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一“鉴”⑤丨《资治通鉴》中治家思想的当代启示
编者按:千年一鉴,照见古今智慧。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到来之际,《资治通鉴》成书亦将近千年。作为中国首部编年体通史巨著,它记录了横跨十六朝1362年的历史,蕴藏着治国理政的千年智慧。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提出关于河南工作的“两高四着力”重大要求,其中之一就是“推动文化繁荣兴盛”。为全面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大河网学术中原推出“千年一‘鉴’”特别策划,系统解读该书中蕴含的经济、改革、廉政、人才等治国理政智慧。通过专家约稿、海报等呈现方式,让闪耀千年的思想智慧变得更加可感可及。
今天推出第五期《〈资治通鉴〉中治家思想的当代启示》——
2025年1月31日《求是》杂志重发2016年12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的讲话节选:“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尊老爱幼、妻贤夫安,母慈子孝、兄友弟恭,耕读传家、勤俭持家,知书达礼、遵纪守法,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是家庭文明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家庭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202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指出,深入开展党性党风党纪教育,传承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激发共产党员崇高理想追求,把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看成极大的耻辱。要注重家庭家教家风,督促领导干部从严管好亲属子女。可见,治家不仅关乎家庭和谐,更与政治清明、国家稳定息息相关。中国历史上对治家的意义和方法有过很多讨论。《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记载了战国到宋代之前重要历史人物的言行,其中含有许多关于治家的论述,值得当下借鉴。本文拟从中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案例分析其中的治家思想。
一、先公后私的大局观
家庭是构成国家的基本单位,任何一个家庭都不能独立于国家存在,协调家庭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关系是治家思想中的首要命题,在今天看来这也是对公私关系的协调。国家利益和家庭利益在实际生活中难免发生矛盾,对此,《通鉴》以西汉名将霍去病为例宣扬了先公后私、国家利益重于家庭利益的精神:“票骑将军为人,少言不泄,有气敢往。……天子为治第,令票骑视之,对曰:‘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由此上益重爱之。”据《通鉴·汉纪十一》记载,霍去病作战勇猛,深受武帝信赖。武帝为之修建宅邸,霍去病认为匈奴之患尚未解决,在国家取得和平之前不宜顾及家庭利益。对身为将军的霍去病而言,边疆和平是国家利益,修建宅邸则是家庭利益。在国家利益有待维护时,霍去病毫不犹豫地将国家利益置于家庭利益前,体现了先公后私的品质。
霍去病的精神在后世得到了延续,如三国时期名将赵云反对战后立即将成都田宅赏赐给蜀汉将领。此事发生于蜀汉政权诞生不久,正需进一步巩固国家稳定。有人希望将成都田宅赏赐给蜀汉将领,赵云则援引霍去病的事例,表示目前尚未实现统一,不应谋求家庭私利。赵云先公后私、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体家庭利益之上的思想,无疑是对霍去病“匈奴未灭,无以家为”精神的继承。
可见,《通鉴》明确了国家利益和个体家庭利益的关系:公利高于私利,在处理家庭关系、维护家庭利益前应首先考虑国家利益。
二、勤俭持家的财富观
对国家利益的重视并不意味着忽视家庭利益。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于为个体家庭积累物质财富,《通鉴》中的历史人物更注重树立勤俭、清廉的家风,以求家族的长久发展。
萧何辅佐刘邦建立西汉,刘邦为表彰他运筹帷幄的功劳,在分封功臣时特意将之安排在第一位。面对封赏,萧何主动选择了并不富饶的酂地,在营建宅邸时也尽可能从简。对此,萧何解释为“后世贤,师吾俭;不贤,毋为势家所夺。”即如果子孙德行优良,可以学习自身的勤俭,而如果子孙德行较差,也不会被世家大族夺取家业。萧何留给子孙的并非物质财富,而是以勤俭朴素为中心的财富观。对于家族的延续和发展而言,留下大量财富反而会招致子孙的懒惰,为他们树立正确的财富观则能使家族繁荣昌盛。萧氏家族因其优良的治家思想长期延续,反观其他西汉功臣家族,有许多因后代子孙的骄奢淫逸导致家道败落,足见萧何教育子孙的高明之处。
西汉疏广同样不为子孙留下过多钱财。据《通鉴·汉纪十七》记载,疏广辞官休致后将为官期间获得的赏赐分予乡里族人。有人劝他应为子孙留下一些钱财,疏广认为“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在他看来家中已有足以让子孙通过劳动维持生计的田宅,继续增加财物只会导致其懒惰。对愚人而言,过多的钱财会让他们犯下更大过错。何况其钱财原本便是国家的赏赐,将之用于改善家乡族人的生活亦在情理之中。
