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千年一鉴，照见古今智慧。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到来之际，《资治通鉴》成书亦将近千年。作为中国首部编年体通史巨著，它记录了横跨十六朝1362年的历史，蕴藏着治国理政的千年智慧。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提出关于河南工作的“两高四着力”重大要求，其中之一就是“推动文化繁荣兴盛”。为全面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大河网学术中原推出“千年一‘鉴’”特别策划，系统解读该书中蕴含的经济、改革、廉政、人才等治国理政智慧，通过专家约稿、海报等呈现方式，让闪耀千年的思想智慧变得更加可感可及。

今天推出第七期《〈资治通鉴〉中的礼治与德治思想》——

河南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礼治与德治思想在当代实践中展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为乡村振兴与社会治理提供中原智慧。礼治传统的现代传承‌方面，新郑黄帝故里拜祖大典通过国家级非遗仪式，将“敬天法祖”传统礼制转化为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文化盛事；洛阳在隋唐遗址复原“乡饮酒礼”，将古代社区礼仪创新为现代邻里节活动。德治思想的基层实践‌方面，兰考“焦裕禄精神”弘扬‌通过“干部夜校”传承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的官德培养“焦裕禄式”基层干部，漯河连续多年涌现全国道德模范形成“以德润城”的漯河模式。这种德礼并重的治理智慧，早在北宋时期司马光就在其巨著《资治通鉴》提出了相关的阐述，以“礼”的内涵和“德”的外化以及违“礼”“德”的危害作为认识的起点，强化“礼”“德”作为治国理政手段的合理性，通过约束官吏行为道德来实现官员内在德行与外在政治的匹配，由此确立了“礼治”和“德治”思想在加强官吏道德思想方面的重要地位。深入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价值，为当今党员队伍思想道德建设提供精神力量和智力支持，对促进其现代化转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礼治”与“德治”思想的认识

（一）“礼治”的内涵

礼治作为中国古代统治者治理国家的重要方法之一，它起源于何时暂且尚无定论，一种较为普遍的说法是从“礼”的字形分析，应与礼器相关，认为“礼”起源于人类早期的祖先崇拜。殷商时期，有关“礼”的祭祀活动成为商王及贵族之间的重要仪式，庶人则不再享有参与的权利，“礼”不再下庶人，成为区分等级秩序的象征。西周立国，天下初定，周公在殷礼的基础上，对原来的宗教之礼和政治之礼进行吸收、融合、改造和完善，礼逐渐系统化并成为包罗万象的周礼体系，内含政治、经济、军事、风俗、习惯、礼乐、医卜、祭祀等方方面面，无所不有，贵族阶层的人们都在“礼”的规范下进行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如果说夏商时期的礼具有明显的宗教性功能的话，那么西周之礼显然已经承载了更多的社会性、政治性作用，后人熟知的“宗法制度”即在此时得以完备。

春秋混战，孔子穷其一生都在寻找“礼”与战乱情势之间的平衡点，用“礼”来纠正无道的社会。孔子明确提出“亲亲”“尊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礼治主张，以期用于国家政治和社会管理，来维护旧有的等级秩序，强化等级次序。孟子从“性善论”的角度张扬“礼”的形式，认为“礼”促进了人的善性的解放，即为“美德之礼”。荀子进一步发展“礼”的思想，完善“礼”的教化作用，弥补了三代以来“礼”的不足。经过儒家学派对“礼”的丰富与完善，“礼”的人文意蕴在春秋时期得以继续延续，“礼”的外延得以丰富，“礼”的理论更加完备。礼作为人们政治社会活动所遵循的最高准则，人们以礼的标准来区分贵贱、确定名分，君臣父子、上下相维；以礼的标准制定律法制度，威严以行；以礼的标准制定仪礼程式，非礼不庄。

司马光为恪守礼法，在《资治通鉴》开篇即指出礼的重要性，认为“礼”在于纲纪，“分”在于君臣，“名”在于公侯卿大夫等级的划分。普天之下，兆民万众受制于天子一人，并非由于天子才智过人或力量无穷，而是因为人们内心对礼的遵从。人人都恪守本分，贵贱有序，以礼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整个社会得以形成良好的礼治环境。在司马光看来，礼的作用如此重要，因此天子首要之职即维护礼所确定的等级名分和社会秩序。以礼来约束己身，则动静有法、进退有余；以礼来维系家族，则内外有别、邻里和睦；以礼来约束君臣，则君臣有序、政治有度；以礼来治理天下，则四海顺服、天下大成。因此天子之职，务必在于守礼制、正名分、裁万物，此即礼教之根本。

