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多次强调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因此，河南作为农业大省，迎来了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机遇期，但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一、“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新部署带来新机遇新挑战

自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作为农业大省的河南就迎来了战略机遇期。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一系列决策部署，有力促进了我省“三农”工作的高质量发展。202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又进一步提出，要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短板，“有力有效”就意味着中央会把“举全党全社会之力”落实到不断加大对乡村全面振兴工作的支持力度上，并要求取得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质性效果。

（一）有力有效地学深悟透“千万工程”经验

“千万工程”（“千村示范、万村整治”）是习近平总书记2003年在浙江省担任省委书记时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项重大决策和乡村建设工程，它创造了整省全域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成功样本。早在2019年《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深入学习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报告》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并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学习的重点内容主要是农村人居环境的整治。但是这次要求学习运用“千万工程”工作经验的文件，则是由中共中央、国务院直接颁布，力度明显加大，要求明显提高。学习运用“千万工程”工作经验不仅直接冠名在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标题上，而且学习的主要内容由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为经验，这就要求我们对其进行全方位的学习，学习其实质灵魂、精髓要义，学会系统转化运用。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颁布之后，国务院和农业农村部又进一步部署了实施意见，力度之大、范围之广、学习之深，给我们省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运用“千万工程”工作经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学习机遇、学习氛围和学习环境。我们能不能抓住机遇学深、学透、学活，把它成功地转化到实际工作中，取得乡村全面振兴的良好效果，对我们的干部群众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二）有力有效地对乡村全面振兴进行决策部署

“有力”是指推进乡村振兴工作要有力度，投入的资源要多，动员的力量要强，这包括在干部配备上优先考虑、要素配置上优先满足、资金投入上优先保障、公共服务上优先安排，还包括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的要“不折不扣抓落实”、“雷厉风行抓落实”、“求真务实抓落实”、“敢作善为抓落实”等，集中力量资源、方式方法，加快突破不足和短板。例如围绕粮食安全，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产量方面要在稳面积、增单产上两手发力；种类方面提出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农林牧渔并举；保障方面强调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中央的“有力”支持和推动将会为我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带来泼天的“富贵”，但是我们能不能乘势而上，抓住这个难得的“富贵”，把“有力”尽快转化为“有效”，让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农村社会和谐稳定，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和挑战。

（三）有力有效地推动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目标任务

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全面部署。2022年党的二十大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强调在推进思路、推进手段上要全方位地发力去促进乡村五大振兴。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的“全面”放在了推进的后面即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这个要求更高，不仅要全方位地推进，还要达到全面振兴的效果，更加突出目标导向，也就是我们的振兴不是某一个方面，而应该是农业、农村、农民、生产、生活、生态，在每一个方面都要有所作为，在每一个方面都要有所进步，在每一个方面都要有更高质量的发展。这对于我们河南而言，无论是资源禀赋、科技创新、治理体系等显然是机遇更是挑战。我们要做到方方面面都是“冠军”有些不现实，搞某一方面突出的“单项冠军”又实现不了全面振兴的战略目标，我们只能抢抓机遇，迎难而上，立足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农耕文明的历史底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要求，力求拿下比较综合、比较均衡的乡村振兴。

二、“三农”宏观政策取向的一致性迎来新机遇新挑战

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意味着各项政策应当有共同目标，也意味着宏观政策向微观传导的通路上可以系统破解一些重点难点问题。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陆续释放出一些新政策，例如探索建立粮食省级横向利益补偿机制、多种农产品的补贴政策、实施粮食单产提升工程、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发展新质生产力等，而且这些新政策之间的关联性很强，如果我们能够在政策落实中强化组合效应，可以迎来一些破解“三农”重点难点的新机遇，当然这个也有很大的挑战性。

