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千年一鉴，照见古今智慧。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到来之际，《资治通鉴》成书亦将近千年。作为中国首部编年体通史巨著，它记录了横跨十六朝1362年的历史，蕴藏着治国理政的千年智慧。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提出关于河南工作的“两高四着力”重大要求，其中之一就是“推动文化繁荣兴盛”。为全面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大河网学术中原推出“千年一‘鉴’”特别策划，系统解读该书中蕴含的经济、改革、廉政、人才等治国理政智慧。通过专家约稿、海报等呈现方式，让闪耀千年的思想智慧变得更加可感可及。

今天推出第二期《〈资治通鉴〉中的改革事象与改革智慧》——

“求变”“求新”是中国的优良历史传统，也是中华民族绵延不绝、中华文化传承不息的重要原因。《资治通鉴》作为司马光编纂的编年体通史巨著，虽以记载其时代之前的漫长历史为主，但对历史进程中的改革事件绝非简单罗列，而是秉持“鉴前世之兴衰”的宗旨进行选择性载录。《资治通鉴》通过批判性编纂策略，将改革事象纳入“以史资治”的叙事框架，既体现作者的政治立场，亦保留对历代改革经验教训的客观总结。司马光秉持“鉴往知来”的编纂宗旨，继承“以史资治”的历史传统，注重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这“往事”里面就包含了大量的改革内容。

一、丰富而深刻的改革内容

《资治通鉴》中的改革思想内涵丰富而深刻，既包含司马光本人的政治理念，也通过对历史事件的评述展现了历代改革的经验与教训。《资治通鉴》中涉及的改革内容方方面面，主要有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军事改革、人才改革等。政治改革包括采取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削弱贵族权力或大臣势力、官僚制度改革与整肃吏治，经济改革包括财政、税收与土地改革、农业生产改革以及商业的改革，军事改革思想主要体现在对军队组织、军事训练和战争策略等方面的深刻认识和改革尝试，人才改革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于选拔、任用和管理人才的策略和思想上，强调人才的重要性，注重人才的品德和才能。实际上，任何一场改革都是综合性的改革，不是某单一方面的改革。如战国时期魏国李悝变法，不仅仅涉及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军事改革，还有法治建设。李悝为了进一步实行变法，巩固变法成果，总结各国刑律编纂《法经》，以法律的形式肯定和保护变法，确定封建法权，强调法律的权威性和公正性，通过法律来约束和规范社会行为，确保改革的顺利进行和社会的稳定，最终推动法治建设来保障改革的成果能够得以巩固和发展。

从民族融合方面的改革来看，翻阅《资治通鉴》，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到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均展现了各民族文化的融通互鉴。赵武灵王思想敏锐，勇于革新，认为“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学，不足以制今”，主张从实际出发进行改革。在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接触中，他发现，游牧民族在服饰形制、作战方式等方面有一些长处：窄袖短袄，生活起居和狩猎作战时都比较方便；作战时用骑兵、弓箭，与中原的兵车、长矛相比，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机动性。而地处中原的赵国，军服多为宽衣博带、宽袍大袖，行动起来极为不便，严重影响了战斗能力。因此，赵武灵王萌生了“吾欲胡服”的想法。当时，保守大臣以“易古之道，逆人之心”为由，群起反对。赵武灵王则力排众议:“兵不当于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于事，何俗之不可变？”为了证明自己改革的决心，他还带头穿起了胡服。《通鉴》记载：“赵武灵王北略中山之地，……与肥义谋胡服骑射以教百姓，曰：‘愚者所笑，贤者察焉。虽驱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遂胡服。 ……‘臣闻中国者，圣贤之所教也，礼乐之所用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则效也。今王舍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道，逆人之心，臣愿王孰图之也’……‘故寡人变服骑射，欲以备四境之难，报中山之怨。而叔顺中国之俗，恶变服之名，以忘鄗事之丑，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听命，乃赐胡服；明日服而朝。于是始出胡服令，而招骑射焉。”（《通鉴》卷3，周纪三·赧王八年）赵武灵王推行的胡服骑射改革，通过吸纳游牧民族服饰的实用特性（窄袖短袄、长裤革靴）与骑射战术，不仅强化了赵国军事力量，更打破了中原“宽衣博带”的礼制束缚，成为战国时期民族文化交流的典范。该改革以“便事利民”为出发点，客观上推动了服饰功能化变革与战术革新，在民族观念上，削弱“华夷之辨”的隔阂，为北魏孝文帝改革提供历史先例。

