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千年一鉴，照见古今智慧。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到来之际，《资治通鉴》成书亦将近千年。作为中国首部编年体通史巨著，它记录了横跨十六朝1362年的历史，蕴藏着治国理政的千年智慧。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提出关于河南工作的“两高四着力”重大要求，其中之一就是“推动文化繁荣兴盛”。为全面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大河网学术中原推出“千年一‘鉴’”特别策划，系统解读该书中蕴含的经济、改革、廉政、人才等治国理政智慧，通过专家约稿、海报等呈现方式，让闪耀千年的思想智慧变得更加可感可及。

今天推出第十期《〈资治通鉴〉中的廉政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语境下，“廉”本指堂屋侧边，逐渐引申为清廉、俭约、方正、刚直等意，古往今来“廉洁”是官员为政的基石，并形成了崇德尚廉、廉为政本、持廉守正等厚重廉政文化传统。我国编年体通史巨著《资治通鉴》（后文简称《通鉴》）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著称于世，其中廉政思想站位国家治理、社稷安危高度，并与民本思想、用人之道密切关联，颇具镜鉴之用。

一、清廉勤政 百姓爱戴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文武各级官员深受儒家思想濡染，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当恪守为政之道，倡廉戒贪，勤于政事，爱民、养民、足民、教民。《通鉴》作为治政教科书，不遗余力塑造了众多清廉勤政、百姓爱戴的清官廉吏形象。

譬如，西汉武帝时期，召信臣、杜诗先后出任南阳太守，他们不仅清廉持身，而且锐意兴利除弊、修治陂池、广拓土田，造福一方百姓，故民间流传有“前有召父，后有杜母”的美赞，也成为后世百姓称呼地方官员为“父母官”的起源（《通鉴》卷四十二、汉纪三十四）。

不唯文官如此，西汉名将李广治军清廉，与将士同甘共苦，备受将士爱戴。他带兵打仗常与将士共饮食，不吃小灶，“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士以此爱乐为用”。得到赏赐后，常常分给属下。出任二千石高官四十多年，临死家无余财。李广将死，军中将士皆痛哭，百姓不分男女老少，多垂涕不舍（《通鉴》卷十九、汉纪十一）。

《通鉴》中还记载有许多一门父子兄弟皆是清官廉吏的佳话，如唐玄宗时期太府卿杨崇礼父子四人皆以“廉”著称。杨崇礼在太府居官二十余年，经手金银钱财不计其数，常能清廉持身，前后任官员多不能及，“财货山积，凡其经手者无不精美；每岁句驳省便，出钱数百万缗”。户部尚书年老致仕，杨崇礼已是九十高龄，玄宗问宰相：“崇礼诸子，谁能继其父者”？对曰：“崇礼三子，慎馀、慎矜、慎名，皆廉勤有才，而慎矜为优。”于是，玄宗破格超其次子慎矜，自汝阳令升任监察御史，知太府出纳；三子慎名摄监察御史，知含嘉仓出给。兄弟两人都兢兢业业，恪尽职守，玄宗很是嘉悦。慎馀、慎矜、慎名既是杨崇礼三个儿子的名字，更是其对名利恬淡态度的真实写照（《通鉴》卷二百一十三、唐纪二十九）。

不唯《通鉴》人物如此，主撰人司马光作为宋廷高官亦长期躬行清廉俭约之道，日常饮食、穿戴很是简陋，“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纯衣帛”“恶衣菲食以终其身”。退居洛阳十五年，居所仅能遮风避雨。中年丧妻，为安葬夫人而抵押仅有的三顷田产。对于世人千方百计为子孙买田置地、厚植产业，更是坚决反对，认为这样不但不能帮助子孙，反而助长其不劳而获甚至带来祸害，主张遗子孙以德、以礼、以廉、以俭。文豪苏轼很是钦佩其人其德，称誉说“于财利纷华，如恶恶臭”。司马光病重去世时，朝廷正在举行明堂大典，太皇太后和宋哲宗辍朝祭奠，哲宗亲自题写碑额“忠清粹德之碑”，谥号“文正”。北宋一代仅有三人获谥“文正”，即王曾、范仲淹和司马光（《宋史·司马光传》）。

二、倡廉崇简 恪守中道

中国传统国家治理倡导中道，执两用中。就廉政而言，既倡廉戒腐、倡俭戒奢，又恪守儒家中庸之道，不走极端，反对为廉而廉、刻意为之，否则容易滑向形式主义，非经久可行之道。

