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是中华文明的关键词，是中国智慧的结晶体。中华文明是以农业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文明，“中”的文化就是这一特征的集中体现。上古时期的河南区域，因其适宜农业而孕育出了“中”的文化，是为“河南之中”；进而“中”的政治意义逐步深化、文化意义不断拓展，由此塑造出了多元统一的“中国”与呈现出五个突出特性的中华文明，可谓“中国之中”；当今世界局势复杂多变，中国发展面临着各种外部压力，急需在全球平台上传播真实的形象、发出自己的声音，因此，需要将“河南之中”“中国之中”提炼、提升为“世界之中”，使之成为处理复杂国际关系的通用原则，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智慧资源。

一、河南之“中”：基于农业而孕育出的根本智慧

从世界文明起源来看，古中国、古印度、古巴比伦、古埃及几大古文明均发祥于北纬30度左右的大河流域，中华文明主要由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孕育。由于地球以23°26'的黄赤交角公转，使得地处黄河中下游的河南或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区域四季分明、冷热适中，特别有利于基于农业生产而定居生存，河南或“中原”因此成为中华文明的主要发祥地，这也决定了中华文明是一个以农业为根本、为主导发展起来的文明。河南作为“农业大省”“中原粮仓”，正是河南与中华文明之发生发展存在根本联系的有力明证，也正是河南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据。

之所以说“农业”对于中华文明具有根本性、主导性的作用，是有其内在逻辑的。早期农业主要是靠天吃饭，因而中国古人很早便开始“天文”观测，以辅助农业生产。由于地球同时公转与自转，古人发现，昼夜变化之间“北斗七星”旋转一周，因此可以指示一天尤其是夜里的时间，而傍晚观测“北斗”斗柄的指向也与四季变化存在同步规律，即如《鹖冠子·环流》中所言：“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而且，无论是昼夜还是四季，“北斗”看上去均是围绕或处于相对恒常不动的一个“中心”或“枢纽”进行有规律的旋转。正是这种现象，启发中国古人产生了“中极”“中枢”“中心”这种“中”的认知乃至崇拜。如《周髀算经》所言：“正北极，璇玑之中，正北天之中，正极之所游。”

正是因为对于天上之“中”的认识和崇拜，中国古人才进一步将“中”从“天上”降落应用到“地上”的人间社会，产生了“择中而治”的政治地理思想。如《荀子·大略篇》中言：“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又如《周礼·大司徒》中言：“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阳阴之所合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冯时先生在其《〈保训〉故事与地中之变迁》一文中通过对清华简《保训》的释读，详细考证了上古史中“地中”变迁的过程，其结合考古遗迹与古史文献认为上古史上曾经产生过三处“地中”，一是“舜求地中”，以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作为典型呈现；二是以山西陶寺遗址为代表的地中转移；三是“微变地中”，即商汤之前六世祖先“上甲微”通过重新追测日影而确定以“嵩山”为中心的河洛区域为新的“地中”，此一区域重要的考古发现有登封王城岗遗址、偃师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遗址、郑州商城遗址乃至“宅兹中国”的“洛邑”等等。三处“地中”可能皆为其所处时代的都城，而濮阳西水坡遗址的最早年代约为距今6500年，也即早在距今6500年的时代就已经产生了“择中而治”的政治观念，“择中而治”逐渐地向“择中立国”发展演进，至周人“宅兹中国”而营建“洛邑”，其统一性政权的特征更加明显，这为后世大一统“中国”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早期基础。

总之，正是因为“中”，才有所谓“中国”。“中”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根本智慧，是理解中华文明的“钥匙”，而“中”文化赖以诞生的土壤正是“农业”。就此而言，作为“粮食大省”的河南，完全可以作为一个“文化大省”，但又绝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文化大省”，因为“中”文化表明河南或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对中华文明的发生发展起到了根本性、主导性的作用，其贡献了“中国”这个国名称谓，甚至“中国”之“中”至今仍在其最普通、最简洁的方言中时时处处被言说着。因此可以说，河南不仅是历史上“中”文化的孕育者，更是当今“中”文化的代言者。

二、中国之“中”：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集中体现

由8000年以来中华文明发生发展的历程来看，“中”文化所起的作用是根本性、主导性的，或许正是因为“中”文化，才使得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呈现出了“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个突出特性，才使得中华民族不断战胜困难、不断突破局限而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

