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大特性之间相互关联、相辅相成，推动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历史和时代塑造。诚如恩格斯所言：“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通过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观念，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中感悟中华文明现代力量。

一、薪火相传的连续性

连续性是中华文明最突出的特性。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是由宗法血缘为基础的社会形态决定的。正如考古学家张光直所说：“在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转变的阶段，血缘关系不但未被地缘关系所取代，反而是加强了，即亲缘与政治的关系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这一独特的社会形态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对中国传统政治结构和价值规范的建立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儒家学说倡导的价值观念符合古代中国宗法社会的特点，在传统社会价值体系中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尽管某些朝代经历割据分裂，但并未引发文化层面的断裂，儒学成为“分久必合”的文化基础，文化的大一统格局始终推动着文明的延续发展。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表现为文字和典籍的承续性。中国古代的治史传统推动着文字的传承，共同锻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而韩国、越南等国家出现文字中断，结果引发文化断层。第二，呈现为学术层面的传承性。比如，从先秦儒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到清代朴学，每种学术形态都是对上一代的扬弃和承续。第三，体现为传统价值观念的连续性。中华文明倡扬亲仁善邻、和谐共生、讲信修睦、天下大同等价值观念，五千年来从未见疑，时至今日仍被视为瑰宝。在历史上，即便后朝在政治上否定前朝，但从价值观念层面仍然承继前朝，修史立典，传承学脉。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推动着中华民族始终坚持走自己的路。

二、革故鼎新的创新性

创新性是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源泉。“革故鼎新”源自《周易·杂卦》：“革，去故也，鼎，取新也。”革，指革除旧物；鼎，指建立新章。“革故鼎新”是指破除陈旧的、落后的，确立崭新的、进步的。“革故鼎新”旨在说明要找准规律、善于把握时机、不断适应更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卦》），“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古代典籍中蕴藏着大量的创新因子。中华文明之所以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其重要原因就在于这种生生不息的拓新精神和深邃丰厚的民族禀赋，推动中华文明在“守常求变”的通权达变中实现螺旋式上升。

革故鼎新既是生存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繁荣富强的内在动力。近代中国遭受空前劫难，顽强的中国人民始终未曾屈服，在一次次救亡图存的道路上不断抗争和摸索，离不开革故鼎新精神的引领和驱动。党的百年奋斗凝结着我国文化奋进的历史。革故鼎新、推陈出新的创新性是中国共产党人取得胜利的不二法宝。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文化、人类文明的发展格局和演进态势也在经历调整和重塑，中华文明只有在与时俱进、守正创新的品格和广纳博采、兼收并蓄的气象中实现自我革新，才能以文化的力量、精神的力量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黏合剂”。

三、多元一体的统一性

统一性是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根本保障。大一统思想最早出现在《诗经》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表达了周代的平民渴望结束战争、追求和平统一的美好愿景。儒学蕴含着丰富的大一统思想。孔子倡扬周礼，强调统一。孟子提出“定于一”（《孟子·梁惠王上》）。荀子提出“大儒者，善调一天下者也”（《荀子·儒效》）。“大一统”的明确表述始见于《春秋公羊传》。西汉大儒董仲舒是“大一统”的主要倡导者，对这一思想进行了丰富、深化和完善。此后，“大一统”贯穿于中国历代政治格局和思想文化之中。

中国古代“大一统”主要包括“政权统一、思想统一、民族融合和版图统一”等内容。中华民族历经王朝更替仍能维系着各个民族的团结统一，关键在于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奠定了政权、思想、民族、版图等统一的基础。“车同轨，书同文”（《礼记·中庸》）成为中华文明所追求和向往的共同信仰。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则政通人和、安居乐业；国家分裂、社会动乱，则辱国殃民、纷争不断。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关乎各族人民的根本命运，中华民族统一性决定了国家统一始终是中国利益的核心。不论世情、国情、党情如何变化，把握历史大势，坚守民族大义，维护国家统一，实现民族复兴，始终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夙愿。

四、兼收并蓄的包容性

包容性是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必要条件。《易传》载：“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孟子》曰：“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中庸》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包容性，铸就了中华文明负荷万物的博大胸襟和兼收并蓄的优良品格。当一个民族足够强大时，才能够接纳、融汇和汲取外来文明。尤其当两种文明开始交汇时，若该民族采取开放的胸怀和包容的心态，则是出于对自身文化的自信。反之，当一个民族处于衰落颓败之时，对外来文明则表现为抗拒、排斥，甚至冲突；尤其在面临生死存亡时，两种文化之间的内在矛盾格外突出，但最终能够实现多元通和的状态。

在中国历史上，这两种情况均有出现。首先，以宗教为例，在儒学被独尊为官学的前提下，佛教传入后仍能本土化，并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儒释道作为一种文化共同体，共生共存，聚同化异，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多元融合的文化传统，展现了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自信。其次，在鸦片战争之后，面对西风强势压倒东风，中华文化遭受千年未有之困局。中华文明非但没有被同质化，反而在不断的交汇中完成了自我更新和重塑。纵观历史，中华文化倡扬有条件的包容，追求“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不同文明只有通过交流互鉴、平等对话，尊重彼此个性，才能促进人类文明格局更加健全和完善。

五、协和万邦的和平性

和平性是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重要根基。这一特性的培育和积淀历经古代文明到现代文明，成为中华民族的鲜明标识。在传统社会，中华民族历来尊崇“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尚书·尧典》）、“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左传·隐公六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国虽大，好战必亡”（《司马迁·仁本》）等和平理念。即使在面对文化冲突和民族矛盾时，和平理念中蕴含的“和而不同”“仇必和而解”等传统智慧也为化解困境提供了思路。

爱好和平的文化基因始终融汇于中国人的精神血脉中。近代以降，中华民族遭受无尽屈辱，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而后又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人民在陷入史无前例的劫难中深知和平的珍贵，进一步加深了追求和平、维护和平的坚定决心。历史反复昭示，穷兵黩武和侵略扩张必然造成民不聊生、社会动荡，最终都逃脱不掉亡国灭种的悲惨命运。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的普遍交往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维护和平需要每一个国家的努力，中华文化的和平理念为全球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为世界和平贡献了中国力量。

【作者：王宁  单位：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  本文系河南省社会科学规划专题项目“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实践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4ZT046）基金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