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文字贯古今。”作为甲骨文的载体，片片龟甲牛骨传承了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也彰显着动物在殷商文化中的关键意义。总体来说，殷商文化是以原始宗教为中心的文化，而从神话、占卜到祭祀，各种动物都承担着帮助人与天沟通的中介作用。这既体现在《国语》《左传》和《礼记》等经典文献当中，也鲜明地见于甲骨、青铜器与玉器等物的形制与纹饰上，更可直接由许多祭祀坑的动物遗骨所证明。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国语》等经典文献的形成均晚于周代后期，无法作为直接解释殷商人观念的证据，但通过将之与各类遗存对比验证，仍能相对合理地推测出动物在殷商文化中的关键位置及其功能。

一、 殷商神话中的动物

在上古时期的天人关系中，动物就已经是不可或缺的一环，这在被记载于《尚书》《国语》和《山海经》中的著名神话“绝地天通”上有着充分的体现。《国语·楚语下》对此神话记载最详，引述如下：

昭王问于观射父曰：周书所谓重、黎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不然，民将能登天乎？对曰：非此之谓也。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处位次主，而为之牲器时服……于是乎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灾祸不至，求用不匮。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威严，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存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

概括来说，在神人相离，或天地沟通顺畅和谐且有礼有节的时期，既有专业且具天赋的人员负责祭祀，而人间因天上降下的福泽，又有着各类包括动物的祭祀品献给天神享用，也就形成了正向循环。但当神人混杂，家家户户都能随意祭祀，天地沟通无序混乱时，赐福不再持续，灾害频频发生，负面的循环便出现了：人没有可用于献祭的粮食与动物，天神也越来越不满。虽然这并非对殷商时期状况的描述，但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连续性视角出发，应当也可以将这一神话理解为商周时期人们基于社会共享观念所制造的想象。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经·商颂》所记载的这一著名神话则最直接地表明了“玄鸟”作为动物，在“天”与商朝始祖间所扮演的使者角色。《史记·殷本纪》对此亦有描述：“殷契，母曰简狄……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而吞之，因孕生契。” 尽管究竟何为“玄鸟”尚无定论，且在生物学的事实上殷商人的祖先也不可能是鸟类的后代，但起码可以认为，这一传说生动地凸显了商周时期人们对动物的崇拜意识，以及动物在天人之间的特殊功能。

二、 殷商占卜中的动物

如果说神话传说的历史坐标难以得到确证，那么留有相应考古所得证据的殷商占卜活动，则毋庸置疑地强调了动物是人与天沟通的核心工具。比如，遗存数量众多的甲骨与其上面的文字均表明商朝的占卜活动十分频繁，且无论事情大小，从解梦到战争成败，都可能成为占问神灵或请求保佑的主题。而占卜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常用材料，正是龟甲与牛骨。负责占卜者会在其上钻孔，再施以烫灼，此时龟甲牛骨上出现的裂纹，便被认为是神灵的指示。显然，殷商社会观念认为龟与牛本身具有特殊的性质或功能，故可比一般其他动物在天人之间传递更多或更准确的信息。从反面思考，殷商时期以人为牺牲的祭祀活动并不少见，而占卜所用的龟甲据考证有许多甚至是从南方地区远途运来的，之所以用成本更高的龟甲而非人骨进行占卜，或许也能说明龟被认为有独特的人天中介功能。

从另一角度讲，依据《史记》所载，除了龟和牛，其他动物如鸟类、鱼类等，如果出现在某个不常出现的场景，或作出特殊的行为，就会被作为从上天传递到人间的启示而解读，换句话说，这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被动的占卜活动。

如《史记·殷本纪》中记载：

帝武丁祭成汤，明日，有飞雉登鼎耳而呴，武丁惧。祖己曰：“王勿忧，先修政事。”祖己乃训王曰：“唯天监下，典厥义，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命，中绝其命。民有不若德，不听罪，天既附命正厥德，乃曰其奈何。呜呼！王嗣敬民，罔非天继，常祀毋礼于弃道。”

又如《史记·周本纪》中记载：

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乃告司马、司徒、司空、诸节：“齐栗，信哉！予无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毕立赏罚，以定其功。”遂兴师。师尚父号曰：“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武王渡河，中流，白鱼跃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云。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

