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千年一鉴，照见古今智慧。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到来之际，《资治通鉴》成书亦将近千年。作为中国首部编年体通史巨著，它记录了横跨十六朝1362年的历史，蕴藏着治国理政的千年智慧。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提出关于河南工作的“两高四着力”重大要求，其中之一就是“推动文化繁荣兴盛”。为全面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大河网学术中原推出“千年一‘鉴’”特别策划，系统解读该书中蕴含的经济、改革、廉政、人才等治国理政智慧。通过专家约稿、海报等呈现方式，让闪耀千年的思想智慧变得更加可感可及。

今天推出第六期《〈资治通鉴〉中的大一统思想》——

《资治通鉴》以“治平之世，君臣相安；祸乱之萌，起于细微”的史家笔法，构筑起一座贯通千年的政治智慧丰碑。该书以“大一统”为叙事主线，从“叙事建构的历史经纬”“正统观的道德张力”“治国方略的实践智慧”与“分裂批判的警示价值”四重维度，重构“礼法纲纪”的“大一统”政治秩序，不仅是简单的国家统一概念，而且还涉及经济基础、社会变迁、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等论述，为当代中国乃至全球的国家治理提供深远的启示。

 一、大一统的历史叙事框架

《资治通鉴》通过时空维度的框架设计与人物臧否的价值判断，塑造了以“正统性”为核心的历史叙事书写，不仅是一种治国理念，也是一种国家治理的哲学基础，更是一种民族文化的精神支柱。

（一） 时序鉴微：“天子之职莫大于礼”

司马光以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三家分晋为叙事起点，绝非偶然。他在开篇直指“何谓礼？纪纲是也”，将周王室承认韩、赵、魏诸侯地位的行为定性为“礼崩乐坏”的肇端。究其原因，主要有：其一，通过周室权威的瓦解，警示王权衰微必然导致分裂；其二，以晋国卿大夫僭越为鉴，批判后世藩镇割据的合法性缺失。  

在编年体例中，司马光刻意强化“正统王朝”的时间连续性。例如对三国时期的处理，仅以曹魏年号纪年，而将蜀汉、东吴降格为地方政权。这种“奉正朔以示一统”的书写策略，使分裂时期仍能维系“天命归一”的叙事逻辑。  

（二） 空间经纬：“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

在地理叙事层面，《资治通鉴》构建了“中原本位”与“文化同化”的双重空间秩序。全书虽以中原王朝为叙事主轴，但对边疆民族政权的书写却暗含“大一统”的动态拓展逻辑。司马光记载北魏孝文帝改革时，特别强调其“断诸北语，一从正音”的汉化政策，将文化认同视为政权正统性的重要标尺。  

对于唐太宗“天可汗”体系的记述，则彰显“华夷一体”的治理智慧。书中引述太宗名言“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并详载安西都护府的设置如何实现“羁縻抚纳，胡越一家”。  

（三） 人物臧否：“并六合而一统，功齐三代”

司马光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体系，始终围绕“维护统一”与“践行仁政”的双重标准展开。其对秦始皇的评述最具代表性：既痛斥“焚书坑儒，虐戾深矣”的暴行，又承认“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制度贡献。这种看似矛盾的评价，实则为“大一统”确立了道德与功业并重的价值尺度。  

在分裂时代的英雄塑造上，这一标准更为显著。司马光将诸葛亮北伐称为“王业不偏安”的典范，却批评桓温北伐“志在立威，非真能清中原”。

 二、正统观的诠释与政治合法性

《资治通鉴》以“治天下者，当立纲纪、正名分”为理论根基，突破传统正统观的窠臼，将“地理统一”“道德践行”与“文化认同”构建为三位一体的政治合法性标准，既回应了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现实需求，又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治理提供了历史依据，还体现了对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价值追求。

（一） 疆域与名分：“据土而王者，虽众必争”

司马光对政权合法性的首要评判标准是“实际统治疆域的统一性”。在三国“正统”之争中，他选择以曹魏为纪年主体，称“据中原者承天命”，其逻辑在于曹魏实际控制黄河流域这一传统政治核心区。这一选择虽遭朱熹等后世学者诟病，却体现了司马光“务实重效”的政治智慧——正如其评刘邦建汉时所言“高祖起细微，拨乱世反之正”，强调有效统治的实践意义。  

对分裂政权的处理更显此理。书中将五代十国时期的南唐、后蜀等政权统称为“僭伪”，因其“地不过数州，权不出门阀”。相反，对北魏太武帝统一北方的功业，司马光虽斥其“性残好杀”，仍承认其“混一戎华，功亦大矣”，彰显以实际疆域为基的评判原则。 

（二） 德政与实效：“为国者当以仁政为先”

在强调疆域统一的同时，司马光将儒家德政理念注入合法性评判体系。他批评秦始皇“恃力灭义，以暴易暴”，虽完成地理统一，却因“仁义不施”而速亡；相反，对汉文帝“除肉刑、减田租”的仁政，则盛赞“三代以下，治功莫盛于此”。这种德政标准在分裂时代尤为严格：书中既肯定诸葛亮“开诚心、布公道”的治蜀方略，使其偏安政权获得道德正当性；又痛斥桓玄篡晋“无尺寸之功而居高位”，揭示失德者必失天下的历史规律。

