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琦（1008—1075），字稚圭，相州安阳（今河南省安阳市）人，北宋有名的贤相，有史学家称他为“宋朝第一相”。他历北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曾两度拜相。他临事镇定，处乱不惊，通机达变，定策安邦，表现出一个成熟政治家的治世风采。

苏洵（1009—1066），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与二子苏轼、苏辙皆以文学著称于世，世称“三苏”，在“唐宋八大家”中独占三家。曾巩曾在《苏明允哀词》中评价苏洵曰：“明允为人聪明，辨智过人，气和而色温，而好为策谋，务一出己见，不肯蹑故迹。颇喜言兵，慨然有志于功名者也。”

庆历三年（1043年），宋仁宗任用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实施庆历新政。庆历新政的实施触犯了一些人的利益，遭到顽固守旧势力的强烈反对，仅推行一年四个月便宣告失败。苏洵恰在京师，目睹了庆历新政的始末。新政失败后，苏洵闭门读书，潜心研究军事与政治问题，相继写成《审势》《审敌》《审备》《权书》《几策》《论衡》等著作。

至和元年（1054年），年近五旬的苏洵受到雷简夫、张方平的赏识和举荐，携二子赴京参加科举考试。至和二年（1055年），文彦博、富弼还朝任宰相，韩琦任枢密使。欧阳修也于前一年还朝担任翰林学士兼史馆修撰。除范仲淹、尹洙去世外，庆历旧臣重新执掌两府，标志着当时政治进入一个相对清明、平静、守成的时期。苏洵“喜且自贺，以为道既已粗成，而果将有以发之也”。

嘉祐元年（1056年），雷简夫向韩琦、欧阳修举荐苏洵父子。欧阳修读到苏洵的著作后大为赞赏，并积极宣传，希望朝廷能重用苏洵。嘉祐元年九月，苏洵以所著《权书》及雷简夫的书信谒见韩琦，又作《上韩枢密书》坦陈治军之道，分析当时军纪涣散、兵虽多而战斗力缺乏的原因并提出了解决办法，并对韩琦给予殷殷的期望。

在欧阳修的举荐与宣传下，苏洵在京城声名大振。苏洵身为布衣，却成了韩琦的座上客，经常参与韩琦等人的私人宴会。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记载：

苏明允既为欧阳文忠公所知，其名翕然。韩忠献诸公皆待以上客。尝遇忠献置酒私第，惟文忠与一二执政。而明允以布衣参其间，都人以为异礼。

韩琦对待苏洵的态度与欧阳修不同：欧阳修赞赏其才华，积极向同僚举荐苏洵；韩琦虽称其文，礼其人，却不用其言。这表明当政者虽然赏识苏洵的文、行，但并不准备采纳其革新朝政的主张。苏洵在《上张侍郎第二书》中表达了自己在京师虽然声名大振，但实际上却不被重用的郁闷心情。他在《答二任》诗中以孔子自比，以鲁国不重用孔子来比喻自己得不到当政者的重用。

嘉祐五年（1060年）八月，朝廷任命苏洵为试秘书省校书郎。这只是一个九品小官，苏洵勉强接受了这一职务，但很不满意。就职一年后，苏洵以俸禄太低难以养家糊口为由，上书宰相韩琦，希望能换个职位。他在《上韩丞相书》中的不平之气溢于言表，同时亦流露出对韩琦举荐不力的不满，表露出自己对于仕途已经绝望。信的最后用反语分析韩琦不重用自己的原因，提醒韩琦别忘记提携自己的两个儿子。

嘉祐六年（1061年）七月，韩琦举荐苏洵为霸州文安县主簿，编修《太常因革礼》。但这只是从八品上的小官。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五道出了苏洵未受到重用的原因：

欧公初荐明允，便欲朝廷不次用之。时富公、韩公当国，韩公亦以为当然，独富公持之不可，曰：“姑少待之。”故只得试衔初等官，明允不甚满意，再除，方得编修《太常因革礼》。元祐间，富绍庭（富弼之子）欲求子瞻为富公神道碑，久之不欲发，其后不得已而言，一请即诺，人亦以此多子瞻也。

由上可知，苏洵未得到重用，与富弼有关。对于欧阳修提议“不次用”苏洵的建议，韩琦是赞成的，只因富弼反对才未果。富弼也并非反对重用苏洵，只是想“少待之”，但没料到苏洵58岁便去世了，终成憾事。

嘉祐八年（1063年）仁宗去世，韩琦任山陵使，主持为仁宗修建陵园事宜。韩琦准备实行厚葬，苏洵写《上韩昭文论山陵书》力劝。苏洵认为，敬重先帝应在于内心的诚信，而不在于厚葬。他甚至将韩琦比作华元，华元厚葬宋文公，被人指责为生则纵其惑，死有益其侈，是弃君于恶的行为。张方平《文安先生墓表》说：“先生以书谏琦，且再三至，引华元不臣以责之，琦为变色。然顾大义，为稍损其过甚者。”苏洵犀利的言辞虽然使韩琦为之“变色”，但因言之有理，韩琦最终部分地接受了他的意见。

