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治是传统乡村的治理方式，但治理的好坏不在于形式，更取决于自治的本质是否得到彰显。法治是现代文明的标志，它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法律的统治”，在其背后存在着鲜明的伦理导向和道德精神。德治是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所追求的目标，它并非简单的“以德为政”，而是有很深的内涵。揭示自治、法治、德治的本质，才能真正厘清三者的关系。

自治在中国传统中的含义是“自我治理”，不被恶习、私欲所牵制，使得自身的言行合乎理义，这是本源意义上的“自治”。自治的本义是自我约束，但起到约束作用的准则却不是外在的条文，而是内心的律令。自治就是“反求诸己”，是与自觉联系在一起的，其本质是彰显自心本具的光明性德。明其明德，则不治而治，“勉行其宜”同样能颐养天性，这就是《中庸》所谓“合内外之道”。将自治中的“自”向外扩充，延伸到乡村、民族等，就是另一种含义的自治，即在一定场域中的自主管理、自主治理。乡村自治，其本质是在自我治理的基础上保障村民的民主权利，让他们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管理，实现自主治理。由自治的本源及其现代延伸可以看到，自治的本质在于自我治理与自主治理的统一，它不是对霍布斯所谓“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自然状态”的确认，而是在自觉自为的过程中实现和谐文明的治理状态。自治并不是自我欲望的扩张，也不是没有规则的相互倾轧，而是对“自然而当然”秩序的回归，需要遵循理所当然的规则。自治的对立面不是法治、德治，而是管控驾驭。自治需要良法和道德的规范，如果缺乏内在的自觉，民主选举、 民主决策、 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就会失去作用，即便存在乡村自治制度，也只能停留在纸面之上；如果没有法律的保障和规范，乡村自治也不可能有效推进。乡村自治并不是在村落中搞自我封闭，而是在开放之下提高自组织水平，这种自组织不是简单的“自发秩序”，而是在法治与德治的配合下实现“自然而当然”的秩序。因此，强调乡村自治，不是对法治与德治的否定，反而是法治精神和德治精神的体现。

法治不是简单的法律之治，其本质是“良法善治”。所谓良法，是指不外于天理人情的法律，具有道德性、公正性、公平性的法律。法律的制定不是一部人为另一部分人立规矩，不是特殊意志的体现，不是为了驱民耕战，不是“为物作则”，而是源自天理人情，出于维护公平正义、保障民众的基本权利的需要。如果法律的制定出自特殊意志，出于特殊人群的私利，成为管人、制人的手段，这种法律必定是恶法，不可能起到维护社会和谐的作用。所谓善治是指法律的不可超越性，良法一旦制定出来，就能够得到彻底的实施，没有法律之外的力量可以阻止其运行，没有什么人可以超乎其上。良法与善治是联系在一起的，没有良法就没有善治，同时，良法也不能停留在纸面之上，需要善治的配合。良法是天理人情的体现，不是人心之外的条文，同时良法的实施也必须建立在人的最起码的自觉性基础之上。不存在自行之法，也不存在穷尽所有细节的法律，需要现实中的人将法治精神展现出来。如果法条停留在纸面之上，任何形式的治理都无从谈起。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社会，是保障人民权利和自由的社会，必然是“德治”社会，相反，若缺乏道德基础，不但民众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以权代法、有法不依的现象会层出不穷。法治的对立面并不是德治，而是权治、术治。真正意义上的良法，不外乎人心，正因为在人心中有根，所以不会成为强迫、压制的代名词。因此，法治与自治、德治并不对立，而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单纯地突出和强调“法律的统治”并不能实现法治，只有强化法治赖以实施的社会基础，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社会。

