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于鲁定公十三年（前497）离开鲁国，开始长达十四年的流亡生涯。孔子流亡的路线大致是：定公十三年（前497），去鲁奔卫。哀公二年（前493）离开卫国，经曹、宋、郑，南下至陈国。哀公六年（前489），去陈适蔡，由蔡至楚叶县，再自叶返卫。哀公十一年（前484），返回鲁国。所到之处大部分属于楚文化地区，在这里他与隐士群体不期而遇，还见到镇守叶县的叶公子高，与他们之间发生重要的思想交流。

一、孔子与叶公子高的南北文化差异

叶县是楚国北方重镇，叶公是叶县首长。当时的叶公叫沈诸梁，字子高。孔子于鲁哀公六年由陈经蔡至楚国叶县，《论语》记录了他与叶公的交往情况。

叶公首先见到的不是孔子，而是孔子弟子子路，他就向子路打听孔子。孔子所谓周游列国，实际上是政治流亡。他和一群弟子从鲁国来到中原，寻找实现政治理想的机会。这个搅动鲁国政坛的势力，引起各国统治者的重视。楚国此前接纳过很多来自北方诸国的流亡贵族，孔子一行人来到叶县，叶公一定会高度关注。由于我们不知道的原因，子路先见到叶公，叶公向他打听孔子这个人，子路不知如何回答，孔子听说后就教他这样评价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这里没提到他的政治抱负，而是强调他的好学和乐天精神。这对于打消对方的疑虑，增加好奇心和好感度应该是有用的。

孔子与叶公相见后，两人谈及如何施政问题，孔子回答：“近者说（悦），远者来。”（《论语•子路》）直译是让近处的人高兴，让远方的人依附。孔子回答同样的问题往往因人而异，这次也不例外。《韩非子•难三》记载了子贡的疑惑：齐景公、鲁哀公、叶公都向孔子问政，孔子的答语却各有不同，原因何在？孔子说原因在于齐君奢侈，鲁国大臣结党愚君，楚国地广都狭，民众不安心在此居住。这个解释可以说明孔子问答问题的特点，但具体到对叶公问政的答语，恐怕还有未尽之意。孔子周游列国曾想过到楚国从政，对于叶公来说，他们就是“远人”，所以孔子提醒叶公让远来的人依附，在这里不是泛泛而谈，而应是实有所指，这是借问政之机投石问路。

在孔子居叶期间，关于什么是“直”的问题，叶公与孔子进行了直率的对话。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据《论语注疏》，攘意为“有因而盗”，攘羊意为“因羊来入己家，父即取之”（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论语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1页）。这属于顺手牵羊，它不同于故意偷盗，而是将错就错，把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据为己有，是为欺心，反过来说就是“不直”。为纠正这种不直，儿子向人告发父亲的行为，叶公认为这是“直”。可以设想，如果攘羊者不是亲属，而是陌生人，则此直躬者仍将证之，以使其“直”。这即是说，他是不论行为主体，只看行为本身，因此他是把忠置于孝之上。孔子则提出另外一种“直”，即“父为子隐，子为父隐”。“隐”相对于“证”而言，证是把父攘羊这一自欺欺人的行为昭告于众，隐则是隐而不发，不将其宣扬于外，其中的道理是：父亲欺心是为不直，儿子隐瞒是为直。这不是以事实为准绳，而是以情感为归依，即朱熹所谓“父子相隐，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为直，而直在其中”（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47页）。这是人之常情，体现的是身为人子的不忍之心。涂又光认为直躬的故事，“引起后人议论纷纷，但很少说到点子上。惟《论语》邢昺《疏》引江熙曰：‘叶公见圣人之训，动有隐讳，故举直躬，欲以此言，毁訾儒教，抗衡中国。夫子答之，辞正而义切，荆蛮之豪，丧其夸矣’。这段话触及南北文化的对立，算是旧注中最高明的”（涂又光：《楚国哲学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00页）。这里所说南北文化对立或者说文化差异，体现两种不同的价值排序：一个孝在忠上，一个忠在孝上。儒家思想的重要原则通过叶公与孔子的思想碰撞而突显出来，在儒学史上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讨论。