（二）“德治”的内涵

在原始社会，中华早期先民为了更好地满足生存的需要，便出现了“首领”这一关键人物，这些首领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服务氏族成员的意识，他们亲民爱民、平章百姓，受到百姓拥护与爱戴，全体社会有了“德”这一朦胧的意识。尧、舜、禹在位时，恭谦慎行，克明俊德，心怀仁德，自觉亲民，对待百姓宽厚温和。大禹为治理水患“三过家门而不入”，成为千百年来中华美谈。夏启即位，才能显赫，亦常忧虑、反省其德薄而不善治。及至商汤声讨夏桀，其缘由便是夏桀荒废朝政、骄奢淫逸、民心不服、违背天理，这个缘由得到广大将士的认同，究其因便是“德”的观念已经成为人们不自觉的意识。公元前1046年，小邦周取代大邑商，“德治”理念被后来的周统治者所继承，他们以“罔不惟德之勤”为理政治国的标准，“德治”思想初具雏形。

春秋以来，王道衰微，政局动荡，礼崩乐坏，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面对无治的世道，儒家学派进一步发展“德治”思想，提出“为政以德”的政治观，认为道德修养不仅是为政者应当遵循的政治原则，更是治国安邦的重要途径。孔子对“德”的认知是不断发展的，从“宽”与“敬”的认知逐步扩展为“恭”“宽”“信”“敏”“惠”五种德之要素。孟子从“人性善”的角度提出为政者要秉持仁心，施以仁政，尊贤敬臣，民贵君轻，以德服人。儒家的另一位集大成者荀子，在孔孟道德理论的基础上，基于社会现实，以“性恶论”为其理论基础，提出“隆礼重法”“尊贤爱民”的观点。儒家学派德礼相融的观点，奠定了“德治”与“礼治”思想发展的基本理论。

司马光对人性的认知明显不同于孟子和荀子的主张，他从“人之性，善恶混”的角度，认为人先天具有善恶兼具的本性，善恶两性均蕴藏在人的本性之中，圣人亦有恶性，恶人亦有善性，只是善恶的比例有所不同。司马光又从人的本性出发，提出人都有趋善避恶的本性，因此要弃恶从善，就要抵制外物的诱惑，而抵御诱惑的关键就在于遵守儒家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规范，通过后天的学习改变人的内在本性，以这五大信条作为修身正己与治国齐家的标准，天下焉能不平矣！

二、“礼治”与“德治”思想的历史价值

（一）立政以礼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记载：“礼，政之舆也。”“礼”是政治的手段，“政”是“礼治”的对象。君王治理朝政，通过修礼来实现；治理官吏，通过端正法纪来实现；治理百姓，通过平治政事来实现。因此，“礼”在治国理政中起到重要的引导作用。以“礼”别尊卑、侍鬼神、定制度、宣仁义，只有“政以礼成”，才可实现“政”之大“治”。《礼记·经解》言礼与政的关系：“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故衡诚县，不可欺以轻重；绳墨诚陈，不可欺以曲直；规矩诚设，不可欺以方圆；君子审礼，不可诬以奸诈。是故隆礼、由礼谓之有方之士，不隆礼、不由礼谓之无方之民，敬让之道也。故以奉宗庙则敬，以入朝廷则贵贱有位，以处室家则父子亲、兄弟和，以处乡里则长幼有序。”儒家“立政以礼”强调的是将“礼”的伦理性上升到国家意识形态、上升到国家制度、上升到国家秩序、上升到国家管理规范的状态，这样的思维模式必然要求个体以“礼”的标准完成自己在家族关系以及社会关系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要意识到个体是完成“礼治”理想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司马光在《谨习疏》中强调“礼”在国家层面的重要性，强调礼是纲纪，是维系社会秩序的根本，尔后司马光以“昔日三代之王皆习民以礼”言治国之本在于礼。司马光认为，三代之所以国祚绵长，在于先王以礼教化百姓，才使得社会井然有序。春秋以来，周王室衰微却仍为天下共主，晋楚之国虽实力强盛却不敢肆意妄为，皆因礼治尚存的缘故；战国以后，礼崩乐坏，臣子以下犯上，弑父杀君现象屡见不鲜，虽政令多出于大夫，但终究怯于问鼎，亦是由于害怕背负违背礼治之骂名。直至韩、赵、魏藐视国君，三家分晋，周天子却对此破坏礼制的行为采取纵容的态度，致使礼的威严尽丧，社稷泯绝。司马光以此告诫统治者要维护“礼”，稳固其国之根本的作用。朱子认为司马光着墨于春秋，言三晋之事于篇首，是以为礼与名颇具深意。

