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庚香 河南省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研究员

　　1 炎黄文化是炎黄时代中华先民的文明创造

　　（一）炎黄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祖文化

　　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千百年来，奔腾不息的黄河同长江一起，哺育着中华民族，孕育了中华文明。早在上古时期，炎黄二帝的传说就产生于此。可见，中华文明与产生于黄河流域的炎黄二帝的历史传说有紧密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在中国，根祖文化由来已久。“炎黄子孙”“华夏儿女”“龙的传人”与上古时代的三大部落首领炎帝、黄帝和蚩尤有着密切的文化渊源。中国自古有“二月二，龙抬头；三月三，拜轩辕”的说法和习俗。传说“龙抬头”起源于“三皇”之首伏羲氏时期。因为伏羲氏“重农桑，务耕田”。“拜轩辕”则缘于农历三月初三，是轩辕黄帝诞辰的传说。这些说法和习俗所折射的是根祖文化。寻中华民族之根，羲皇、炎黄是绕不开的，也是无法回避的。如果说一百万年的人类起源史，离不开盘古、有巢氏、燧人氏，那么一万年文化史的书写，就离不开伏羲氏、女娲氏、神农氏；五千年文明史的书写，就离不开以黄帝为首的五帝。

　　炎黄文化，是对炎帝和黄帝文化的总称，涵盖了炎帝文化和黄帝文化的全部精神和丰富内容。根据历史记载和传说，炎黄时代有许多发明创造，涉及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诸多方面。其中炎帝时代所创造发明的文化，最重要的是农业、医药、制陶和纺织等。如炎帝是中华农耕文明和中华陶器的创始者。《白虎通义》写道：“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古今事物考》说：“神农作陶。”黄帝时代所发明创造的文化，最重要的是冶铜、舟车、文字、音乐绘画艺术和星历等。中华民族的形成，黄河流域第一次归于一统，则应是黄帝建立的历史功绩。

　　（二）黄帝文化奠定中华文明的根基

　　黄帝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融合的贡献比炎帝更伟大，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在炎黄文化中，黄帝文化集中体现炎黄时代中华先民的文明创造。

　　龙图腾。龙图腾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种文化符号和标识。在炎黄子孙的信仰世界里，“龙的传人”这个意识占据着重要的位置。闻一多先生在《龙凤》中指出，中国人被称为“龙的传人”来源于黄帝时代的图腾和传说。他认为，龙为图腾，是由许多不同的图腾糅合成的一种综合体。他在《伏羲考》中写道：“当初部落林立，各有图腾，内中以蛇图腾最为强大。各种图腾团族合并与融化，以蛇为基调，兼并吸收兽类的四脚，马的鬃毛、鬣的尾巴、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最终形成了龙。”这即意味着“以蛇图腾为主的远古华夏氏族、部落不断战胜、融合其他氏族部落，即蛇图腾不断合并其他图腾逐渐演变而为‘龙’”。依据《史记·五帝本纪》等文献记载和传说考证，黄帝是少典部族之子。因少典部族以熊为图腾崇拜，又称有熊氏。黄帝在统一中原之前，以熊为图腾。打败蚩尤，统一中原后，为了使各民族和部落能紧密团结，图腾兼取并融合其他民族的图腾合并成中华民族共同崇拜的图腾形象——龙。

　　“修德振兵”。修德为修养德行，振兵为整顿武力。这也是文武兼备，后世所谓文武之道的初萌。上古氏族之间有和平共处，同时也会有冲突和战争。《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黄帝“乃修德振兵”，即一方面修治德政，顺应四时五方的自然环境，种植五谷，抚慰千万民众，丈量四方土地使民众安居；另一方面，积极练兵备战，“习用干戈”对“侵凌诸侯”的炎帝，“三战，然后得其志”；对蚩尤则是“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但是，黄帝对炎帝、蚩尤部族，不是赶尽杀绝，而是给予安抚，与他们联合，建立起华夏部落联盟。

