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蔡元培，中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革命家、政治家、民主进步人士。他早年参加反清朝帝制斗争，后赴德国留学，任民国初首位教育总长，主持制定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第一个法令——《大学令》，后来任北京大学校长。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主持筹设中华民国大学院及中央研究院，主导教育及学术体制改革，被誉为“影响中国历史的十位教育家”之一。他去世后，毛泽东誉其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本文从勤奋苦读、学贯中西，应时而变、民主先锋，执掌北大、兼容并包，砥德砺行、品近完人等4个方面对其进行探讨。

蔡元培（1868—1940年），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号孑民，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今浙江省绍兴市）人，清光绪进士，近代著名民主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毕生以“学术救国，道德救国”为信念，淡泊名利，清廉自守，孜孜矻矻致力于教育事业，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

一、勤奋苦读，学贯中西

蔡元培1868年1月出生在浙江绍兴的一个商贾之家，自幼聪颖，4岁入家塾，11岁时父亲蔡光普因病去世，这对蔡家打击很大，不但经济陷入困顿，蔡元培无忧无虑的生活也随之烟消云散，但他没有因此意志消沉，而是寄居姨母家继续读书，勤学不辍。他初读《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后读《大学》《论语》《春秋》等“四书”“五经”，都能达到会背的程度。当时南方夏天蚊虫多，他晚上读书时就把双脚放在水桶里，避免蚊子叮咬，从而专心致志读书学习。他读书时每遇疑难之处，便翻阅大量有关参考书，案头常因此而堆满各种书籍。他的私塾先生素以教书严厉著称，他曾经回忆说，先生上课时会让学生背书，如果背不过或者有错误的，先生就用竹板在手心责十下。“我记得有一次背诵《易经》屡次错误，被责手心几百下。”他年轻时经叔叔介绍，到绍兴“古越藏书楼”帮助校勘《绍兴先生遗书》，趁此机会，他4年中遍读了楼中万卷藏书，并对重要书籍都进行了批注。他的女婿林文铮说当时他批注的《墨子》《管子》书上，密密麻麻，遍布书页，没有一点空隙。他的儿子蔡无忌在《追忆蔡元培》一文中说：“先君小时家居勤学，尝在楼上读书，一夕本宅失火，举家惶骇不已，家人疾呼先君下楼，先君仍读书自若，态度极为镇定。”就是通过这样的刻苦学习，蔡元培奠定了扎实的国文功底。经多年苦读，他17岁考取秀才，22岁考取举人，23岁考取贡士，后经殿试中进士，并点为翰林院庶吉士。他在考中秀才后，考官对他考卷的评语是：“笔轻而灵，意曲而达”“简洁名贵，滴滴归原”；乡试后考官评价他的文章是：“语无泛设，引证宏博，词意整饬”；点翰林后，他的才名传到“帝师”翁同龢耳中，翁专门看了他的文章，大赞：“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材也！”他26岁就被授予翰林院编修，站到了古代读书人梦寐以求的科举之路的最高峰。蔡元培后来之所以能做出伟大成就，和他早期的苦读有着直接关系。他晚年回忆说：“我自十余岁起，就开始读书，读到现在，将满六十年了，中间除大病或其他特别原因外，几乎没有一日不读点书的。”由于他勤学不辍，因此才有了渊博的知识，成为后学之楷模。他一生的主要著作有《石头记索隐》《教授法原理》《中国伦理学史》《美育实施的方法》《华工学校讲义》等。1934年，河南焦作工学院（原中国矿业大学前身，也是今河南理工大学前身）第23级同学毕业，蔡元培作为该校名誉校董被请求题词，他挥笔书就“好学力行”4字，后来成为该校的校风校训。这也是蔡元培一生刻苦学习、奋力实践的写照。

