地，孕育了无数为国家、为民族而奋不顾身的英雄儿女，如岳飞、史可法、杨靖宇、彭雪枫等。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大义”，展现了河南人民在义利面前的高尚情操和坚定立场。

五、“天人合一”的整体观

河南，作为农耕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其农耕文化源远流长，人们将天、地、人融为一体的观念融入农业生产中，形成了独特的“天人合一”整体观念。首先，人为与天地（即自然界）之间存在着矛盾统一的关系。人类为了生存，必然要向自然索取资源，以满足自身的需要。然而，在儒家思想中，天地之大德在于“生”，人类不能仅仅考虑自身的生存，还必须顾及万物的生长。人并非自然的主宰，而是其中的参与者与协调者。因此，在河南的农耕实践中，人们尊重并顺应自然的节奏，如《吕氏春秋·审时》所言：“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这反映了人们与天地共同创造丰收的和谐共生关系。

其次，“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在河南农耕文化中对农时的重视上得到了充分体现。河南的农人们深知把握农时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正如《尚书·舜典》中的“食哉唯时”所揭示的农耕智慧。他们根据太阳运行的时间和气候特点，精准地把握每一个农时节点，以确保农作物的茁壮成长。这种顺应自然、精准把握农时的做法，正是“天人合一”思想在河南农耕文化中的生动实践。

此外，河南的农耕文化还强调了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保护。在长期的农耕实践中，人们深知自然资源的珍贵与有限性，因此在耕作过程中始终遵循自然规律，避免过度开发，注重资源的养护与恢复。这种合理利用与保护自然资源的观念，与《孟子·告子上》中的“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的思想相契合。农人们通过自己的实践，传承并发展了这种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农耕文化，为后世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近年来，河南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进一步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通过实施一系列生态保护项目，如森林河南建设、黄河湿地保护等，努力恢复和提升自然生态环境质量。这些举措不仅体现了河南人民对自然环境的尊重与保护意识，也彰显了“天人合一”整体观念在现代社会的价值与意义。

六、“尚俭节用”的生活观

自古以来，中原大地的居民便认识到人类的繁荣与发展离不开自然的滋养与庇护。因此，形成一种崇尚节俭、珍惜资源的生活观念。中原地区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是农耕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然而，该地区同时也面临着水资源相对匮乏、自然灾害频发等挑战。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古代中原人民逐渐认识到，只有通过节俭和合理利用资源，才能确保生计的持久与繁荣。在商周时期，中原地区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已经相当成熟，人们开始形成明确的资源管理和节约意识。例如，在《礼记·月令》中，古人根据时令和气候的变化制定了详细的资源保护和节约策略。这些规定旨在保护生态环境，确保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体现了古人对自然规律的深刻认识和尊重。

随着时间的推移，“尚俭节用”的观念在春秋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弘扬。当时的中原地区，诸侯国林立，战争频繁，资源相对匮乏。在这样的背景下，墨家等学派应运而生，他们积极倡导节俭治国，将节俭视为国家稳定和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石。墨子作为墨家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对“尚俭节用”观念的传承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墨子主张去除一切不必要的奢华和浪费，将资源用于真正需要的地方，他认为节俭不仅能使个人和家庭过上更加安稳的生活，还能为国家的繁荣和强大提供有力支持。墨子的这种思想在当时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并逐渐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除了墨家之外，儒家等其他学派和思想家也对“尚俭节用”观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传承。这种观念不仅影响了人们的日常行为和生活方式，更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中原地区独特的社会风貌和文化特色。在现代社会，随着物质主义倾向的加剧，“尚俭节用”的价值观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有助于培养人们的节约意识和环保意识，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和谐稳定。

河南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发祥地，展现出丰富多元的精神特质。这些特质不仅深刻体现了地域文化的独特风貌，更超越了地域的局限，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更应珍视并传承河南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让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独特的文化力量。

参考文献：

[1]习近平.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 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N］. 人民日报, 2014-10-14（1）.

[2] 费孝通. 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6-7.

[3] 路遥. 平凡的世界［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69.

[4] 程颢,程颐,邵逝夫. 河南程氏遗书[M]. 合肥：黄山书社，2022.

（作者：赵晨 单位：中共河南省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