《通鉴》中历朝历代文武官员倡廉崇简的榜样俯拾皆是。除了上文所说廉政人物，又如唐宪宗时户部侍郎李绛坚持原则不给皇帝“送礼”。公元811年左右，宪宗问李绛，说户部侍郎是朝中肥缺，按照惯例都向君上进献好处，可是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呢？李绛答曰：“守士之官，厚敛于人以市私恩，天下犹共非之。况户部所掌，皆陛下府库之物，给纳有籍，安得羡余！若自左藏输之内藏以为进奉，是犹东库移之西库，臣不敢踵此弊也。”的确如此，天下府库均归君上所有，户部官员有守土重责。假如拿户部仓库的东西进贡，随后会放到内宫的仓库，这不是左手倒右手吗？君上嘉许其廉直，愈发器重他（《通鉴》二百三十八、唐纪五十四）。

同时，《通鉴》也讲述了另一类为廉而廉、失守中道的情况。西汉宣帝时，光禄勋平通侯杨恽虽廉洁无私，但自伐其能，且处事苛刻刻害，好发人阴伏，故多怨于朝臣。他曾与太仆戴长乐不睦，当时有人上书告戴长乐有罪，戴长乐怀疑是杨恽背后唆使，于是上书控告杨恽，结果两人皆被免为庶人（《通鉴》卷二十七、汉纪十九）。杨恽虽廉洁无私，但有两点教训需要汲取：一是自伐。老子说“自伐者无功”（《老子》第24章），孔子更是以孟之反为榜样讲故事：撤退的时候孟之反骑马走在队伍最后掩护，却自谦说不是自己如何勇敢，而是马不愿意向前跑，没办法而已（《论语·雍也》）。二是为人处世苛刻，喜欢背地里告状，因此朝廷上下多有怨言。杨恽的特点让人联想到“廉而不刿”，此说出自《道德经》第58章，原意是有棱有角而不至于割伤别人，后来引申为人廉正宽厚，虽有原则个性，但并不会伤害到别人。可见，官员持身清廉当执两用中，恪守中和之道，而“中”正是中国传统哲学的要义，是千百年来国人日用而不知的日常行为准则，也是新时代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历史镜鉴。

三、预防腐败 用人为先

提到人臣之廉，一般多联想到清官廉吏，他们往往持身清廉，勤政爱民，政声卓著。品读司马温公《通鉴》，不难发现帝王治国理政教科书的格局更为开阔。文武百官清廉为政的实践，首先始于正确认知德才辩证关系，坚持以德为先、德才兼备，合理选人用人，方可从源头上预防腐败。

司马光在《通鉴》卷首借助智伯帅韩、魏攻赵而败亡的例证，专门对德、才辩证关系进行了集中的长篇阐述。温公的劝诫逻辑如下：首先明确德才的本末主次关系，即德为才本，以此为标准将人才划分为四类，“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进而指出，治国理政重在先行选人得当，自然以圣人、君子为理想的上上之选，如果求之不得宁可用愚人也不可选用小人，为什么呢？核心观点其实是一句话，“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也就是说其人居心正，能力越大价值越大。相反，如果居心不正，能力越大危害越大。虽然道理显而易见，但在具体铨选过程中，往往由于“德”藏于内、“才”相对形于外，容易造成重才轻德，其结果是乱臣贼子祸乱国家。最后，再次强调要实现官员廉洁从政的大好局面，重在秉持德本才末的根本原则，铨选真正的人才，这样才能从源头上预防腐败。

进一步体会温公评论的字里行间，可见德才之辨与名实关系密切关联。《论语·子路》记载了孔子就此教育弟子子路的趣事。子路向老师请教：如果卫国国君请您主持朝政，您打算先做什么事情呢？孔子认为是“正名”。有些性急造次的子路嘲笑老师太迂腐了，老师自然有些生气，告诉子路要谦虚，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并详细批讲其中的道理。在孔子看来，正名关系礼乐、刑罚，进而影响百姓日常善恶、是非标准，必须先行明确，严肃慎重对待。因此，后世儒家不断深化名实关系的认识，概括为“循名责实”。从德本才末到“循名责实”，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均以内在的德、实为本，德厚者必重实，为政以实，不沽虚名，亦如老子强调“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老子》第38章）。

虽然有如上理想标准，然而整体考察《通鉴》所载各朝各代历史人物、事件，不难发现历史上治乱不同阶段，对德与才的侧重宽容程度有所不同，经常是乱世渴求人才成就功业，更偏重“才”，易于宽容对待道德上的瑕疵。待到国家社稷已定尤其是承平日久，对大小文武官员的“德”要求更高，同时强调“德才兼备”，这样才能有效行政、治国安民。

《通鉴》廉政思想是新时代党风廉政建设的宝贵政德资源，各级领导干部当以史为鉴，超越传统清官廉吏层面，恪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家园，不断夯实廉洁从政的思想道德基础，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廉洁操守。

（作者：魏淑民 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