二、巩固政权与稳定社会指向的改革目标

任何一场改革都有特定的目的性，历史变革始终围绕明确的政治诉求展开。从商鞅“徙木立信”强化国家权威，到汉光武帝裁撤冗官“以民为本”，历代改革均呈现双重导向：既追求“富国强兵”的政权巩固目标，又通过制度设计实现“民得安息”的社会治理理想，实现“为国”与“为民”的辩证统一。

“为国”，即改革的核心目标：巩固政权与稳定社会。《资治通鉴》的根本目的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因此其改革思想的核心目标并非单纯的社会进步，而是如何通过调整政策来巩固统治、维持社会稳定。如著名的秦孝公改革，秦孝公说“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再如“卫鞅欲变法，秦人不悦。卫鞅言于秦孝公曰：‘夫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通鉴》卷2，周纪二·显王九年）。商鞅变法虽严苛，但使秦国富强，司马光承认其“富国强兵”之效。这里提到的“强秦”“强国”，其改革实践均以增强国家实力为核心目标，体现了“富国强兵”的治国理念。

“为民”，即改革中“以民为本”的特征。改革者始终将民众的利益放在首位，他们认识到改革是为了民众的幸福和国家的繁荣。因此，在改革过程中，他们注重听取民众的意见和建议，确保改革符合民众的利益和期望。取信于民，也是“为民”的重要体现。司马光肯定商鞅“立木示信”：“臣光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昔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这里司马光把商鞅和“四君”相比较，虽说商鞅具有刻薄之性格，但其不忘“信”值得称道与效法。在司马光看来，商鞅变法能使“乡邑大治”，关键在于其“取信于民”——通过徙木立信等举措确立政府公信力，使秦国民众确信变法政令的权威性。汉代刘秀曾下诏说：设置官吏是为老百姓服务的。《通鉴》记载：“诏曰：夫张官置吏，所以为民也。今百姓遭难，户口耗少。”（《通鉴》卷42，汉纪三十四·光武帝建武六年）而今百姓遭难户口减少，而国家官吏的设置还很繁多，现今司隶州牧，各自在所辖范围核实实际需要，裁减官员，无论是县还是封国，不足以设置长吏的予以合并，于是合并减少四百余个县，官吏的职位减少了，十个官员留任一个。唐太宗李世民时期的侍御史马周上疏，以为：“今之户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给役者兄去弟还。……然营缮不休，民得安息！……夫俭以息人。……百姓所以治安，唯在刺史、县令，苟选用得人，则陛下可以端拱无为……”疏奏，上称善久之，谓侍臣曰：“刺史朕当自选；县令，宜诏京官五品以上各举一人。”（《通鉴》卷42，汉纪三十四·光武帝建武六年）这里提到的“民得安息、俭以息人”以及“百姓所以治安”，是把百姓的安危利益作为选官制度改革的目的，显然是“为民”的一个表现。

三、改革的成效分析与深远影响

改革引发的实效、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不同的改革其影响是不同的。从商鞅“徙木立信”却遭车裂、吴起“南平百越”终被肢解，到汉武帝系统性构建中央集权体制，这些改革虽以不同结局收场，却共同呈现出制度创新与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改革者或许陨落，但其开创的制度遗产往往超越个人命运，成为文明演进的重要推力。