二、孔子与隐士群体之间的儒道之争

孔子在河南流亡时，遇到不少隐士，隐士群体是道家先驱，他们对孔子有所耳闻，但又不认可孔子的行为，双方的交往表现为思想碰撞。

子路与孔子途中失散，碰到一个荷蓧的丈人，子路问他是否见过自己老师，这位丈人语带讥讽地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论语·微子》），说明他了解孔子，知道孔子看不上体力劳动（樊迟问种地种菜，孔子说他是小人，见《论语·子路》），隐士很多都躬耕于垄亩，自食其力，在这方面就跟孔子发生了冲突。孔子听到这番话，没有生气，只是判断对方是隐士。

隐士们跟孔子一样，都认为当时是天下无道的时代，不同的是，孔子想以其道易天下，而他们认为天下已不可为。

子路问长沮、桀溺怎么渡河，这两位隐士正在耕地，得知他们的身份后，忍不住劝他们与其做辟（避）人之士，不如学他们做辟（避）世之士。这里的避人之士也是意有所指，因为孔子政治流亡是受季氏迫害所致，他避的人就是鲁国的世卿季氏。但在桀溺看来，孔子并没有因为在鲁国的失败而死心，周游列国是寻找从政机会，他认为孔子的逃避并不彻底，而失败则是注定的，因此建议他放弃政治追求做个避世之士。孔子听懂了他的话，也明白对方并无恶意，就怅然若失地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斯人之徒就是指包括季氏在内的各国当权者。孔子无奈地说，当今天下就是被这些人把持，我不跟他们打交道又跟谁打交道呢？如果天下有道，我也不用想尽办法去改变什么了。桀溺的劝告让孔子说出内心深处的无奈。

孔子还在楚地碰到楚国有名的隐士接舆：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避）之，不得与之言。（《论语·微子》）这位隐士是楚国有名的佯狂之人，与上述隐士不同，他主动找上孔子跟他讲了一番话，以凤喻孔子，朱熹认为“凤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接舆以比孔子，而讥其不能隐为德衰也。”（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85页）他的意思是孔子生不逢时，却不知进退之道，劝他及早归隐。这里的未尽之语在《庄子·人间世》中讲得比较详细（孔子适楚，楚狂接舆游其门曰：“凤兮凤兮，何如德之衰也！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方今之时，仅免刑焉；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临人以德；殆乎，殆乎！画地而趋。迷阳迷阳，无伤吾行！吾行郤曲，无伤吾足。”）大概意思是天下无道，避祸全生最重要。

孔子从鲁国来到河南楚文化地区，在政治流亡的同时，文化上也遭遇挑战。春秋时代河南既是霸主相争的四战之地，还是周楚两系文化荟萃之地。孔子作为周文化继承者，在这里与异己人士和异端思想相遇，思想上受到冲击。儒学的伦理特质在他与叶公论直中突显出来，与隐士群体的分歧则是儒道之争的最初表现。李零认为“楚道家的原产地是今河南东部（宋、卫、郑、陈、蔡一带）。孔子周游列国，碰到不少狂人，恰好在这一带。河南也是出思想的地方。”（李零：《人往低处走——<老子>天下第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6页）可以说孔子周游列国同时还是一次文化之旅，儒家创始人来到楚道家原产地，自己原本以为是天经地义的东西在这里受到质疑，不断听到不同的声音。这没有让他放弃理想，但让他完成个人修养的又一次提升，即“六十而耳顺”。他在这里应该听过很多刺耳的话，它们没有伤害到他，反而帮助了他（涂又光认为“孔子在楚接受再教育，反映他置身于一个不同的文化环境。孔子是从周文化来到楚文化。孔子已经有自己的一套，根据这一套而对叶公、隐者有所批评。孔子又确实学而不厌，从头学起，从老子的教诲、其他的见闻，学到楚文化的精神。孔子晚年，思想的变化，境界的提高，仅在周文化氛围中是不可能实现的，经过在楚接受再教育方能实现的。”参看《楚国哲学史》，第310页），这也是孔子令人望尘莫及之处。孔子作为儒学创始人，在与异己思想的交往中，倾听学习，自我辩护，坚持己见，双方和而不同。这是儒道之争最初的表现形态。

（作者：代云 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宗教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