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背景下，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质上均指向人才支撑问题。为了提高教育质量，提升育人水平，高校实验室进驻企业生产车间，企业生产线融入学校实训基地，高校与科技企业、科研机构联合开展项目研发……这样的场景已成为常态，也被视为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产学研结合。以强化人才支撑为牵引，教育、科技、产业的融合均以城镇为综合载体，进而圈定了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的基础物理空间。教科产城深度融合势必成为实现高质量协同育人的重要抓手，这对于服务国家或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破解“合而不融”，教科产城深度融合何以势在必行？

伴随科学技术的迭代与应用，生产力水平不断实现突破，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也随之发生了深刻调整，催生了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这导致人才供给与市场需求不匹配的问题浮出水面，出现了“就业难”“招工难”并存的复杂现象。为了缓解劳动力就业以及人才供需的结构性矛盾，政府出台了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产学研结合等一系列政策，以此推动供需匹配、高质量协同育人。然而，尽管融合是基于现实需求与政策导向的双重驱动，但在具体实践中仍存在“合而不融”的问题。例如，校企合作多停留于签订合作协议、挂牌实训基地、共建联合实验室等形式上的结合，企业参与学科建设、课程设计等实质性工作的程度和积极性不高；产学研项目多聚焦于技术咨询等浅层次、碎片化、短周期的合作或者由单方主导的合作，缺乏深度嵌入，项目成果的实际转化率不高。与此同时，“合而不融”还存在显著的地域性差异。例如，东南沿海和京津等经济发达地区，虽然具备较强的资源和政策优势，但政策驱动与市场机制的动力失衡较为显著；而中西部与东北地区则主要面临政策滞后与资源分散的双重困境。概括而言，学校、企业、科研机构等主体的融合仍主要停留在物理层面的叠加，亟须基于特定空间范围探索更深层次机制的融合，进而深化目标、动力、资源、评价等方面的协同性。

强化顶层设计，下好教科产城深度融合“一盘棋”

教育、科技、产业、城市的政策联动设计与实施，为教科产城深度融合提供了充分的政策基础。2016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首次提出“建立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把产教融合作为人才战略的核心机制。2019年，国家发展改革委与有关部门制定印发了《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提出通过5年左右的努力试点布局建设50个左右产教融合型城市以及1万家以上的产教融合型企业，初步构建了以城市为节点、行业为支点、企业为重点的产教城融合模式。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科技元素的嵌入，主要基于科技创新已经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要素以及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202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提出通过“建强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优化与区域发展相协调、与产业布局相衔接”塑造多元办学、产教融合新形态。至此，以提升育人效能、强化人才支撑为核心诉求，教育、科技、产业在市域范围内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协同生态。

创新综合载体，教育、科技、产业在城镇“牵手”

按照统计层面的城乡规划，城镇包括城区和镇区，它以非农业人口和非农产业聚集为主要特征。城镇地区以外的部分即为乡村。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目前全国城镇化率已经从1949年的10.6%跃升至2024年的67%，非农人口规模扩大近7倍，产业结构调整也同步加速。可见，城镇已经逐渐成为资源集聚、产业集中、政策落地、场景搭建的关键节点。作为承载教育、科技、产业的综合载体，城镇的承载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空间规划与功能布局。城镇开发边界以内的功能区分、空间布局及设施配套等，构成了基础性的物理载体。二是资源要素集聚与整合。城镇聚集了大量要素资源，并具备推动各类资源优化配置、科学利用的功能设计，如基础建设、生态保护、区域协调等。三是制度组织与政策实施。城镇是制度与政策落地的重要场域，能够在更具体的时空范围内推动机制创新，实现动态适配与经验转化。例如，苏州工业园区将高校、科研机构与产业园区紧密布局，形成“教育－研发－生产”闭环的空间格局；深圳市联合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企业共同筹建“鹏城实验室”，有效整合骨干人才、科研设备、数据资源、创投资本等资源，形成“科技－教育－资本”一体化的资源生态。

聚焦思维创新，以“求效”破解困局促进深度融合

“效”指涉效果、效用、效能、效益等，“求效思维”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哲学根基。马克思认为真理的检验在于实践的效果，即实践不仅是认识世界的方式，更是改造世界的手段。以实践有效性为核心导向，“求效”的内涵主要涉及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的统一，这对于推动教科产城深度融合具有关键性引领作用。本体论维度上，“求效”指向社会存在的本质性规定。教育、科技、产业的发展规律和现实基础是融合的客观条件，脱离客观条件的融合只能流于形式上的物理叠加。认识论维度上，“求效”意味着动态验证与矛盾化解。融合不能局限于理论层面的制度和政策设计，更要重视通过市场动态检验其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进而依据检验结果充分化解矛盾。方法论维度上，“求效”主要是指主客体的辩证统一。学校、企业、科研机构、政府单位既是融合的参与主体，也是融合机制作用的对象，它们之间的赋能是双向度的。作为承载教育、科技、产业的物理空间，城镇既是被规划的对象亦是基础性限制。价值论维度上，“求效”以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为旨归，它规定了融合的终极效能标准指向以人为本，即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要兼顾生态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公平。

深化四维联动，教科产城深度融合的“求效”发展策略

基于“求效”的创新性思维，撬动教科产城深度融合的发展策略，主要涉及物理载体、动力机制、制度体系、融合文化四个维度的联动建设。

其一，以促进正式的功能耦合与非正式的沟通交流为目标，科学规划短间距、高效能的空间承载。基于邻近性原则，统筹规划产学研相关实体建设的空间布局，使其集中在城区或镇区的特定功能片区。一方面，通过打造嵌套式物理空间，促进正式的功能耦合，例如，以联合实验室、实习实训基地等方式串联高校、企业、科研机构，集聚生产要素、整合共建资源；另一方面，通过共享交通、餐饮、休闲等配套公共服务，使生活圈充分交织，增强人与人之间非正式的沟通交流。

其二，基于“动机识别—激励设计－环境适应－效能评估”的设计策略，重构利益共享的动力机制。要综合研判学校、企业、科研机构、政府部门等主体的利益诉求及冲突矛盾，根据需求导向，系统设计分层次、复合型、可调节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对于内外部环境因素的干预，要着重强化风险对冲、知识产权保护、退出权益保障等适应性和抗风险设计。同时，要对激励和约束效果进行动态评估，特别是注重依托数字化工具降低激励实施成本、提升动力传导效率。

其三，聚焦“有法可依、有制可循”两个建设重点，完善权责利清晰的制度体系。一方面，要通过立法赋权构建融合发展的法治底座。把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产学研结合等融合模式置于深度融合发展专项立法的框架内，明确学校、企业、科研机构、政府部门等相关主体的法定权力、责任与利益边界，突破传统制度框架的约束重构法治体系。另一方面，要通过完善工作机制促进主体间协同。设置跨行业、跨部门融合发展管理机构，统筹教育、科技、产业、城镇等领域的融合事务，例如，统合发展目标、考核标准，协调基础保障、权益维护。

其四，基于认知、价值、认同的重塑，构建互利共生、跨界交互、开源迭代的融合文化。通过建立跨学科的知识图谱，创新认知工具与传播媒介，让社会大众广泛接触、了解新知识和新思想，消除认知冲突和摩擦。以重塑认知为基础，通过叙事和话语体系建设，推动社会大众构建从零和博弈到互利共生的价值转向，以及从利益共同体到命运共同体的认同深化。同时，对于世界范围内的科技创新协作，鼓励开放共享与持续改进，并对于迭代试错保持合理的宽容性。

（作者：李钰靖 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人口与社会发展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