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士大夫的精神体现为文化的焦虑和对人伦秩序的焦虑。二程以义理之学取代了汉唐章句训诂之学，带来了儒家学术思想界的重大变革。他们的教化思想主要来自于其理本论，强调“格物致知”的认识论，将天理落实到人伦修养等价值层面，进而在人性论中提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探讨人性的善恶以及对人进行教化的必要性。

一、二程教化思想的主要内容

二程认同儒家“内圣外王”的价值取向，在强化“内圣”基础上，提出了君道、臣道、民道三个层次的教化思想：皇帝要以“理”治国、官吏要以“理”忠君、庶民要以“理”抑欲。二程提出以心性为基础，将道德层面的内心修养与社会的功用相结合，使人们乐于顺从封建统治，缓和社会矛盾，进而巩固北宋的统治地位。可以“从道德与政治的内在关系入手来研究儒家的内圣外王思想，并最终展现出儒学的实践精神，从而揭示儒学的精神特质及其当代意义”。二程所主张的政治教化模式是精英治国的理念，教化的理想和目的在于培养圣人，教化内容以伦理道德为根本。

（一）君道之王道仁政

二程期间，北宋先后登基五位皇帝，宋仁宗赵祯（1022—1063），在位41年；宋英宗赵曙（1063—1067），在位４年；宋神宗赵顼（1067—1085），在位18年；宋哲宗赵煦（1085—1100），在位15年；宋徽宗赵佶（1100—1125），在位25年。二程兄弟忧国忧民，教化皇帝以“理”治国，实施王道仁政的君道观。

二程自觉将天理本体作为儒家政治改革的根本规范，在更高水平上为思考政治本性以及现实政治改革所应遵循的原则提出了要求。他们强调人的德性在道德教化中的首要原则性，教化的基本出发点就是“行王道施仁政”， 讲究心性修养，提高人们遵从皇权的自觉性，自觉接受教化。二程认为，君王处于绝对权威的地位，君道体现着天道。鼓励皇帝明道成圣，从自身道德修养做起，不被陈规陋习所迷惑，通过崇高的道德追求修养达到圣人标准，然后自上而下地改革不合理制度。

二程认为统治者的政治应当建立在纯正的王道理想基础之上。程颢曾向新即位的宋神宗上《论王霸札子》，指出：“得天理之正，极人伦之至者，尧、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义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礼义，若履大路而行，无复回曲。霸者崎岖反侧于曲径之中，而卒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诚心而王则王矣，假之而霸则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审其初而已。”王道是顺应天理的圣王政治，而霸道则假借仁义其实用其私心。有德之君主不能只崇尚武力。他们认为仁是王道的根本，王道之本就是推行仁政。

（二）臣道之忠君爱国

宋朝重文轻武，士大夫有了施展自身才华的机会，同时也成就了一批有道德理想的名人雅士。二程认为臣要德才兼备、忠君爱国。

二程特别强调“三纲五常”，君为臣纲居三纲之首。忠君爱国是理所当然的一种道德规范和义务。程颢说：“忠者天理，恕者人道。忠者无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体，恕者用，大本达道也。”根据二程体用一源的思想，这里把忠君上升到了形而上的高度，官吏有忠君的绝对义务，这是官吏的最基本原则。君臣关系是最重要的政治关系，对臣子来说，君是一国之主，是治理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所以忠君爱国是符合天理的道德规范。二程以为官吏辅佐君主应致其才力，做到以理开导之。“人君有过，以理开喻之，既不肯听，虽当救止，于此终不能回，却须求人君开纳处进说。”既要保持恭敬，也不能阿谀奉承。

（三）民道之道德教化

二程继承儒家对君民关系的界定，强调对民众实施教化在治理国家方面的重要作用，“天而在上，泽而处下，上下之分，尊卑之义，理之当也，礼之本也。……夫上下之分明，然后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后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表示天子居尊位，民众居卑位，民众要自觉接受教化。君主要创造一切有利条件，通过教化来引导民众一心向善。