治平二年（1065年）重阳日，韩琦于私第置酒，邀请苏洵赴宴，席间韩琦作《乙巳重九》诗曰：“苦厌繁机少适杯，欣逢重九启宾罍。招贤敢并翘材馆，乐事难追戏马台。藓布乱钱乘雨出，雁排新阵拂云来。何年得遇樽前菊，此日花随月令开。”苏洵参加完宴会，回来写了一首《九日和韩魏公》：“晚岁登门最不才，萧萧华发映金罍。不堪丞相宴东阁，闲伴诸儒老曲台。佳节久从愁里过，壮心偶傍醉中来。暮归冲雨寒无睡，自把新诗百遍开。”这首诗充分表现了苏洵壮志难酬的苦闷。首联从10年来二人的交游一直写到参加这次家宴，语言高度概括，内涵十分丰富。苏洵48岁时谒见韩琦，从此成为座上客，故称“晚岁登门”。雷简夫称苏洵是“王佐才”“帝王师”，他也以此自居。在此他却自称“最不才”，并以自己的“萧萧华发”同韩琦府上闪闪发光的酒器相映衬，看似自谦实则充满怀才不遇之感。颔联感谢韩琦的举荐，但“闲”“老”二字不难看出他郁郁不得志之情。颈联写得最好，表明他虽一直不得志，但仍壮心不已，希望有所作为。尾联写诗人宴后归来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只能反复吟咏韩琦的新诗，但越读越难以入睡。韩琦诗中流露出的那种久居高位、宾朋满座的富贵气，使苏洵更感到自己“闲伴诸儒”的困窘；韩琦志得意满之余的淡淡闲愁，更激起了苏洵壮志难酬的深沉哀怨。从这首诗我们也可看出苏洵与韩琦的关系一直比较亲密。

韩琦对苏洵的两个儿子多有激励、栽培，尽力加以荐拔。《师友谈记》载韩琦甚至因为苏辙生病而更改制科考试的时间：

东坡云，国朝试科目，在八月中旬。顷与黄门公将试，黄门忽病，自料不能及矣。相国韩魏公知之，辄奏上曰：“今岁召制科之士，惟苏轼、苏辙最有声望。今闻苏辙偶病未可试，如此兄弟有一人不得就试，甚非众望，欲展限以俟。”上许之。黄门病时，魏公数使人问安否，既闻全安，方引试。

治平二年（1065年），苏轼被调回京师，入判登闻鼓院。英宗素闻苏轼才名，欲仿效唐朝的做法，召苏轼入翰林院任知制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7载，韩琦出于对苏轼的爱护，劝阻英宗说：“苏轼，远大之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养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骤用之，然后取而用之，则人人无复异辞矣。今骤用之，天下之士未必以为然，适足以累之也。”英宗又想派苏轼与欧阳修同修起居注，韩琦再次表示异议，建议“且与馆阁中择近上帖职与之，他日擢用亦未为晚也”。后来，欧阳修将韩琦的良苦用心告知苏轼，苏轼感叹地说：“韩公待轼之意，乃古人所谓爱人以德者也！”

治平三年（1066年），苏洵去世，享年58岁。当时的有识之士都为之惋惜，朝野之士为之作挽词者达100多人。韩琦怀着深深的悲痛与遗憾作《苏洵员外挽词》两首，其一云：“对未延宣室，文尝荐子虚。书方就绵葩，奠已致生刍。故国悲云栈，英游负石渠。名儒生用晚，厚愧不先予。”诗中对苏洵未得皇帝召见，报国之志尚未展露就不幸早亡表示深深的遗憾，对自己未能使苏洵及早得到重用表示深深的自责。其二云：“族本西州望，来为上国光。文章追典诰，议论极皇王。美德惊埋玉，瑰才育坏梁。时名谁可嗣？父子尽贤良。”他高度赞扬苏洵的文、才，并对苏轼、苏辙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他后继有人。苏洵去世后，韩琦赠银300两，欧阳修赠银200两，帮助筹办丧事，苏轼皆恳辞不受。元祐八年（1093年），56岁的苏轼知定州，他来到阅古堂祭奠韩魏公，写下《祭韩忠献文》，盛赞韩琦的高风亮节以及对苏轼兄弟的知遇提携之恩。文中对韩琦的敬重之情溢于言表，将“堂堂魏公”比作“河岳之神”，认为其功劳“竹帛莫陈”，追忆韩琦在与兄弟二人的交往中不以高位自居，而是“援手拯溺”，并且“期我于仁”。苏轼在祭文中感念韩琦道：“昔我先子，没于东京。公为二诗，以祖其行。文追典诰，论极皇王。公言一出，孰敢改评。施及不肖，待以国士。非我自知，公实见谓。父子昆弟，并出公门。公不择报，我岂怀恩。”苏轼以韩琦门生自居，一直珍藏着韩琦当时写给自己的书信。

观韩、苏的交游，两人可以说是私交很好的朋友，但并非政治上的知己。韩琦虽对苏洵的文、才十分欣赏，但并不赞同其过于激进的革新主张。加之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韩琦只能称其文、礼其人、待之以上宾，而不用其言。

【作者：屠青，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州学刊杂志社副编审  本文为2022年河南兴文化工程文化研究专项项目“韩琦研究”（项目号：2022XWH201）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