　　姓“别婚姻”，氏“别贵贱”。据考证，在伏羲以前，人是没有姓氏的，也没有婚嫁制度，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伏羲氏“定姓氏，制嫁娶”。同一个氏族的男女不能结婚，“姓”因而也起到了“别婚姻”的作用。商周以前，姓用以区别婚姻。氏用以区别贵贱，贵者有氏，而贫贱者有名无氏。氏同而姓不同，婚姻可通；同姓不可通婚。这即是《通志·氏族略》所云：“姓，所以别婚姻；氏，所以别贵贱。”关于黄帝的传说，标志着由母系氏族部落转化为父系氏族部落，并已进入部落联盟阶段。在考古学上，仰韶文化时期是氏族社会变革，并逐步趋向稳定的阶段。如，郑州大河村遗址是一个经过变革的氏族社会，这与黄帝时期，由母系氏族社会进入父系氏族社会，社会出现了分工，且人们划分出了等级这一事实相印证。

　　（三）黄帝文化揭示中华文明道路演进的重要机制

　　合族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这就是中华民族形成的初始形态，在这个初始形态形成的过程中，“炎黄华夏”发挥了凝聚作用，处于核心地位。从五帝到三代，不同族群经过合族，保持了连续性。五帝是族群建构；三代，是王国建构。秦汉以后，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构。这是一个由多而一的过程，由分而合的过程，形成了“多元一体”的共同体演进路径，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距今5000年前后，中国大地分散着若干部落联盟。如黄河流域的炎帝、黄帝集团，长江流域的三苗集团，淮河流域的少昊、蚩尤集团。经过阪泉、涿鹿之战，促使了炎黄两大部族的融合，最终黄帝与各部落“釜山合符”，开创了中华民族大融合的先河。从黄帝与炎帝、蚩尤三大族群的“合族”，使中华民族经历了一个“滚雪球式”的发展历程。从羲皇到炎黄，到华夏，到汉族到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因为“共同体”和“大一统”而走向伟大。

　　一统机制。翻开中国历史，我们发现有一种理念，历经数千年的风风雨雨而长盛不衰，始终贯穿其中，那就是儒家的“大一统”思想。中华民族“人文始祖”黄帝，首创“大一统”观念并最早实践。中国上古“大一统”观念的萌芽自黄帝就已经被发明创造出来了。据《管子·地数》记载：“黄帝问于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为一家，为之有道乎？”其中，“陶天下而以为一家”正是中国“大一统”历史观念形成的先声。黄帝又是中华“大一统”之最早实践者。古籍尤其《史记·五帝本纪》所载黄帝败炎帝、诛蚩尤，“万战万胜”的过程，以及设官、推历、治民等经世的努力与成就，无非是其“陶天下而以为一家”的实践。

　　2 在仰韶文化考古中寻觅炎黄时代的文明印记

　　（一）仰韶文化是考古学文化中最出彩的阶段

　　仰韶文化因1921年首先发现于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仰韶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个重要的文化发展阶段，也是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时期，在中国史前社会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中国考古学上也被称为“仰韶时代”。考古研究表明，仰韶文化距今约7000年至5000年，前后历时2000余年，是延续时间最长、分布范围最广的考古学文化。作为中国新石器文化的核心文化，通过独特的彩陶艺术、丰富的聚落遗址和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仰韶文化展现了距今约7000年至5000年间中华先民们的生活风貌。仰韶文化的发现，首次证实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非常发达的新石器文化，填补了中国远古文化发展史上的空白。中华文明是世界历史上唯一具有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一脉相承、不曾断裂的历史。仰韶文化如第一缕曙光，照亮了中华文明的漫漫长河。

　　（二）仰韶文化基本对应炎黄时代，仰韶文化文明成就与炎黄文化关系密切

　　每个民族都有早期的传说时代和有历史文献记载的时代。在中华文明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炎黄二帝的传说所描绘和呈现的炎黄时代，是中华民族基业奠基的时代、是从混沌走向文明的时代。近年考古研究表明，考古学上的仰韶时代与古史传说中的炎黄时代均呈现出文明形成阶段的共同特性。王巍先生指出，自仰韶文化中期庙底沟时期开始，社会出现显著的变化，中原地区史前文化首次对周围地区产生了强烈影响。这一局面很可能与黄帝炎帝集团的崛起和向周围扩展其影响力，乃至部分人群迁徙到周边地区紧密相关。许顺湛先生曾在《黄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源头》一文中明确提出，仰韶文化时代即炎黄二帝时代。有学者基于炎帝、黄帝部落迁移路线对炎黄传说与仰韶文化进行分析研究，认为仰韶文化基本对应炎黄时代。