王国维在其《殷周制度论》中曾言：“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周人革殷商之命，开启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周人“宅兹中国”，营建“洛邑”，其实是对上古之“择中而治”政治观念的继承和巩固，此时的“中国”虽然不是今之意义上的中国，但却可以说为后世之中国奠定了早期形态。这种对“中”的继承和巩固可谓承上启下，对“中”的认识、崇尚的延续一贯为后世中国之发展提供了“统一性”“连续性”，同时其在继承中又注入了“创新性”，如周人“宅兹中国”背后承载了更加宏大的“协和万邦”“天下一家”的政治理想，其必须通过制度创新、思想创新等作为其政治理想的实现路径和基础保障，于是才有了“制礼作乐”“分封宗法”“德配天命”等制度安排和思想观念，如《论语·为政》所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只是这种政治理想的实现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不断地进行探索变革、不断地经历曲折反复。

西周末年，周天子的“中心”统治力量日渐衰微，历史逐渐进入“礼崩乐坏”这种统治失序的局面当中，随后发展成为“问鼎中原”“逐鹿中原”的政治军事斗争，也即春秋战国时代。也正是因为这种失序混乱的社会状态，激发了各家具有思想和热情的有识之士，开始思考和探求让社会重新恢复秩序乃至向着更加美好的状态发展的新思想、新路径。因此，春秋战国的失序时代，也是“诸子百家”展开思想争鸣的时代，在世界历史的观察视野中，一般也称之为中国的“轴心时代”。

政治统治的失序混乱，其实也是政治结构、政治力量的再次调整，分裂中孕育着统一，破旧也意味着立新。百家争鸣、思想迸发，这对于中华文明而言是一次极为难得的思想“创新”机遇期。诸子百家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以老子、庄子、列子为代表的“道家”，以商鞅、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表达的思想最为重要，带来的后续影响也最为深远。道家之老子、庄子、列子以及法家之商鞅、韩非子这些圣贤人物均诞生于今河南省所辖地域范围内，孔子虽不是出生于河南境内，但是其周游列国的行迹、其学说的孕育与传播多处于河南境内。因此完全可以说，河南乃是诸子百家的根据地，是诸子百家思想的孕育地。

诸子百家的思想虽然各自不同，但是大体上有一个共同的基本趋向，即认为社会应当恢复到一个统一而有秩序的状态之中，这其实是对西周以周天子为“政治中心”形成的政治社会秩序的一种继承，也可以认为是对更早更久的“择中而治”传统的一种继承。诸子百家也进一步认为，统一而有秩序的社会状态必然需要遵循某种根本性的指导原则，这原则在儒家则集中表达为“仁”、在道家则集中表达为“道”、在法家则集中表达为“法”。这些相对于西周社会原有的秩序原则，都具有“创新性”。正是在“继承”与“创新”之中，社会逐渐走向了新的“统一”，即秦国以其强盛的国力吞并了六国实现了初步的“统一”，汉代在秦之“统一”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实现了“大一统”。

这一过程，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的突出特性。在此过程中，对于“中”的理解与认识，也逐渐从天文、地理、政权层面向着更深刻、更抽象的“哲学”层面演进，进而产生了“适中”“中庸”“中和”等更加形而上“中”的哲学或智慧。“中”的哲学或智慧对于中华文明的影响更加深邃和久远，尤其可以通过“包容性”“和平性”两个突出特性来理解。

以河南省著名的白马寺、龙门石窟、少林寺等文化景观为例，其均可谓是中华文明以其突出特性发展演进的“活化石”，是中华文明建立在“中”之哲学或智慧基础上的“文化自信”和“文明互鉴”的“活化石”。白马寺、龙门石窟、少林寺均属于中国佛教文化。原始佛教文化并非于中国本土产生，白马寺正是东汉佛教初入中国时由官方最早修建的寺院，因为此前派到西域求法的使者带回了僧人、佛经、佛像，于是修建白马寺以作为安置域外僧人、翻译佛教经典的固定场所。而东汉官方进行这种文化交流的前提，是早在西汉时就已经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既是贸易之路，也是文化之路，更是和平之路，其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和平性”。当然，“包容性”“和平性”必然是需要基于足够的“文化自信”才能做到，而这份“自信”乃是因为有中国本土儒、道两家“连续性”地传承发展作为文化根基，更有“统一性”的国家力量作为根本保障。

也正因为建立在本土儒道文化根基之上的“文化自信”，才可以在与佛教文化的接触碰撞中产生真正的“文明互鉴”，而不是完全被动地照搬。这更加深刻地体现在佛经翻译采取的“格义”方式中，即用本土的既有概念如“有、无”等来表达佛经中的思想义理，翻译本身难以避免的语言、文化、思想等多种影响因素都使得“格义”定然不能完全呈现经典原义。然而也正是语言、文化、思想等的深度碰撞磨合，才使得“格义”过程充满了“创新性”，成为新思想、新观点诞生的契机。中国佛教发展出了八个主要宗派，其中最具中国文化特征的便是诞生于“少林寺”的“禅宗”。“禅宗”以颇具中国道家文化特征的方式来“创造性”地吸纳、发展了佛教文化的精髓，或言成功地对其进行了“中国化”，这也是中华文明“包容性”“创新性”的极佳体现，也因此成为“文明互鉴”的一个经典案例。

