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千年一鉴，照见古今智慧。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到来之际，《资治通鉴》成书亦将近千年。作为中国首部编年体通史巨著，它记录了横跨十六朝1362年的历史，蕴藏着治国理政的千年智慧。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提出关于河南工作的“两高四着力”重大要求，其中之一就是“推动文化繁荣兴盛”。为全面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大河网学术中原推出“千年一‘鉴’”特别策划，系统解读该书中蕴含的经济、改革、廉政、人才等治国理政智慧。通过专家约稿、海报等呈现方式，让闪耀千年的思想智慧变得更加可感可及。

今天推出第一期《〈资治通鉴〉中的经济治理思想》——

治国有常，利民为本。编年体通史巨著《资治通鉴》（后文简称《通鉴》）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著称，其中经济思想彰显了浓厚的儒家民本色彩。包括对传统士农工商价值地位的理解认识、“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理念，还有“不与民争利”的政策导向等等，对国计民生均大有裨益。

一、传统社会农、工、商的价值地位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管仲最早提出“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的说法，并逐渐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观念。《通鉴》中司马光在经济上的认识也深受其影响，如对农工商三者的不同认识与评价。

荀子指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君王如船，百姓似水，水能托起船，也可使其沉没。因此，《汉书》总结“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汉书》卷43，列传13），规劝帝王要重视百姓，尤其是百姓最关注的温饱问题。农业是国家的命脉。百姓靠农事产出获得温饱，朝廷财政很大部分也来自田地赋税。《通鉴》多次强调以农为本，汉文帝、景帝重视农业，让流民归农，认为农业是天下根本；曹操屯田兴兵、吴越招民垦荒，都是靠农业增加实力；灾荒时，朝廷也用粮食赈灾。但农民境遇艰难，除耕种外负担沉重，遇上天灾人祸饿殍遍野，甚至要转卖妻子儿女。司马光抄录晁错《论贵粟疏》，既传承策论价值，也表达对农民的同情。

司马光在《通鉴》中对商业的记载，展现了深刻的辩证思维：既警惕其潜在危害，又肯定其经济价值。他沿袭传统儒家“重农抑商”的思想，指出商业过度发展可能动摇国本：汉朝以“贱商令”压制商贾，禁其入仕、课以重税；北魏时，商贾利诱小民弃耕，致使良田荒芜，社稷动摇。然而，司马光亦未忽视商业的积极作用。他详载南梁武陵王以通商富国、唐末郭禹因商政振兴地方、后晋桑维翰借贸易充实国库等事，彰显商业对财政的支撑作用。唐代允许西域商贾往来、设市舶使管理外贸，乃至契丹主动请市，均被《通鉴》收录，可见其对“商以通有无”功能的认同。更值得注意的是，司马光对商贾的处境不乏同情。战乱之际，商人常因军需征调而倾家荡产，如唐末藩镇巧取豪夺、五代政权苛敛商税，史笔所至隐现其对“与民争利”政策的批判。这种既抑又恤的态度，折射出司马光经济思想的务实性，即商业不可纵亦不可废，唯有权衡利弊方能维系国计民生之平衡。

在古代经济体系中，“工”（手工业）占据着农、商之间的独特地位，既为民生提供器用，又为国家创造财富。《通鉴》记载，郑国渠等大型工程促进农耕，民间手工业则为贫民开辟生计，足见其不可或缺。然而，司马光笔下的“工”并非纯粹的经济要素，更是政治治乱的晴雨表，其兴衰往往折射出国运的盛衰。朝廷对工匠的管控远甚于对其价值的肯定。魏晋时，禁止工匠穿着华服，以防其“竞逐浮利”；唐宋两代，更以律令严限工商服饰，禁其子弟科举，使其世代固守本业。司马光虽未明言褒贬，然此类记载暗含深意：工匠若因利忘本，或致社会失衡，故需以制度约束。汉元帝广筑宫室，魏明帝大兴土木，北齐武成帝奢靡无度，皆征调万工，致使府库空虚、民怨沸腾。司马光借史喻今，以“工役繁兴，则国用匮而百姓困”的规律，隐谏帝王当崇俭戒奢。司马光并未否定“工”的价值，而是强调需要置于“重本抑末”的框架之下。唯有朝廷节制工役、规范匠籍，方能使手工业既不夺农本，又不伤民力，最终维系“器用足而国用饶”的治世格局。