二程坚持以道德仁义教化民众，他们认为民俗与人内心的气化有关，风俗的败坏与教化的缺失有关，通过合理的教化就能在社会上形成良俗。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程颢迁任晋城令，在《晋城县令题名记》中有如下记载：“民以事至邑者，（颢）必告之孝弟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长上。度乡村远近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难相恤，而奸伪无所容。凡孤茕残废者责之亲戚乡党，使无失所，行旅出于其涂者，疾病皆有所养，诸乡皆有校。暇时亲至，召父老与之语，儿童所读书，亲为正句读，教者不善，则为易置，俗始甚野，不知为学。先生择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才十余年，而服儒服者盖数百人矣。”

二、二程教化思想的实践

二程的教化思想以天理为本体，教、化兼重。具体到教化，又以教为本，通过国家、学校、家庭等途径来进行。以化为用，达到内在自我修养，使得君、臣、民养成道德品质，形成道德自律。在教的途径上，二程认为各级组织均要设学校，家有私塾、乡有乡学、县有县学、国有国学，各方形成儒家教化的合力，进而改善社会风俗。

二程反对当时的科举取士制度。宋朝的科举制度比较完善，这一相对公平的教育政策导向，客观上起到了催人向上、凝聚人心、教化庶民的重要作用。但是，二程认为科举考试没有前期的考察，一次考试无法真正了解人才的德行和能力，无法选取真正有助于治理国家的贤才。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程颐代父撰写《为家君应诏上英宗皇帝书》，他写道：“今取士之弊，议者亦多矣。臣不暇条析，而言大概。投名自荐，记诵声律，非求贤之道尔。……以今选举之科，用今进任之法，而欲得天下之贤，兴天下之治，其犹北辕适越，不亦远乎？”程颐说当时正在实行的“投名自荐，记诵声律”的考试办法根本不是求贤之道，长此以往，根本就是南辕北辙。后来，《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等“五经”成为科举考试的主体，二程的著作也成为科举考试必读书目。

在振兴官学的同时，二程也十分重视民间讲学。北宋时期，各地私人竞相创建书院，书院几乎遍布全国。私学不以培养官吏为直接目的，而是通过自由讲学将儒家文化在民间传播和发展。书院的兴起为传播和推广儒家教化打造了良好的人文社会环境。二程常年在民间讲学，程颢在民间讲学有三十年、程颐则长达五十年，起到了移风易俗、改善社会风气的重要作用。著名的“嵩阳书院”（位于今河南登封）在宋神宗时就名声鹊起，二程都曾先后在此讲学，嵩阳书院因二程而名声显赫，后世称之为新儒学的发祥地之一。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文彦博赠十亩庄园给程颐，在洛阳伊川县创立了 “鸣皋书院”（后改名为伊川书院），程颐在此立言讲学二十年，写下一系列重要著作，其思想体系很多是在这里完成的。特别是二程对《孟子》高度重视，经二程的宣扬，《孟子》由“子”入“经”。在二程看来，《论语》、《孟子》是诸经之本，涵盖仁义、礼乐等伦理道德规范及治理国家的原则。二程推崇《中庸》一书在道统中的重要地位，肯定《中庸》体现天命、性、道、教、诚等中国儒家的形上学观念，传授使人终身受用不尽的圣人之道。

值得一提的是，二程教化的实践中，也有被后世所诟病的部分。比如寡妇再嫁的问题，程子明确表示不能娶再嫁之妇。学生问，如果妇人没有生活来源怎么办，程子说“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有学者认为，这句话本身确实是社会普遍强调的伦理原则。但是，要视情况而定。特别是在古代社会，以此来苛刻地要求寡妇不能再嫁，给当时的妇女戴上了沉重的精神枷锁。

结语

二程兄弟是宋明理学的奠基者，他们的教化思想对中国哲学、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时代背景来看，北宋中期出现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斗争和民族矛盾的激化，而二程“尚德”，主张实行“王道”，注重道德教化和心性修养。二程理学形成于北宋末年，强调万物存在的根源在于“天理”，进而探讨理事关系、体用关系等，为宋明理学奠定了坚实的理本论思想基础。二程忧国忧民，积极参政议政，其教化思想也充满了时代的危机感。

参考文献：

1.郑臣：《内圣外王之道-实践哲学视域内的二程》，上海：复旦大学，2007年第1页。

2.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50-451、124、750、638页。

（作者：王思远  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宗教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