蔡元培早年在科举考试的道路上非常顺利，他完全可以这样继续走下去，求取仕途功名。但蔡元培不是一个庸庸碌碌的读书人，而且那个年代也不允许他这样按部就班一直走下去了。1894年，在甲午战争中，中国被自己视为蕞尔小国的日本所打败，整个国家为之震惊。开战之初，蔡元培极力主战，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最终导致战败并割地赔款，这深深刺痛了蔡元培，他痛哭流涕。也就在这一年，他的思想发生了剧烈变化，深感振兴国家、“培养革新之人才”之重要。之后随着戊戌变法失败，民族危机不断加深，使蔡元培深感清廷改革已“无可希望”。当时社会上与朝廷已形成一股学习西方的潮流，蔡元培开始接触西学，由此寻找治病救国的良药。此时他意识到，京城官场已不是他施展抱负的场地，尤其是维新人士的惨烈下场更使他下定决心要南下从事教育工作。1898年冬，他来到绍兴任中西学堂监督，开始从事新式教育活动，但时间不久，由于学堂中存在着新旧之争并受到旧势力的顽强抵制，他愤然辞职。在行事方式上，蔡元培既有谦谦君子之风，又有梁山好汉血性，一天晚上参加中西学堂的宴会时，他高声批评康有为、梁启超维新运动的不彻底，说到激烈处，他高举右臂大喊：“我蔡元培可不这样。除非你推翻满清，否则任何改革都不可能！”1901年他来到上海，出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他认为，国家当时太缺乏具有新思想新知识的人才了，要救国必须靠新的教育，学习西方的教育方式和理念。考察世界各国的学术、教育和科学技术、思想文化后，他认为当时德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下决心要到德国去学习。最后他费尽周折终于在1907年实现了自费到德国学习的机会。

从1908年10月到1911年的6个学期里，他在德国柏林莱比锡大学共选听了40多门课程，包括哲学、文学、教育学、心理学、美学、民族学、绘画艺术论等。除了听课，蔡元培还从事文明史与世界史研究，先后编著、翻译了多部学术著作，其中《中国伦理学史》被称为中国现代伦理学的开山之作。1913年，蔡元培又赴法国学习研究，3年时间里又编撰了大量哲学美学著作。1921年，他分别被法国里昂大学、美国纽约大学授予文学、法学博士荣誉学位。他一生共6次出国学习考察，先后与世界著名科学家、哲学家、音乐家杜威、罗素、爱因斯坦、居里夫人、萧伯纳等建立了友谊。在他的人生经历中，既有深厚的旧学根基、完整的科考经历，又有长期在德法等欧洲国家学习研究的历程，可谓名副其实的学贯中西。

二、应时而变，民主先锋

由于蔡元培在长期的官场中对清廷的误国卖国行为认识越来越深，尤其是甲午战争后他接受了大量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特别对孙中山的革命主张非常赞同，革命意识日益强烈。1902年，他在上海同蒋智由等创办了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建立了一系列爱国组织，开展革命活动。蔡元培鼓励爱国学社的学生以新的面貌和态度追求新理想，改变国家沉闷的风气等，由于革命色彩浓厚，受到了清政府的警觉和侦讯。此间，他辗转于青岛、日本、绍兴、上海等地，同时做到德国留学的准备，以躲避风头。到1904年，他对清政府已彻底失望，在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下他秘密加入了以杨笃生为首的“暗杀团”，准备搞一场震撼世界的恐怖活动，以投毒、爆炸等方式刺杀大清国皇亲国戚与王公大臣，从而实现改朝换代的目的，这也是科举制度实行以来一个“翰林”准备搞暗杀的千古未有之举。为此，蔡元培带领研制小组躲在隐蔽的地方，买书籍、买材料，日夜攻关，反复试验，终于研制出一种体积小、威力大的炸药。正当他们准备实施爆炸时，因其中一个成员活动暴露而失败，“暗杀团”的活动不得不停止下来。当时蔡元培之所以热衷搞暗杀活动，这也是那个时期的一股风潮，热血青年们对此趋之若鹜，大街小巷不时传出“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呐喊，以及“断头台上凄凉夜，多少同侪唤我来”的狂吼。

暗杀活动停止后，蔡元培在上海组织建立光复会，宗旨是“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主要从事反清革命斗争。但由于光复会组织软弱涣散，严重影响深入开展反清斗争，蔡元培与之关系逐渐疏远并最终脱离。后来蔡元培被孙中山委任为中国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继续开展新的反清工作。