相对于“少林寺”之“禅宗”的空灵抽象，“龙门石窟”则更加具象直观。龙门石窟最早于北魏孝文帝时期（493年）开凿，历经东魏、西魏、北齐、隋、唐、五代、宋等多个朝代，持续长达几百年，其不仅通过丰富的造像、壁画、碑刻材料反映了中国不同朝代的政治、经济、宗教、审美状况，更是通过造像形制、题材组合、艺术风格等方面的发展变化呈现了印度、希腊、中亚、中国之间文化的传播、影响关系，最后以“中原风格”呈现于世人，这其实是在中国本土文化主导下多元文化交流交融的结晶体，是“文明互鉴”的“活化石”，也正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中华文明以其“创新性”“包容性”将源自印度的佛教文化“中国化”成了自己的文化。以白马寺、龙门石窟、少林寺为代表的中国佛教文化不仅早已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世界佛教文化最为重要的传承力量，其不仅深刻影响了东亚的日本、韩国、东南亚，亦远波及美洲、非洲，对世界“文明互鉴”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促进“世界和平”发挥了积极作用。

总而言之，历史上的中国，以“中”的智慧为根本、为主导，创造了以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为突出特性的中华文明，堪称世界文明中的一个具有典范意义的成功案例。

三、世界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智慧资源

正是因为“中”的智慧对于中华文明的发生发展产生了极为深刻、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没有理由不将之“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不仅要在国内进行深刻研究、精准阐释，更要将之推到世界平台上发挥作用。

当今世界，“文明冲突论”“国强必霸论”等错误论调不仅严重制约我国的正常发展，更是深刻影响世界的未来走向。因此，将真实的中国声音、良好的中国形象、精深的中国智慧传播到世界平台上进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是非常必要且紧迫的任务。国家层面正在积极推动“文化强国”战略，一方面积极应对各种错误论调对我国造成的“话语”压力，同时也在积极争取在世界平台上的“话语权”。比如，习近平总书记近年在不同国际场合陆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2021）、全球安全倡议（2022）、全球文明倡议（2023）”；2025年5月30日，“国际调解院公约”在中国香港成功签署，国际调解院是由包含我国在内的19个国家共同发起，是以调解方式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政府间国际法律组织，是发展中国家为国际社会贡献的国际法治公共产品，也是我国积极承担大国责任的重要体现。2024年6月7日，我国提出的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的议案得到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并决定将6月10日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今年6月10日是世界首个“文明对话国际日”。

我省在“文明互鉴”方面也有可圈可点的作为，如2023年，河南省人民政府曾与文化和旅游部、人民日报社、国家文物局共同主办了主题为“文明交流互鉴·发展共创未来”的“世界大河文明论坛”；2024年11月，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参与协办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教育部、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希腊文化部、希腊雅典科学院共同主办的“世界古典学大会”；2025年5月26日至6月1日，河南省人民政府与墨西哥驻华使馆共同主办“河南省墨西哥周”，“河南省与墨西哥文明对话会”与“雨林秘境——墨西哥玛雅文明大展”等系列活动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好评。

未来河南省应当继续站在“文化强国”的国家战略高度，一方面开发激活河南省以“中”文化为核心和带动的考古成果、圣贤思想、中医中药、中国功夫等文化资源的“国际潜力”，设计国际文旅线路，打造国际文化品牌，利用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广泛吸引国际游客，让世界各国民众看到真实的中国、文明的中国、友好的中国；另一方面通过文明对话、学术论坛等多种方式，进行一些深度的交往交流，将“中”的文化、“中”的智慧推向世界，令其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通用原则，乃至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智慧资源。

“文明交流互鉴”与“文化自信自强”是相辅相成的，“越开放，越会促使我们更加进步”，越包容，越会帮助我们更加强大，这既是历史的经验，也是未来的方向。

结语

总而言之，河南作为中华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作为中华文明“中”之智慧的孕育者，作为“中”之文化的当今代言者，要基于河南之“中”、中国之“中”建立起坚定不移的“文化自信”，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时积极推动“文明互鉴”，将河南之“中”、中国之“中”传播弘扬到全球范围，使之成为世界之“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李天啸 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宗教研究所  本文系2024年河南省社会科学规划专题项目《“文明互鉴”视阈下中原文化的中国性与世界性研究》（2024ZT029）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