二、关系治乱兴衰的货币政策

自古以来，“钱币”在国家经济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是货物流通的重要媒介。最早的“钱币”由“贝”等实物充当，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材质也有所改变。秦始皇时统一货币，之后历朝历代都在承袭着货币统一的理念。但有时因为政治、经济等原因，朝廷会下诏更铸新的钱币，而这些改变直接影响经济的发展。宋代经济发达，钱币在日常交易中被频繁使用，甚至为方便携带，西南地区还出现了交子。因此，司马光关注钱币也就不让人意外，《通鉴》中也频繁地出现与钱币相关的记载。

秦汉至宋，流通于社会的货币主要是“钱”，也就是内圆外方的铜钱，它作为交易中介促进货物流通。关于这一点，司马光也是下笔较多。汉哀帝时，曾有大臣建议更换货币，进言“古者以龟、贝为货，今以钱易之”，因为行军打仗、论功行赏都离不开“钱”（《通鉴》卷33，汉纪25）。汉武帝时期，派军队征战大宛，论功行赏时给将士们加官晋爵，给死去的士兵抚恤费“四万钱”（《通鉴》卷21，汉纪13）。但货币本身的价值随着社会状况的变化而波动。社会安定时，“钱”可以交易大多数物品，而在战乱时期，其价值不断降低，以至成为废铜。东汉殇帝朝时局动荡，天灾兵乱之下民不聊生，平襄地区经历战乱一片惨象，乃至“湟中诸县，粟石万钱，百姓死亡不可胜数，而转运难剧”，因为战争原因运送粮食不方便，导致一石粟米的价格畸高，远远超过了平常的标准（《通鉴》卷49，汉纪41）。

历代关于铸币权、更铸与盗铸等问题层出不穷，让统治者头疼不已。汉文帝时期，朝廷将之前流通使用的荚钱更换成造四铢钱，并废除禁令允许民间自铸。贾谊上奏谏言，请求皇帝收回诏令，由朝廷接管钱币的铸造与流通。理由有三：其一，百姓铸造钱币会使犯罪率上升；其二，会使国家经济混乱；其三，会使民众不事生产，从而动摇根基。最后总结认为，“铜布于天下，其为祸博矣，故不如收之”（《通鉴》卷14，汉纪6）。《通鉴》中贾谊奏论被完全抄录，可以窥见司马光的态度：铸造权理应掌握在朝廷手中。历代改易钱制，往往弊窦丛生。魏文帝曾废除五铢钱，改用谷帛交易，结果伪造盛行；唐高宗更铸乾封泉宝，因价值过高导致货物滞销，很快又改回开元通宝。然善用更铸亦可纾困，如刘备为解决军用不足铸造直百钱并统一物价，蜀汉财政得以好转。由此，在司马光看来，更铸钱币贵在因时制宜，唯有立足实际方可规避更铸带来的风险，维持经济稳定。而对于民间盗铸之事，洞悉历史的司马温公直接点出问题的关键：官方发行钱币材质单一，防伪手段较低，才会被有心之人仿制。因此，控制钱币重量和外形，可以大大降低被盗铸的风险。比如元嘉年间的四铢钱，因成本高仿制无利可图，百姓就不愿盗铸。

以上货币经济观的呈现，既有司马光对财政治理的深刻洞察，亦折射出传统经济思想中“轻重之术”的智慧。钱币作为经济血脉，其制衡之道实为治国平天下的关键所在。

三、关系国计民生的赋役制度

《通鉴》系统记载了从战国到五代十国时期的赋役制度变迁，展现了司马光对这一议题的深邃见解。赋役作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其合理设置直接关系到政权稳固与社会发展。

司马光认为，赋税是国家统一的根基。秦以前的赋税以田赋为主，秦始皇统一后确立“黔首自实田”制度，增加了户税和人头税。汉承秦制，征收田赋和算赋（即人头税），魏晋时期更发展出以粮食、绢帛等实物为主的复合税制。这些制度演变反映了国家对财政需求的增长。进一步来说，秦朝靠赋税支撑郡县制，废除分封为后世地方制度提供范本；汉初“三十税一”，让百姓休养生息，造就了“文景之治”的繁荣。灾年之际，朝廷常减免赋税安抚民众，譬如汉宣帝、魏元帝等，体现了朝廷对民生的重视。此外，皇帝还可以此来展现仁德，如汉武帝巡游、隋炀帝即位之初亦曾蠲免租赋。