概括地说，无论野鸡闯入祭祀活动并鸣叫，还是白鱼跳到船上，都被认为是上天在传递特殊的信息。其或是对未来的预示，又或是对过往和现状的警告，但皆离不开作为信息载体的动物。而这种将动物活动作为上天启示的解读思维，也一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接续传承。如《新唐书》所载：“凡景星、庆云为大瑞，其名物六十四；白狼、赤兔为上瑞，其名物二十有八；苍鸟、赤雁为中瑞，其名物三十二；嘉禾、芝草、木连理为下瑞，其名物十四。”大体上，这是说祥瑞可分为天象、走兽、飞禽和植物四类，而动物就占其中两类，足见其重要。

三、 殷商祭祀中的动物

作为除占卜之外最主要的殷商宗教活动，祭祀也同样离不开动物。就殷商祭祀所遗留的可考证据而言，主要能在遗迹即祭祀坑内所发掘骨骸与遗物即青铜礼器的纹饰当中发现各类动物不可或缺的存在。

据常玉芝《商代宗教祭祀》一书中总结，殷墟的祭祀坑中所见动物骨骼种类包括马、牛、象、猪、狗、羊、猴、狐、河狸与鹰等。尽管单独埋有人牲的祭祀坑更多，但许多坑中同时埋有动物，可见在殷商的祭祀活动中，动物被认为有着独有的祭祀价值。而随着文明的发展与人文精神的跃动，将人作为牺牲的祭祀活动逐渐大量减少，但动物尤其是家畜仍在中国历代许多祭祀中被当作必需的牺牲品，并且延伸影响至民间信仰活动，在无论丧葬还是祭祖时都会用到各种家养动物。

一般认为，商朝种类繁多的青铜器当中，大部分都是祭祀活动上被陈设或使用的宗教仪式工具，而它们表面精美复杂的纹饰则多数取材于不同动物，如虎、牛、鹿、象、鸮、蛇、龟、蝉、鱼等。张光直在《美术、神话与祭祀》一书中，就专门提出了“商周青铜器上动物纹饰究竟有无意义”的问题，并指出：“我们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有其图像上的意义——它们是协助巫觋沟通天地神人的各种动物的形象。”

而在《左传》对夏朝铸鼎并代迁至商周意义的说明中，动物沟通天地的功能则更概括地说明了：“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

简言之，由于商周礼器的形制与纹饰几乎都取自动物而非其他“物品”，此处“物”应当是对各种“动物”的概括。作为象征着“天命”或政治合法性的鼎，其主要功能正是通过在鼎身铸造的模仿动物的纹饰与形制而得以发挥。具体地说，能够助人沟通天地的动物才会被铸在鼎上，而对人无益甚至有害的动物则不见于鼎，同时起到教育民众避开危险野兽的作用。所谓“协于上下，以承天休”，也就可以理解为在鼎上各类纹饰所象征的动物的帮助下，专职祭祀者才能祈求上天赐福。

结语

殷商文化中，动物作为“天人”中介，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体现在无论是神话传说，还是在占卜和祭祀活动中，动物都是人与神灵沟通的重要媒介。从另一方面看，由于动物被认为具有特殊的甚至是超自然的力量，并在不同的传说中被称作族群的始祖，殷商时期或许也存在着动物崇拜的文化观念。这不仅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自然界的敬畏，也间接折射了他们的宗教信仰和社会结构，对于理解殷商文化及其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通过对殷商时期动物特殊地位的研究，我们还可以从根源上认识中国文明中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模式。殷商文化一方面敬畏自然并崇拜动物的某些特质，另一方面也未曾停止对动物的控制与利用，并可能试图借其影响神灵，即根据农业需要调控自然界的运行，如旱时祈雨、涝时止雨等。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逐渐成为中国文明的核心，而这其实在殷商时期早已形成的动物的工具性角色，或者说以动物为“物”的观念里已然萌芽。                                                                         

【作者：赵麒翔  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宗教研究所  本文系河南省兴文化工程文化研究专项项目“殷墟文化的内涵与特质研究”（2023XWH028）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