（一）粮食横向利益补偿机制可以调动粮食主产区的积极性

当前，一方面全球变局加速演进，外部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还在上升，另一方面，我国主产区、产销平衡区、主销区粮食产出能力下降。我国13个粮食主产省中，粮食净调出省已减少到5个，11个产销平衡省中，有9个省粮食自给率出现下降，7个主销区省粮食平均自给率下滑的情况很严重，我国粮食生产任务重、压力大，形势依然严峻。因此，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新提出要“探索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以前也有粮食补偿机制，但主要是中央对产粮大省给予补贴。这次提出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则主要指粮食主销区，例如广东、浙江、福建、海南、北京、上海、天津等，向粮食主产区支付产粮的成本。这个机制的建立既减轻了中央的负担，也平衡了主产区和主销区的利益格局，因为粮食主销区多是经济相对发达的省份，具有较强的人力、财力优势补贴主产区及其农民，提升主产区和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我们河南要尽可能多地抓住这个政策带来的机遇，扛稳粮食安全的责任和压力。

（二）粮食横向利益补偿机制可以畅通国内大循环，加快发展现代农业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新提出要适当提高小麦最低收购价，继续实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和稻谷补贴等，还提出要把农资的价格上涨和粮食的补贴挂起钩来，建立动态的补贴机制。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关键是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积极性。这些年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涨得比较快，而且一直没有下跌过。但是粮食价格总体上是保持稳定的状态，尤其是三大主粮很多年都是国家保护价收购的，这就导致我们的粮食价格，甚至大多数农产品价格涨价的速度都没有追上过农业生产资料上涨的速度。所以，农民的收入尤其是种粮农民的收入受到一定的影响。探索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让经济发达，尤其是工业和城市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和地区，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来反哺一些粮食大省或粮食主产区，不仅可以有效提升主产区的产能，提升主销区的粮食供给和储备韧性，还可以积极探索与粮食主销区建立多渠道多品种的产销合作，与主销区之间协同互补互利，做到以多补缺、以强补弱、以长补短，在更宽的领域扩大内需，打通内循环。尤其是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把“大农业观”和“大食物观”放在一起同时提出来。“大食物观”就是我们进军山水林田湖草沙各个方面，全方位地去拓展我们的食物来源。但是要支撑多样化的、立体化的食物来源，需要更大的更系统的农业观来支撑，包括多样化食物的流通、多样化食物的营销等，这都需要我们河南积极探索与主销区建立多渠道多领域的产销合作，加快发展我们的农业现代化。

（三）粮食横向利益补偿机制可以加强区域协调融合发展，加快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把粮食增产的重心放到大面积提高单产上，实施粮食单产提升工程，集成推广良田良种良机良法，推动粮食产能迈上新台阶，确保粮食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的目标。粮食主销区不仅是经济大省，同时也是科技大省，探索与粮食主销区深化产销合作，除了向主销区供应粮食和农副产品外，还应该利用主销区在科技研发、人才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加强与他们在农业科技研发、创新人才方面的合作，在良田良种良机等方面合作培育新质生产力。今年中央一号文件还提出以小农户为基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重点、社会化服务为支撑，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与此同时，今年3月国务院印发了《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出台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等多项政策。我们可以把这些宏观政策组合在一起，在农业机械设备和基础设施上有序更新，并以此为契机加强区域合作，在农机设备和农业基础设施上引进高新技术或培育高新技术，解决“谁来种地”问题，加快农业现代化的步伐。我们加强和发达地区、发达城市合作，是加快发展和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战略。乡村振兴的融合发展，首先应该是战略融合。借助粮食横向利益补偿机制，我们可以把乡村振兴战略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体系中，加快形成双向良性互动发展格局，特别是在当前全球经济回落且回升乏力、产业结构面临调整和重新布局的大背景下，更要充分发挥区域协作的力量和作用，这是推动我省加快区域协调融合发展和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契机。

三、科技和改革的双轮驱动催生新机遇新挑战

（一）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抢占“三农”高质量发展之先机

从外部环境看，百年变局全方位、深层次加速演进，全球经济复苏低迷，有的国家在科技等领域筑“小院高墙”、搞“脱钩断链”，农业科技创新是世界百年变局的一个“关键变量”；从内在条件看，传统的发展方式对土地、人力、自然资源的依赖较重，一些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尤其是良种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河南作为农业大省，需要于危机中育先机，向农业科技创新要答案。