（二）为政以德

孔子提出“为政以德”，“德”不仅成为为政者施政是否符合仁政的重要标准，也成为为政者治国安邦的重要途径。孟子从“性善论”的角度提出人之“仁心”过渡到帝王之“仁政”。孟子继承孔子“近贤臣、远小人”的人才观念以及“见贤思齐”的自省方式，告诫国君要“举贤良”，并用百里奚的例子强调人才对国家兴盛的重要意义，把人才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国君如何招纳贤才呢？孟子认为其首要前提在于国君能够“礼贤下士”，国君要对贤能之士谦逊有礼，给予这些人足够的尊重，上行下效，贤能之士必然俯首称臣，乐于归附。孟子强调的君臣关系突破了以往等级名分的限制，这种相对平等的君臣观赋予臣下平等的人格，肯定臣下的独立地位，不以权贵仰鼻息，这对缓和君臣之间的矛盾起到良好的导向作用，有利于政局的稳定，也为孟子“民贵君轻”思想的提出做了准备。生活在战国晚期的荀子，其思想较孔孟更加立足于社会现实，他认为人生来具有“恶”的内在属性，要改变当前社会的动荡，需要以德治教化来引导民众。如何教化民众呢？荀子首先明确君主的主导地位，君主势位至尊，是天下大治的关键，作为君主要以身作则，自觉成为民众的榜样。

“为政以德，则无为而天下归之，其象如此。”（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5页）如何实现“德治”呢？司马光亦认为关键在于君主和臣子的德行修养。君主作为天地万物之主，维系了社会秩序的稳定，维系了百姓之所需，评判了百姓之纷争，认为“国之乱，尽在人君”。司马光认为君主肩负治理天下、安抚万民的责任，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盛衰存亡，君主的个人品行显得尤为重要，为此君主必须具备“仁”“明”“武”之“三德”，“三德”兼备则国强，“阙一则衰，阙二则危，皆无一焉则亡”，同时帝王要明察秋毫，知明义、晓道理、辨是非、别贤愚，近贤远佞，“人君之德，莫大于至明，明以照奸，则百邪不能蔽也”（司马光：《汉纪十五》，《资治通鉴》卷二十二，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634页）。

三、“尊礼守德”的新时代启示

司马光“礼治”“德治”思想集中体现了儒家的政治理念，其巨著《资治通鉴》通过治史以资政，旨在向宋英宗、宋神宗提供政治服务，不仅对中国传统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其蕴含的普遍性因素对当今社会仍然大有裨益。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能束之高阁，而是应当以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充分发掘其优秀的思想价值，为当今文化思想建设提供适宜的参考，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司马光《资治通鉴》中“礼治”“德治”思想有诸多卓越的闪光点，对新时代党员干部道德定力的加强提供诸多有益的思考。

近年来，党员干部出现不同程度的官德失范的行为，且呈高发态势，案件之广、涉案金额之广让人触目惊心。党员干部思想道德定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百姓对党的信仰，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因此加强广大党员干部的道德定力，是新时代官员道德建设的重要使命，这对我国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广大党员干部的道德问题，不是简单的个人品质问题，而是直接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国家政府的重要形象。我党之所以长久以来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拥护，直接原因就在于身处一线的广大党员干部一身正气、为民所思、为民所想、为民谋利，他们是党的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桥梁。提高广大党员干部道德水平，有利于我党的执政地位的提高，有利于形成良好的政治形象，有利于加强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

四、结语

在司马光的治国理想中，其“礼治”和“德治”思想是一个相互支持和相互促进的过程，并在后世的经世致用中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我们本着尊重史实的原则，对司马光“礼治”“德治”思想进行客观分析，既要看到其中问题，承认其拘泥先王礼治而致使礼治思想日趋保守，也要看到司马光所倡导的“礼治”“德治”思想所承载的文化核心是我们需要借鉴的。当今时代，我党面临四大危险与“四大考验”的长期存在，因此加强新时代党员干部的道德思想建设，从中国传统文化——儒家“礼治”“德治”思想中汲取有益借鉴，构建以“礼”“德”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与新时代特征相结合，提高广大党员干部思想觉悟、培养党员干部优良政治品格、提升党员干部的浩然正气，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以期激励广大党员干部时常警醒、不断奋进，思贪欲之害、修为政之德、怀律己之心，心怀百姓，提升道德定力，筑牢思想防线。

（作者：刘雅泽 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