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新诠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出自《诗经·大雅·荡》,是中国古代流传较广的警世名言。《诗大序》云:“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废兴也。”《荡》创作于周王朝由盛转衰、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背景下,作者心忧时局,提出了“殷鉴”这一具有历史镜鉴意义的经典概念,并在总结“三代”治乱兴衰的基础上,提出了“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一历史哲学、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命题。“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以诗歌的语言表达了近三千年前古人对于国家治理和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可谓中国古代最早的“历史周期率”。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历史叙事
“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作为《诗经》中的雅正之声历来颇受重视,被古人广泛运用于各个领域,在现代社会仍具有一定的传播度。其大体意思是比较明确的,即强调一种善始善终的品格和精神。可若推究起来,由于诗句中缺少主语,其叙事内容是不明晰的,其所要传达的核心要旨也是模糊的。
以往的注家学者大都认为,“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主语乃是“天生烝民,其命匪谌”中的“烝民”。因此,这句话的基本含义是“民始皆庶几于善道,后更化于恶俗”(《毛诗传笺》)。在《韩诗外传集释》中,“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更是被认为系一种“性善论”的主张,“夫人性善,非得明王圣主扶携,内之以道,则不成为君子。诗曰:‘天生烝民,其命匪谌。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言惟明王圣主然后使之然也”。朱熹亦认为,“盖其将命之初,无有不善,而人少能以善道终”(《诗集传》)。如果仅讨论这四句诗,此类说法似并无不妥。然而,《荡》本质上是批判性质的诗歌,其批判的矛头指向当时的统治者。“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重点在于“鲜克有终”,同样带有批判色彩,如果说它的批判对象是民众或人性,显然和诗歌主题不符。或可说,民众的道德败坏正是由于君王的昏聩无能,所以此处表面上是在讲“烝民”,实际上却是在批判君王。而且,“性善论”在《诗经》中的确有证据支持,“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诗经·大雅·烝民》)。《烝民》与《荡》同属于《大雅》,具有较强的关联性,一定程度上可以互相说明。但是,《烝民》的主旨恰好和上述关于“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解读之间存在矛盾。《烝民》本质上是颂扬性质的诗歌,“天监有周,照假于下。保兹天子,生仲山甫”,与《荡》的性质有根本的区别。而在这样一个治世的背景下,《烝民》仍然告诉我们:“德輶如毛,民鲜克举之。”也就是说,无论是《烝民》中周宣王在位的治世还是《荡》中周厉王执政的乱世,民众都“鲜克”保持自身的德性。所以,“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如果指的是民众少能以善终或人性少能以善成,并不构成对统治者的批判。可知,不管把“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解释成对民众的批评还是借民众来指摘君王都不能成立。换言之,“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中未明说的主语并不是“烝民”。另一种观点认为,这句话的主语正是周厉王。此类说法找准了批判的目标,但并不适用于“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表达。首先,“靡不”和“鲜克”表明所指的对象不止一个;其次,一个彻头彻尾的昏君、暴君也是可能的,并不必然“有初”。
事实上,要想知道“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叙事内容,必须将之置于全诗来考察。全诗中最重要的相关线索并非仅出现一次的“烝民”,而应该是重复了七次的“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以及最后一句“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夏、商皆是古代王朝,也即我们现在讲的国家政权,“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主语应该就是王朝,其原本想要传递的核心思想为(王朝)无不有一个好的开始,少能有一个好的结局。《荡》的谋篇布局便是以夏、商的“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来警示日渐式微的周王朝。因此,“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作为一种历史叙事,其主要作用就是提供镜鉴。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问题意识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问题意识主要聚焦于“历史周期率”,具体来说,就是夏、商、周“三代”治乱兴衰的历史规律。“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对这一问题的提炼和解读之所以非常重要,大致有两个原因:其一,“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开启了历史镜鉴的传统,作为中国古代最早的“历史周期率”,对后世的史观、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历代王朝必须回答的历史哲学问题;其二,“三代”历来是中国古代文人、政客心目中的黄金时代,然而,三代都无法避免政权衰亡的结局,对后来者所起到的警戒作用无疑是巨大的。
三代时期,天命观念盛行,王朝更迭现象的实质被认为是天命流转的结果,而天命流转的关键就在于“德”,所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文王曰咨,咨女殷商”的主要内容就是文王力陈殷商之失德,特别是“女炰烋于中国,敛怨以为德。不明尔德,时无背无侧。尔德不明,以无陪无卿”,可以说是孟子所倡“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孟子·公孙丑下》)的先声。“德-政”或“伦理-政治”的解释模型对中国历史哲学、政治哲学、道德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贡献很大,例如司马光便将“三家分晋”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晋国的执政者智伯有才而无德,“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资治通鉴·周纪一》)。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既被看作一种“历史周期率”,接下来的问题自然就是如何避免改朝换代的历史剧目再次上演。《荡》的作者对这一问题的解答遵循一条简单的逻辑:“匪上帝不时,殷不用旧。”不是时代变了,而是你殷商(殷纣王)没有沿袭旧制。“旧”即指先王之法,类似宋代统治者推崇的“祖宗之法”。既然开国之初总是一个政权的“高光时刻”,而先王的完美德性又是难以复制的,贤臣良将也是可遇不可求的,那么沿用保留下来的典章制度似乎就是最明智的做法,“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化解路径
周王朝的命运,以及而后两千年封建王朝的命运,都未能跳出“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兴衰定律。从结果上来看,古人对于如何化解“历史周期率”的探索和实践最终是失败的。需要指出的是,历朝历代为此所做的各种谋划一概没有在根本上偏离《荡》给出的两条化解路径:“明德”和“用旧”。
“明德”和“用旧”皆是中国传统治理智慧的重要内容,其本身的价值和合理性值得肯定,但同时又存在着一定的偏至和局限性。“明德”思想极为强调统治者自身的德性修养对于国家治理的关键作用,然而统治者的德性明显具有不稳定性,在君主专制制度的背景下,即使统治者无德、无道的情况发生,实质上也并没有长效应对机制。古人深受“无自下正上者,必自上正下”(《墨子·天志下》)观念的影响,能够监督、谏诤天子的至多只有天子身边的近臣,而帝制下统治集团内部的监督不可避免地带有片面性和妥协性。“用旧”思想相对于“变法”思想更能代表中国传统治理观念的整体特征,历览王朝末路,经常见到“积贫积弱”和“冗兵、冗官、冗费”,其所以积、所以冗,多半是过于因循守旧的结果。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历史周期率”问题,积极探索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循环往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指出了党关于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第一个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窑洞里给出的“人民起来监督政府”;第二个答案是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给出的“自我革命”。“人民监督”是一条“自下正上”的道路,使古代的“明德”思想有了真正的监督群体和监督机制;“自我革命”强调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是对“用旧”思想的重要突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民主集中制,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百年大党的奋斗历程为我们今天如何化解“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提供了新的答案。
(作者:秦彤阳 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宗教研究所)
编辑:何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