唐代玄宗朝宰相张嘉贞同样不为自己经营家产。曾有人劝他购置田宅,张嘉贞认为自己官至将相,靠俸禄足够衣食无忧,如果因敛财获罪,那么积累再多也没有意义。反观当时的部分大臣,他们占据大量田产,却不知这些财富最终只会成为家中纨绔子弟寻欢作乐的资本,并最终导致落入法网。对于财产和教育子孙后代的关系,张嘉贞与萧何、疏广看法类似:留下适量的财富帮助子孙后代用劳动维持生活是合理的,然而超过这一上限就难免致使其懒惰。相比之下,为家族树立勤俭持家的财富观才是更有价值的遗产。
上述三个《通鉴》案例表明,对于家族的延续,最重要的并非祖先遗留下了多少财富,而是在于这一家族是否具备正确的财富观。如果没有树立正确的财富观,那么家族财富难免在奢侈享乐中被挥霍一空,这一过程往往又会导致家族子弟的违法乱纪。因此,《通鉴》记载中的萧何、疏广、张嘉贞等有智慧的家长都不为子孙留下过多财富,而是注重磨炼其思想品质,谋求长久发展。
三、言传身教的严格性
治家成功的关键还在于适度的严格性。《通鉴》记载了许多以治家严格闻名的历史人物,例如西汉大臣石奋和其四位子嗣均官至二千石,因而被尊称为“万石君”。石奋治家的成功与其高度严格的治家方法是分不开的。据《通鉴·汉纪九》记载,石奋为人严肃认真,在家面见有官职的子孙时必定身着朝服,平日与成年晚辈共处时也必定戴好冠冕。子孙有过,便要求他们相互指出错误、深刻反省。在石奋的严格教育下,其家族子孙以在家孝顺、为官正直闻名,日后都因为品行优良而升任二千石级别的官员,成就了“万石君”的美谈。在今天看来,石奋的具体治家措施有时过度强调家长威严,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家庭成员间的平等,难免带有封建家长制的局限性。但石奋规范子孙时的言传身教和在纠正其错误时的严肃认真无疑是行之有效、值得学习的家庭教育方法。
严格的治家思想不仅能规范家庭成员的言行,还能间接促进社会稳定。《通鉴》记载,五代后梁时的河东监军张承业位高权重,其侄张瓘等人前往投奔,晋王出于对张承业的尊重而授予他们官职。张承业治家甚为严格,其家中曾有一人杀害牛贩盗取其财物。张承业为了纠正家风将之即刻斩杀,即使是晋王也不能阻止。张瓘担任麟州刺史后便受到张承业警示:“汝本车度一民,与刘开道为贼,惯为不法,今若不悛,死无日矣!”其大意是要求张瓘不得像以前那样行不法之事,否则就有可能丧命于此。在张承业的严格要求下,张瓘改变了以往的作风,客观上维系了地方社会的稳定。《通鉴》并未过多描写张承业平日治家如何严格,但张承业的要求足以让张瓘约束自己,由此可以想见张承业治家的严格程度。这一案例说明治家严格不仅能提升家族成员的思想品质,也有助于维护国家和社会稳定。
《通鉴》还通过反面例子来说明轻视治家的不良后果。西汉霍光在武帝去世后维持了政局稳定,促进了国家权力平稳交接。司马光引述班固论赞,肯定了其历史功绩。而对于他死后三年家族覆灭的结局,司马光则指出“其得免于身幸矣,况子孙以骄侈趣之哉”。在他看来,霍光没有认识到严格治家的重要性,导致其子孙骄奢淫逸,最终灭族。这一事件从反面说明不论社会地位如何崇高,倘若不重视严格治家,那么其家庭便难以长久发展。
四、真情实感的亲情观
在强调严格治家的同时,《通鉴》同样体现了家庭成员间的谦让和友善。据《通鉴·唐纪五五》记载,唐代灵武节度使李光进与其弟李光颜友善和睦。李光颜先于兄长娶妻,兄弟俩的母亲便让李光颜的妻子管理家务。母亲去世后李光进才娶妻,此时的李光颜要求妻子将各类家务的管理权交给长嫂。对此,兄长告诉弟弟,由弟媳管理家务本就是母亲的意愿,且新进的妻子理应听命于家中其他姑嫂。在这段史事中,兄弟二人在家庭事务的管理权上相互谦让,体现了兄弟间的和睦谦让。
夫妻间的真挚感情也在《通鉴》中得到了肯定。《通鉴·唐纪十一》记载,唐代的尉迟敬德得到了朝廷重用,由光禄大夫升任为麟州都督。太宗曾问他是否愿意迎娶自己的女儿,这对于古代大臣而言无疑是一项殊荣,但尉迟敬德表示自己与妻子同甘共苦,不愿放弃糟糠之妻。面对尉迟敬德的意愿和他引述的“古人富不易妻”的道理,太宗也只能尊重其主张。尉迟敬德拒绝迎娶皇帝的女儿的行为在政治上含有退守谦虚的意味,但客观上亦展现出了夫妻间的真挚感情。
尽管《通鉴》的政治镜鉴意义较为明确,但在治家方面《通鉴》并未否认亲情在维系家庭稳固、增进家族团结方面的重要性,展示了《通鉴》治家思想中富有人文关怀、充满家庭温情的另一面。
五、结语
以史为鉴,可知得失。《通鉴》中的治家案例包含家庭生活的不同方面,从艰苦朴素、生活勤俭的财富观,到严格认真、言传身教的治家方法,再到和谐友善、相互谦让的家庭关系,这些内容都值得学习借鉴。更值得注意的是,《通鉴》中的治家并未局限于家庭生活中的私德,还在为官从政等公德方面提供了教育意义。霍去病、赵云的事例将国家与家庭结合了起来,说明没有国家的和平稳定就没有个体家庭的幸福和发展; “不治垣屋”、不事产业的萧何、疏广和张嘉贞提醒人们,为官的目的不是为自己的后代谋求私利,而是应当将清正廉洁的作风引入家庭,让艰苦朴素成为薪火相传的遗产;“万石君”石奋和张承业的故事表明,若有志于为官从政,就必须从生活琐事开始严格要求自身,才能免予日后犯错;李光进兄弟和尉迟敬德的事例则说明即使官至高位,在家中也必须与家人和睦相处。向《通鉴》学习治家思想,不仅有助于家庭生活的和谐美满,也能为新时代深化党风廉政建设,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提供深入历史镜鉴。
(作者:常城 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所)
编辑:付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