1.农业科技创新可以催生出农业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农业生产不再仅仅是传统的耕作方式，而是融入了众多创新元素，催生出农业新质生产力。农业新质生产力是在农业领域运用革命性技术、创新性配置生产要素、农业自身深度转型升级后催生出的先进生产力。这种生产力具有鲜明的农业产业特性，既体现了农业生产的自然属性，又体现了农业生产的社会属性，例如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强退化耕地治理，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以耕地质量的跃升提高土地产出率。农业新质生产力不仅能够满足农业生产的需求，还能够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为农业产业升级转型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例如无人驾驶的拖拉机、智能喷灌系统、无人机植保等技术的应用，使得农业生产实现了自动化、智能化。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质量，还能够促进农业与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同时，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还能够带动农村就业、提高农民收入，推动农村社会的全面进步。新发展阶段，如能趁势而起、顺势而为，加快形成农业新质生产力，将极大地促进“三农”高质量发展。

2.抓住信息化发展契机，可以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西方国家的“四化”在次序上是工业化、城镇化、农业农村现代化、信息化，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而我国作为后起的发展中大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刚刚起步就迎来了信息化的浪潮，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正是有这样的大好机会，我们才有可能实现“四化”的弯道超车，借助信息化力量，把信息化嵌入“三农”领域，将物联网技术、大数据分析等要素融入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以信息化赋能增强市场竞争力。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深入推进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健全县乡村物流配送体系，促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大力发展共同配送；要优化农产品冷链物流体系建设，加快建设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布局建设县域产地公共冷链物流设施；要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进县域电商直播基地建设，发展乡村土特产网络销售等。我们应抓住这些机遇，升级更新农村电商物流等软硬件基础设施，提升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可持续运营能力。

3.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可以优化资源配置。这种新型的生产力模式，可以促进土地、劳动力、资金等资源的优化配置，引导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从而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振兴、农民增收的目标。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中，土地资源的利用往往存在浪费和不合理配置的问题，而通过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推动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形成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促进土地资源的集约化利用。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可以促进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中，劳动力资源的利用往往存在效率低下、劳动强度大等问题，而通过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加强对农民技能培训，可以提高农民的技能水平和综合素质，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可以促进资金资源的优化配置。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中，资金资源的投入往往存在不足和不合理分配的问题，而通过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可以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投入农业领域，推动农业生产的资本化和市场化。同时，通过优化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创新，可以为农民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务，支持现代农业的发展。

4.发展新质生产力可以倒逼改革全面发力。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只有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各项改革，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才能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例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就要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所当乘者势也，不可失者时也。我们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要跳出河南看河南，抢抓新机遇，迎接新挑战，依靠创新特别是科技创新实现动力变革和动能转换，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实现我省的“三农”现代化。

（二）改革城乡二元体制，以“融合”思维寻求发展机遇

改革城乡二元体制，缩短未来农村人口流动的区域半径，农村人口就地就近城镇化和市民化、各种要素双向流动等，这些都将会成为城乡关系发展的新重点和新趋势。202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提升县城综合承载能力和治理能力，促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今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出，“要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的重要切入点，提升县城综合承载能力和治理能力，促进县乡村功能衔接互补、资源要素优化配置”。我们要看到这种发展趋势，以城乡融合为契机，以“融合”思维寻求发展机遇。

1.加快城乡融合，可以提升农村基础设施的现代化水平。基础设施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在持续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农村道路、农村通信等基础设施的基础上，提升农村交通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现代化水平，可以加快城乡交通、水电、物流等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推进城乡各类基础设施间的数字化、智能化融合；可以从民生工程、农业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升级改造等方面着手，加快对农村农业基础设施进行全面升级，实现城乡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共建共享，推动农村教育事业发展，促进农村公共产品和基本公共服务提档升级；积极构建城乡一体的数字化基础设施网络，加强数字经济与农业的深度融合，推动互联网与特色农业深度融合，推动农业生产加工的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推进智慧交通、智能电网、智慧农业、智慧物流建设。