但司马光并非道德理想主义者，他对唐太宗玄武门之变的处理堪称典范：既直书“喋血禁门，推刃同气”的伦理污点，又承认其“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治国成就，形成“德业相济”的辩证史观。  

（三） 华夷之辨：“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

司马光正统观的突破性在于，将文化认同置于血统之上，开创“以文统夷”的开放性理论。对北魏孝文帝改革，他详载“断北语、改汉姓、定士族”的政策，称其“慕中华风物，革野蛮旧俗”，使鲜卑政权获得“衣冠礼乐，蔚然中兴”的文化正统性。

对辽、夏等政权方面论述，司马光虽称契丹为“虏”，但详述耶律阿保机“建孔庙、行科举”的汉化举措，暗含“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隐喻。

 三、治国理政中的大一统实践

司马光以“上下一统，中外禔福”为核心理念，通过分析汉唐等王朝的治国经验，系统阐述了政治制度、经济政策与文化整合在巩固大一统格局中的关键作用，为民族团结和文化融合提供了宝贵经验。

（一） 制度奠基：“建万世之安，智如不及”

政治制度的稳定与创新是维系大一统的基石。司马光充分肯定秦汉以来郡县制的进步性，认为其取代分封制是历史必然。他特别推崇汉武帝时期的“推恩令”，这一政策通过“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巧妙削弱地方势力，强化中央集权。  

此外，《资治通鉴》对唐代藩镇割据的教训也有深刻总结。安史之乱后，节度使权力膨胀，导致“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最终酿成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

（二） 经济固本：“轻徭薄赋，以宽民力”

经济政策直接影响国家统一与民生安定。司马光认为，过度剥削百姓必然导致社会动荡，甚至国家分裂。他在评述秦朝速亡时指出，“赋敛愈重，戍徭无已”，最终激起民变。相反，汉初推行“与民休息”政策，文景之治时“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使社会经济迅速恢复，为汉武帝的大一统奠定了物质基础。  

唐代两税法的改革同样体现了经济政策对国家统一的影响。司马光称赞杨炎的两税法“量出制入，民不加赋而国用足”，既减轻了百姓负担，又增强了中央财政控制力。  

（三） 文化整合：“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

文化认同是维持长期统一的精神纽带。司马光记载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认为这一举措使“经学既明，取士有本”，不仅统一了思想，还培养了大批忠于中央的官僚人才，强化了国家的文化凝聚力。  

在边疆治理方面，司马光强调“恩威并施”的原则。唐太宗对待周边民族采取“爱之如一”的政策，既设立都护府加强管理，又尊重各族习俗，促进民族融合。

 四、对分裂与割据的批判 

 《资治通鉴》以“治其已然，防其未然”为史鉴宗旨，将分裂割据视为国家治理的“膏肓之疾”。司马光通过“考兴亡之由，察治乱之机”的叙事策略，系统揭示了分裂局面对政治秩序、社会伦理与民生福祉的毁灭性影响，构建起家国一体与民族认同的评判体系。  

（一） 祸乱之源：“天下本无事，庸人扰之为烦耳”

司马光对分裂根源的剖析直指权力失序的本质。在论及安史之乱时，他痛陈藩镇制度之弊——“边帅拥兵自重，朝廷威福日削”，指出节度使“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的权力结构必然导致割据。这种批判在分析汉代七国之乱时同样深刻——“诸侯王骄奢淫逸，擅杀大臣，僭拟天子”，揭示分封制下地方势力膨胀的必然性。  

对晚唐宦官专权的批判更显犀利。司马光记载甘露之变后“南司北司，势若水火”，将中央权力内耗视为分裂的前兆。  

（二） 政乱民瘼：“兵革不息，民坠涂炭”

《资治通鉴》对分裂后果的述评充满人道关怀。司马光以五代十国为例，详述“五十三年易五姓十三君，亡国被弑者八”的惨烈乱象，直指政权频繁更迭导致“礼崩乐坏，人伦尽失”。书中记载朱温篡唐时“屠戮士族，白马之祸，衣冠涂地”，以血腥史实控诉分裂对文明根基的摧残。  

对民众疾苦的记述尤具震撼力。黄巢之乱中“百姓流殍，饿殍塞路”，藩镇混战时“民弃耕织，持梃为兵”，这些场景构成对分裂最有力的道德审判。

（三） 统合之道：“天下之势，分久必合”

“大一统”不仅体现在政治上对统一的追求，也反映了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统一。司马光并非止步于批判，更通过历史经验提炼统合之道。他推崇汉武帝推恩令“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智慧；赞赏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时“单骑见回纥，折冲樽俎”，展现刚柔并济的统合艺术。  

对文化整合的重视尤为突出。记载北魏孝文帝改革时，强调“断北语、改汉姓、行周礼”的文化同化政策，使“胡汉渐融，北土遂安”；评述唐太宗民族政策时，引“爱之如一，胡越一家”的治国理念，揭示文化认同对维系统一的关键作用。  

《资治通鉴》以“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的史鉴精神，为当今世界提供了超越时空的治理智慧。面对全球化进程中统一与多元的张力，司马光“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文化包容理念，启示我们以文明对话消弭地域隔阂；其“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生观，则警示权力运行须以百姓福祉为归依。

（作者：李华欧 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