　　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是仰韶文化较为繁荣、急剧向外扩展的时期，其分布和影响基本上就是《史记·五帝本纪》记述的黄帝最远到达的范围。距今5800年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相当于炎帝文化，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遗址中所出土器物特征与炎黄时代所发明使用的器物等等是相一致的。需要明确的是，这并不代表仰韶文化都是黄帝部族创造的，但黄帝部族是仰韶文化的集大成者。

　　巩义市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是我国仰韶文化中晚期考古的重大发现，是至今发现的最大仰韶文化遗址，证实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被称为“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河洛古国”。双槐树遗址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晚期这一中华文明形成的初期，发现的规格最高的具有都邑性质的中心聚落。根据碳14测定，“河洛古国”距今大约5300年至5000年。河洛古国宏大的建筑规模，严谨有序的布局，所表现的社会发展模式和承载的思想观念，呈现出古国时代的王都气象，被认为是黄帝时代的一个都城遗址。

　　（三）仰韶彩陶文化与“早期中国文化圈”

　　精美的彩陶是仰韶文化独具的标志性特征。陶器是仰韶时代人主要的生产生活用品，他们通过刻意美化陶器的方式来美化自己的生活，彩陶就是这样产生的。仰韶文化彩陶十分发达，因而也常常被称为“彩陶文化”。仰韶文化可以大致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仰韶文化早期距今7000年至6000年，以西安半坡遗址为代表，是仰韶文化的开始阶段，彩陶以黑彩为主，图案多写实，如鱼、蛙、人面纹和几何纹等。仰韶文化中期距今6000年至5300年，以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为代表，是仰韶文化的大发展阶段，彩陶以黑彩为主，还出现红彩、白衣彩陶等，图案主要是由几何纹构成的花卉形图案。庙底沟期出土彩陶，其富有特色、线条柔美流畅的彩陶图案如花瓣文在周边诸多文化内大范围传播。仰韶文化晚期距今5300年至4600年，是彩陶的衰落阶段，以河南郑州大河村遗址为代表，彩陶以红彩为主，图案趋于简单，有条纹、网格纹、折线、圆点等。王仁湘先生评价说：“彩陶是（中国）史前时代最卓越的艺术成就，是人类艺术史上的一座丰碑。”

　　仰韶彩陶之“花”蕴含中华文明基因密码。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在辽阔而多元的地理空间中，中华文明起源经历了各地区文化多元发展到融为一体的宏大进程，呈现出“多元一体”格局。严文明先生的“重瓣花朵式假说”，认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特征最早应出现在庙底沟文化时期，那时已出现较明显的文化中心区、边缘区和影响区。他将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看作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处于花心的中原文化区，起着联系各文化区的核心作用，同时也向周边文化区进行文化辐射，而外围的文化区则保持着自己的特色与活力。“重瓣花朵式”的中华文明格局，具有文化上高度的向心力与凝聚力。

　　史前时代，中华文明“满天星斗”竞相夺目。庙底沟遗址是仰韶文化鼎盛期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类型，也是当时势力最强大的史前文化。按照庙底沟期的分布范围来看，北抵内蒙古河套地区、东北达辽西地区、东与山东境内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相接，东南到太湖流域崧泽文化的西北部，南部与大溪文化接壤，西南深入四川省西北部，西与马家窑文化接壤。东西南北、纵横数千里，是史前中国面积最大、历时最久、影响最为深远的考古学文化。这一时期，仰韶文化内部各地方类型不断融合，一体化趋势加强，并从中原核心区向外强力扩张。花瓣纹是庙底沟彩陶上的典型纹饰，花瓣纹彩陶的广泛分布就是其影响力的一个具象表现。作为中华大地上一个史前文化高地，庙底沟文化携带着彩陶因子，以强劲之势辐射了大半个中国，卷动了中华史前时期的一次文化大交流大融合，并与其他重要的文化类型相互作用，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彩陶时代，缔造出了文化意义上的“最早的中国”。正如苏秉琦先生所说：庙底沟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文化“满天星斗”中最璀璨的那一颗，它后来发展成为“中国文化总根系的直根系”。与“宅兹中国”的王权国家不同，仰韶文化也因此被称为文化上的“早期中国”。