赋税的调整是考验当政者治国理政能力的重要难题。理想状态下，赋税应有固定标准，但现实中朝廷常巧立名目加税。汉哀帝时，官员随意更改赋税，导致百姓流亡；汉灵帝为铸铜人，每亩增收十钱。这些做法不仅有害民生，更动摇统治根基。相比之下，“薄赋”政策往往带来良好效果，备受推崇。《通鉴》载有不少“薄赋”史例，笔趣偏好可见其态度。譬如隋文帝采纳苏威建议多次减税，最终实现“府库盈溢”；五代杨思恭因横征暴敛被讥为“杨剥皮”，从反面印证了适度赋税的必要性。

徭役指百姓为国家无偿劳动，包括力役、杂役和军役。在《通鉴》看来，其具有两面性，国家的重大工程都需要傜役，但同时也存在弊端，徭役过重会引发社会动荡，东汉后期交趾百姓因徭役过重起义；王莽频繁征发徭役，导致民心丧失。因此“轻徭”便是最好的状态。一方面，“轻徭”利于农业生产，汉宣帝曾免流民的赋税和徭役；建武年间，光武帝放弃征发徭役治理黄河。另一方面，合理征发徭役也能造福百姓。汉明帝征发十万人修治黄河，平息水患，让沿岸百姓受益，“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通鉴》卷45，汉纪30）。

历史证明，成功的治理往往遵循轻徭薄赋原则。北燕冯跋减税免役，使国家安定二十年；周世宗废除南唐苛捐杂税，赢得民心。从开皇之治到贞观之治，反复印证了这一政策的有效性。对百姓而言，轻徭薄赋意味着安居乐业。西汉霍光主政时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被司马光夸赞“霍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通鉴》卷23，汉纪15）。隋文帝时“爱养百姓，劝课农桑，轻徭薄赋”（《通鉴》卷180，隋纪4）。在司马光看来，轻徭薄赋对百姓而言更为重要，朝廷或皇帝如有该政治行为，直接等价于“爱养百姓”“与民休息”“使民赖其庆”。因为这些做法不仅促进经济发展，更巩固了政权。由此，《通鉴》通过记录历代赋役制度的得失，揭示了治国理政的重要规律：过重的赋役会伤及国本，而过轻的税负又难以维持国家运转。只有在保障民生与满足财政需求之间找到平衡点，才能实现长治久安。这一历史智慧，对现代国家治理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四、儒家观念主导下的经济主张

作为宋代大儒，司马光在经济领域中的各种主张皆带有浓厚的儒家色彩，无论是变法改制还是轻徭薄赋的施政主张，都可以从《通鉴》中捕捉到蛛丝马迹。

“均平”理念的实践智慧。司马光继承儒家“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强调经济领域的公平正义。他认为财富总量恒定，“不在民，则在官”，主张通过合理分配实现社会均衡。这一思想在《通鉴》中多有体现：如记载赵奢公平征税使“民富而府库实”，批评秦二世横征暴敛充实皇库而导致民变。司马光特别强调“藏富于民”的重要性，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国富。他赞赏五代闽国王审知轻徭薄赋使“公私富实”，印证了民富则国强的道理。在民族政策上，司马光主张赋税公平要从制度建立之初就予以明确。他对比了东汉武陵郡因增税引发少数民族反抗，曹操在并州推行各族平等赋税获得成功的案例，凸显了制度设计的预见性。这种“起点公平”的思想至今仍具借鉴价值。

司马光坚决反对官府与民争利，这一立场集中体现在他对桑弘羊经济政策的批评上。他认为桑弘羊的盐铁专营、平准均输等政策虽充实了国库，但实质是与民争利，其危害“甚于加赋”。在他看来，官府直接参与市场交易，不仅扰乱经济秩序，更违背儒家治国理念。这一观点同样体现在他反对王安石“青苗法”上。司马光看到了强制推行青苗贷将导致官吏扰民、农民弃农等弊端。苏轼的诗作印证了这一预见，显示司马光对经济政策可能产生的扭曲效应具有深刻洞察。

司马光强调统治者应以身作则，节俭治国。他赞赏汉文帝的俭朴作风，认为这是“文景之治”的重要基础；批评汉宣帝奢侈无度，加重百姓负担。在温公看来，皇室节俭不仅关乎财政，更是教化百姓、淳厚风俗的关键。《通鉴》记载唐德宗时期和籴政策变相成为盘剥百姓的手段，司马光借此强调政策执行监督的重要性，指出再好的政策若执行走样也会适得其反。

司马光的经济思想虽产生于近千年前的古代，但其核心理念如追求公平、限制权力、强调责任等等，对现代经济治理仍具启示意义。在谋求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图伟业中，如何平衡效率与公平、政府与市场等关系是重要命题，《通鉴》的历史智慧仍能为我们提供深刻镜鉴。

（作者：赵连芳  单位：江苏省盐城市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