1907年6月，蔡元培经长期筹划赴德国留学，一学就是4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在上海同盟会主要领导人陈其美的电报催促下，蔡元培从德国取道西伯利亚回国。1912年初，他受命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首位教育总长。为了搞好民国教育，他主持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主要采用西方教育制度，建立中国资产阶级教育体制。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后，蔡元培愤而辞职。次年8月，他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携眷赴法留学。在法国，他与李石曾等创办留法勤工俭学会，希望以此组织帮助更多华人到欧洲求学。后来赴欧勤工俭学的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李维汉、李立三、向警予、陈延年、陈乔年、聂荣臻、李富春等，大多是通过这个组织的帮助得以在法国进行学习的。这个组织还受理过邓小平、王若飞、陈毅等留法学生提出的勤工俭学问题。

1916年底，他回到北大当校长，采取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在教育上坚持“五育”并举方针：对学生进行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育教育，意在通过这些教育实现富国强兵、提升国民素质、培育世界眼光、提升对世界的认知能力等。同时，他大力支持新文化运动。1918年11月16日，北大学生在天安门前组织集会庆祝“一战”胜利结束，他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劳工神圣》的演讲，鲜明提出要“认识劳工的价值”，并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五四运动”中，他积极支持学生爱国行动，多方营救被捕学生，并以提交辞呈向北洋政府施加压力。

1923年春，因不满北洋政府破坏法制行为，他坚决辞掉北大校长，离京南下。秋间转赴欧洲，从事研究和著述。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经孙中山提名，他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1926年初他从欧洲回国，在上海参加了苏浙皖三省联合会，配合北伐战争，策划了三省自治运动，遭到军阀孙传芳通缉。1927年，他出任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大学院院长、监察院长和代理司法部部长等职。这时，他在政治上倾向南京国民政府，但并不支持蒋介石的滥杀政策，还出面营救可能遭国民党逮捕的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一年后，他辞去政府各行政职务，专任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专注发展国家文化教育和科技事业。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主张抗日，拥护国共合作。1932年，他与宋庆龄、杨杏佛、鲁迅等发起组织建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努力开展抗日爱国运动，营救一切爱国的革命的政治犯，竭力为国家、民族保存一二分元气，还曾援救许德珩等爱国民主人士，营救丁玲、朱宜权等共产党人。后来，杨杏佛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暗杀，蔡元培在公开场合严厉抨击暗杀民主人士的卑劣行为，因此遭到国民党特务把炸弹和恐吓函送他寓所的警告。此时，他与蒋介石的政治立场已分道扬镳。

卢沟桥事变前，他到南京时受到汪精卫的宴请，鉴于汪精卫当时对日本侵华暧昧的态度，席间他苦劝改变汪亲日立场和行为，以推进抗战与民族复兴的国策。说到激动处，他的眼泪一滴滴落到汤盘里，他又和汤一道咽下。其情其景，令在场者无不动容。1937年抗战爆发初，当蔡元培读到毛泽东从延安寄来的“国共合作，共御外敌”的来信后，他从北京亲赴南京面见蒋介石，要求蒋迅速进行全面抗战，蒋介石避而不理，他在蒋的官邸处绝食4天以示抗议，人们赞为“国士无双”。全面抗战开始后，他与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合组织成立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积极组织发动文化界人士及民众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同时，他还与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创始成员联合全国各大高校校长、教授发表长篇声明，揭露日军蓄意毁灭中国教育机关的罪恶暴行，并组织救亡协会下设的国际宣传委员会扩大对外宣传，争取世界各国人民支持。

在他的一生中，曾多次与清廷斗、与袁世凯斗、与北洋军阀斗、与蒋介石斗，多次名列通缉令，多次收到恐吓信，走在生死的边缘也何止一遭两遭。他不畏国民党高压，料理鲁迅的丧事，刊刻鲁迅的遗集；主持杨杏佛的葬礼，谴责特务暗杀爱国志士无耻行径等等，时常以无私无畏精神公开与当局唱反调。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享年73岁。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锋，蔡元培毕生在文化、教育、救国图存、改良社会风气等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逝世后，国内各主要党派和团体以及要人名流纷纷致电吊唁，全国哀挽。中共中央在唁电中誉其为“老成硕望”“勋劳卓著”；毛泽东同志誉其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周恩来同志为他送的挽联是：“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作者：王喜成 单位：郑州工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