汉武帝的改革对西汉统治的巩固及后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政治方面，他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确立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为后世的政治体制奠定了基础。此外，汉武帝确立的年号制度、察举制等也是中国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方面，汉武帝实施了一系列经济改革，如统一货币、盐铁官营、均输法等，这些措施不仅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还稳定了市场秩序，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货币改革，通过上林三官铸造的五铢钱，提高了货币的质量和信誉，这一做法一直持续到隋朝。军事方面，汉武帝通过北伐匈奴、平定四方等军事行动，不仅扩大了国家的领土，也极大地提升了汉朝的国际地位和军事影响力。例如，通过马邑之战和对匈奴的持续战争，消除了匈奴对中原的威胁。‌在文化方面：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思想在中国的正统地位，这对后世的政治、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汉武帝还支持《史记》等重要史书的编写，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总体来说，汉武帝的改革不仅巩固了西汉的统治，也为后世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就改革者本人而言，有些改革倡导者命运多舛。如商鞅在秦国进行彻底的社会经济改革，使秦国国富兵强，但因改革触犯贵族利益，在秦孝公死后被贵族清算，最终遭车裂而死。但是改革本身促进了秦国的发展，“行之十年，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通鉴纪事本末·秦并六国》）。再如楚悼王素闻吴起贤能，吴起至楚国则任之为相。吴起一生历仕鲁、魏、楚三国，皆为当事国立下汗马功劳，其于公元前386 年—381年，即人生的最后 5 年主政楚国变法，使楚国“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但随着楚悼王的去世而被乱箭射死、尸身又遭车裂肢解，并曾经创造了历史上极具争议的“诛邻止谤”“母丧不临”“杀妻求将”等事件，使得其巨大的历史贡献和卓越的军事成就屡遭质疑。改革者的个人悲剧与历史功业常相伴而生，其命运多舛源于触动旧势力的利益，但制度创新往往超越个体生命延续文明进程。

四、改革智慧的当代启示

《资治通鉴》中的改革思想为当代改革提供历史镜鉴，其改革智慧揭示了权力重构与利益平衡的规律。这一思想对理解中国历史上的制度变迁、分析当代改革难题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是注重平衡艺术。改革要平衡“变”与“稳”，因为激进变革可能引发社会动荡。要看到保守与创新的张力。《资治通鉴》对改革的评述往往偏向维护既有秩序，但其对“变与不变”的辩证讨论，仍可启发当代改革中对“传统与现代”平衡的思考。如强调改革需兼顾效率与公平（避免两极分化）、建立监督机制（防止政策扭曲）、培育社会共识（减少执行阻力）。在维护根本秩序的前提下，因时制宜、循序渐进地调整政策，注重公信力与执行力，平衡利益分配，以实现政权的长治久安。平衡“破旧”与“立新”，建立新制度的替代性保障，对今天的国企改革的启发意义在于，国企改革要考虑到与社会保障的同步性协调性。在理想与现实间妥协，如孝文帝允许三十岁以上鲜卑贵族保留旧俗，同时强制三十岁以下官员学汉语。肯定商鞅“富国强兵”之效，但批评其“刻薄少恩”导致社会撕裂。其现代治理启示在于，科技伦理治理需在创新激励与风险防控间找平衡（如AI立法）。

二是凸显“以人为本的治理内核”。《资治通鉴》多处体现“民为邦本”的思想，将民众支持确立为改革合法性的基础，这一古代政治智慧与现代社会倡导的“公平性改革”理念形成了深刻的历史呼应。《资治通鉴》多次警示横征暴敛必致民变（如隋炀帝亡国）。推崇汉文帝“轻徭薄赋”带来的“文景之治”。启示今天的人们要看到公信力与利益协调不可或缺。今日社会改革实践中，“放管服”改革通过减税降费激发市场活力，公共服务均等化（如医保跨省结算）体现公平导向，均可借鉴《资治通鉴》中的改革智慧。  

三是注重运用“改革文化”的力量。重视改革“软环境”是《资治通鉴》改革思想中的重要方面，这包括舆论引导（如徙木立信，建立政府公信力）、文化适应（如孝文帝汉化中的文化妥协）。其目的在于政权合法性的重塑，即通过文化整合（如孝文帝禁胡服、改汉姓）强化统治正当性，削弱地方割据势力的文化认同基础。成功的改革需重塑价值观，即文化土壤的培育，如孝文帝通过婚姻政策（鲜卑贵族与汉人高门联姻）推动民族融合。

《资治通鉴》的改革思想，既是对中国古代政治智慧的总结，也反映了传统社会对变革的复杂态度。其价值不在于提供具体方案，而在于通过历史案例揭示改革的普遍规律，改革必须立足现实、尊重民意、平衡破立，方能在秩序与进步间找到支点。这种历史洞察力如同棱镜，帮助我们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探寻更具韧性的发展路径，从而形成超越时代的政治哲学资源。

（作者：陈智勇 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