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新石器时代，随着生产工具的进步，物质产品有了更多剩余，部落或部落联盟之间的交换成为经常性的活动。部落联盟是中国古代民族的发端，他们之间的交换活动可视为各族之间贸易往来的雏形。到商代，商业成为独立的部门，中国出现了专门从事商品交换的商人，交换的数量、规模、范围不断扩大，族际交换活动进入新的阶段。此后，各族在长期的碰撞、冲突、交流、融合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经济地理格局。由于各族传统经济区物产各异，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从而产生了族际商品贸易往来的需要。族际贸易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强化了族际政治整合，维护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中国古代以贸易为桥梁加强民族间的政治整合，主要是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通过朝贡、回赐、互市、和亲等制度设计进行的。公元前3世纪以后，周边少数民族向中央王朝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贡，为表示回报和友好，贡品接受方通常按照“厚往薄来”的原则向纳贡方给予回赐，不仅包含丰厚的物品，还会赐予对方首领或功臣官职、爵位或勋衔，从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延续2000多年的独具特色的朝贡和回赐制度。秦汉以后，由官方主导的族际贸易，在贡赐之外还有互市和和亲。互市的地点通常设在异族之间的交界地带，每到互市日期，门市开放，来自双方的商贩带着各自的货物聚集在一起开展交易。政府对互市的日期、场所、交易商品种类等作了明文规定，隋唐后各王朝还设立专门机构加以管理。和亲也是异族间加强贸易往来、促进族际政治整合的有效制度。中央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或少数民族之间的贡赐、互市、和亲活动，政治意义重大。其一，以贸易为纽带将各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休戚相关、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利益共同体，有利于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夯实了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基础；其二，为各族之间搭建了一个相互接触、相互了解和沟通的平台，有助于以和平、理性方式解决民族冲突，对缓和民族矛盾、增进政治互信、维护社会稳定具有积极的意义；其三，中央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间的贸易交流，有利于强化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管理，促进边疆与内地融合，对巩固边防、加强中央集权制的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具有深远意义。

推动了族际经济交流，提高了多民族国家整体经济实力。中国地域辽阔、地形复杂、气候多样、区域经济多元且不平衡，全国生产种类多样，但各地区尤其是游牧民族地区相对固定且单一，从而形成了农耕、游牧两大经济区相互依赖和相互补充的局面。一是族际贸易是推动游牧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汉族先进的农耕、灌溉、纺织、冶炼、建筑等技术输入游牧民族地区，有利于克服牧业生产的单一性和脆弱性，促进游牧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推动其产业结构升级，改善牧民的生产生活和居住条件。二是族际贸易是促进汉族农耕地区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少数民族地区马、牛、驴的输入和养马、种植棉、磨面、酿酒等技术以及蚕豆、芝麻、高粱、黄瓜、香菜、胡萝卜、菠菜、核桃、石榴、葡萄、西瓜等产品的传入促进了汉族地区农耕经济多样化发展，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增加了汉族人民的经济收入，丰富了他们的物质生活。三是族际贸易提高了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经济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经济昌则民族兴。族际贸易不仅促进了汉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还增强了整个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农耕、游牧两大经济区相辅相成，共同绘就了古代中国经济长期领先于世界的繁荣图景。

增强了族际文化互鉴，加深了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知和认同。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特有的精神标识，是民族共同体内部最深沉、最稳定的因素。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绚烂多彩，历史上各民族都对其形成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族际贸易是超越血缘、亲缘、乡缘、地缘，推动各族文化交流与传播的纽带，是推动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的桥梁。各族间交流的不仅是物质产品和先进技术，还有精神文化和情感共鸣。经贸互动为各族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不同民族的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制度法律、道德哲学、风俗习惯等也随着物产交流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各地。在长期以贸易为联结的族际文化交流与传播中，逐渐形成了中国独有的以汉文化为主体、少数民族文化向汉文化集聚、汉文化向周边少数民族文化辐射、各民族文化互鉴融通、兼容并蓄、最终百川汇流而成中华文化的发展路径，这对于深化各族人民对中华文化的认知和认同，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归属感具有重要意义。

加速了族际融合进程，促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指两个或多个民族逐渐融合为一个新的民族或民族共同体的历史现象。通常情况下，建立在各民族相互理解、相互尊重之上、自愿的、渐进的融合，其影响力更加持久和深远。历史上各族商人不远千里前往异族地区经商、定居，各族人民聚居在一起，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在长期友好交往中增进了彼此间的了解和信任，加速了族际自然融合进程。“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反映了族际经贸往来促成了河陇一带数十万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且钦慕汉俗的景象。1840年以前，无论从北方草原到南方水乡，还是从东部沿海到西部高原，在全国范围内，各民族交汇的商业城市比比皆是。各族人民杂居共处，互通有无、相互依存、相互交融，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的紧密关系。在此过程中，汉族以其政治经济文化优势，对其他民族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和向心力，成为民族大融合中的主体民族。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讲的：“汉族聚居的商业据点分散在几乎所有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内，遍布全国，构成了巨大的经济流通网络，起着汉族吸收和传播各民族物质和精神文化的作用，逐年累月地把各族捆成一个高层次的共同体”，即中华民族。

【作者：李瑞芳，河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能源安全的历程和经验研究”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