　　仰韶彩陶之“花”隐含华夏族的文化血脉。“华夏儿女”因“华夏”而得名。“华夏”一词最早出现在西周《尚书·武成》：“华夏蛮貊，罔不率俾。”有学者认为，“夏”是从夏水（即今汉水）得名，“华”是因华山而得名。而现在，“华山”与庙底沟文化的“花”卉纹彩陶有着渊源。庙底沟文化的核心区在豫西、晋南、关中，这里是早期中国的核心地。至今，这里仍流传有丰富的关于炎黄二帝的古史传说。

　　在漫长的历史流变中，“华”与“花”同义。在甲骨文中，“华”即“花”。在《说文解字》中，“华”由花蕊和花蒂造型组成，本意为花朵。“华”的繁体字，就似一簇盛开似锦的繁花。魏晋南北朝以前没有“花”字，“华”亦为“花”。庙底沟文化的人群信仰“华”，成为近代我们所说的最早“华人”。根据文献记载，“华”也与伏羲氏的族群华胥氏有关，但从考古发现来看，“华”的概念与仰韶文化有关。苏秉琦先生认为庙底沟彩陶的主题花卉图案描述的是玫瑰花的形象，有可能就是中华民族以“华”为名的起源，并提出“华山玫瑰燕山龙”的论断，即以“玫瑰花”为标志的仰韶文化同燕山地区以“龙”为图腾的北方红山文化相遇，拉开了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帷幕——这就是以华为名、以龙为徽的“华夏”的前身。

　　3 深化炎黄学研究，打造仰韶文化新高地

　　省委书记刘宁指出，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贺信中的殷殷嘱托，深化考古成果研究阐释，努力在中华文明探源上取得新突破，守护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有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就要求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化炎黄学研究，打造仰韶文化新高地。

　　强化顶层设计，优化空间布局。对于遍布河南的仰韶文化，要进行顶层设计，研究编制《炎黄文化与仰韶文化保护传承示范区总体规划》。一是打造核心区、辐射带。以三门峡、洛阳、郑州为核心，联动渑池仰韶村、庙底沟、大河村等遗址群，划定“一核三带”文化空间格局，申报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实施“考古遗址公园集群计划”，建设仰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渑池）、庙底沟仰韶文化博物馆（三门峡）、大河村“星空下的村落”沉浸式体验馆（郑州）三大标杆项目。二是推进政策机制创新。出台《河南省仰韶文化保护条例》，设立省级仰韶文化保护基金，引入社会资本参与。成立“仰韶文化研究院”，打造跨学科研究平台。三是打造国际学术高地。举办“炎黄学与世界仰韶文化论坛”，发布《仰韶文化研究蓝皮书》，主导制定彩陶文化国际研究标准。

　　活化利用模式，推进文旅融合创新。探索以“大遗址保护+数字技术+文旅融合”为核心的创新发展路径。一是构建数字化保护开发体系。通过高精度三维扫描建立遗址数字孪生模型，开发VR考古模拟系统，实现彩陶制作流程的沉浸式复原。建立文物数字身份证系统，运用NFT技术、区块链技术赋能彩陶，开发数字文创，构建文化遗产数字资产交易平台。二是构建“炎黄文化与仰韶文化体验廊道”。以G30连霍高速为轴线，串联三门峡庙底沟、渑池仰韶村、巩义双槐树等遗址，开发“彩陶之路”主题游线。设计“制陶—观星—祭祀”沉浸式体验课程。推出“仰韶奇妙夜”实景演出，以全息投影还原7000年至5000年前村落生活场景。三是开发文化消费新业态。与河南博物院、豫博文创合作，推出仰韶彩陶盲盒、“花瓣纹”数字藏品，联合“唐宫夜宴”团队打造《仰韶·彩陶之舞》IP剧目。构建渑池—灵宝—西安仰韶文化走廊。沿黄河金三角布局文化体验综合体。

　　加强国际传播，更好讲述炎黄故事、仰韶故事。推动“仰韶文化遗址群”进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联合陕西、甘肃等省共同申报“彩陶之路”跨国遗产。策划“仰韶与世界古文明对话”主题展览。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举办“仰韶文化与世界早期文明对话会”。借鉴“丝绸之路”话语体系，构建“彩陶之路”全球学术网络。

　　总之，炎黄文化、仰韶文化研究要突破传统学科边界，通过构建“考古实证—学科构建—文化阐释—价值转化”四位一体发展模式，掌握解码早期中国文明的核心密钥。要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框架下，着力实现学术价值向公共文化产品的创造性转化，推进仰韶文化新高地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