2.加快城乡融合，可以促进城乡产业的有机衔接融合。一是可以持续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大力发展富民产业，促进农民就业创业，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二是可以借用数字化手段加快农业数字化转型，让农业实现与现代工业、现代服务业的深度链接，重塑数字乡村现代产业体系。打造新型农业产业融合业态，重塑城乡产业链分工和价值链分配，拓展产业价值链条，支撑农业农村现代化。三是可以实现城乡产业一体化融合发展，推动现代工业向现代农业延伸，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推动城乡产业门类之间相互支持，实现城乡一、二、三产业融合升级，建立城乡产业一体化协调机制，使城乡产业相互沟通，实现城乡产业一体化融合发展。

3.加快城乡融合，可以加快促进农民增收。促进农民增收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目标。可以把农民增收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点，以逐渐消除城乡收入差距为目标，支持农民创业增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增收、农民工就业增收；可以构建工农互促、产业融合、协调发展的城乡经济发展格局，创新引领农业产业化经营，让农民获得更多农产品增值收益；可以建立农产品优质优价正向激励机制，建立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机制，通过城乡融合发展提升农民的获得感，推动城乡居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可以发展乡村富民产业，发展县域富民产业是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的重要抓手，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可以推动发展比较优势明显、带动能力强、就业容量大的县域富民产业，放大富民产业对居民就业和增收的带动效应；可以推动城乡供水、环卫、物流一体化建设，高质量改善农村民生，持续提升农民群众生活品质，缩小城乡生活水平差异。

4.加快城乡融合，可以推动城乡生态一体化发展。新发展阶段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城乡融合中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推动城乡生态一体化发展。以环境制度公平为导向的城乡政策融合，可以消除城乡环境制度落差，平衡城乡环境治理权力，形成城乡环境政策融合；以环境分配公平为指引的城乡要素融合，可以构建城乡环境资源统筹配置机制，建立城乡环境共建共管共治协同机制，推动城乡环境治理一体化；可以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推动城乡生态一体化发展。以绿色发展引领生态振兴，统筹农村生态环境的系统治理，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强化农业绿色发展的科技支撑，发展生态循环农业，增加农业生态产品和服务供给，实现生活富、生态美的统一；可以实现产业与生态的有机结合，做到产业与生态两方面优势互补，推动农业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的协调发展。推动生态产业化，做好自然资源的产业化开发，推进自然资本产业化运作。推进产业生态化，加大运用绿色技术、人工智能、互联网技术对传统农业生产的改造力度；可以构建完善的城乡生态产业链，推动城乡生态一体化发展。遵循城乡生态建设的发展规律，健全农业绿色发展的支持政策，建立农业绿色发展的激励约束机制，推动农业产业向现代绿色生态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城乡生态环境的优化。

5.加快城乡融合，可以加速建设新型城镇化。城镇化是劳动力和人口空间流动的客观产物。加快城乡融合，可以缩短人口流动半径，就地就近实现人口的城镇化，这也是化解新发展阶段城乡经济社会差距的重要途径。一是可以推进城镇公共服务向乡村覆盖。推进城镇公共服务和社会事业向乡村覆盖，构建多元化、覆盖城乡的公共服务体系；可以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推动城乡基础设施统一规划、统一建设，促进城乡道路客运一体化、数字基础设施一体化，城乡基础设施管护一体化。二是可以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把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加强农业转移人口就业服务和技能培训，稳定和扩大农业转移人口就业岗位。支持吸纳跨地区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更好满足农业转移人口就业安家需求和生产生活需要。加快城乡融合的根本任务和最终目的就是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在保持城市与乡村各自特色功能的基础上实现有效融合。

（作者：顾绍梅，河南省委党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