德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与之相关的表述是礼治、仁政、王道。德治的前提是相信人的理性和良知，通过调动人的内在自觉性而实现和谐有序的治理状态。德治突出的是“为治之本”，强调“学与政不殊心”，“学”是觉悟的过程，而“政”也不是与人心无关的技术，一切政策、制度、法律都不漂泊于道义之外，权力的行使源自理之所当然，人人崇德向善并形成社会风气，这是德治所追求的理想状态。德治的标志是政通人和，开启民智、启发良知是人和的基础，政策、法律、制度合乎正道、顺乎民心是政通的标志。人人自治、各尽其分，政法一于道，社会才会大治。可见，德治并不是不要法规，它否定的是背离道义、出自特殊利益的法规；德治也并不否定社会改造，它否定的是见物不见人的外部性改造。可见，德治的对立面不是自治和法治，而是强权之治、权谋之治。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在德治之下，道德、法律都不会漂泊于人心之外，法律不是陷人之法，而是天理人情的外化；道德并非习惯成自然的风俗，而是内在律令的体现。“欲影正者端其表”，回归不可泯灭的良心，返至为治之本，则“为治之法”（手段方法）都会不失其正，这就是德治。

从自治、法治、德治的本质内涵可以看出，三者并不是毫无关联的治理模式，但也不能相互取代。从自觉自为出发论治，可以称之为自治；从良法的制定和落实角度出发论治，可以称之为法治；从良知和理性的彰显出发论治，可以称之为德治。认清善治的本源，就能够清晰地把握三者的关系。

首先，自治、法治、德治可以单独提出，但在独立成“治”时却包含了其他二者的内容。自治、法治、德治在现实中都可以独立存在，在传统和现代都有相关的提法，但要独立成“治”，就不能停留在字面上的含义，必须包含其他二者的内容。自治指的是治理主体在特定结构之下、特定场域中自我管理、自主治理，它不是动物式的群体封闭，不是依靠本能习惯而相互联系，而是在一定的规则之下进行自主治理。所谓规则，既包括正式制度，也包括非正式制度；既包括硬约束，也包括软约束，要达到治理的状态，离不开法律和道德的规范和约束。自治的对立面是垂直性管控，而不是水平式治理，强调自治，突出的是民主权利，排除的是驾驭、管控思维，而不是法律与道德。法律、道德不离自心、自性，治理主体自觉地行使其民主权利，自治的理想状态就会显现。强调法治，突出的是“良法善治”，排除的是“恶法术治”，离不开人的自觉和道德环境改善，只有当良法深入人心，法治才能真正实现。强调德治，突出的治理之本，不是不要法律和制度，而是要排除在人心中无根的法律制度，只有消解强权之治、权谋之治的思想基础，德治才能够安立。因此，自治、法治、德治在独立成“治”的时候，虽然突出的内容不同，但却都需要回归到治理之上，并且治理的本质别无二致。

其次，自治、法治、德治三者不是相对关系，而是相合、相属关系。自治的意义不是在与法治、德治的比较中凸显的，法治、德治同样也是如此。突出其中之一，并不能否定另外两者，以其中之一为中心，必然需要其余两者的配合。正因为三者独立又相互关联，所以能够结合。三治的结合并不是三种毫无关联的治理方式人为地结合在一起，不是三种有缺陷的治理模式的互补，也不是不加分别地糅合、组合、叠加，而是“关系之和”，是在彰显各自本质之后的“和合”。独立地提出自治、法治、德治，虽然也能够成立，却容易造成认识上的模糊，在实践中往往被字面含义所支配。“三治结合”具有针对性，可以在实践中结合具体情境找到实现善治的路径。从这个意义上说，“三治结合”是在凸显自治、法治、德治的本质基础上形成的更加清晰的治理方式。

第三，自治、法治、德治统一于“治”，认清治理之本，才能发挥联动效应。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应对市场和政府双重失灵，出现了公共治理理论。在治理理论中，治理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控制、操纵等含义被剥离，多元主体共同管理公共事务，成为新的取向。现代公共治理理论是适应现实变化而做出的理念变革，其本质是彰显治理主体的社会性，从而改进治理方式。然而，公共治理理论却面临这样的问题，即怎样激发治理主体的主体性、参与性？如何保证治理主体之间的协同？社会共治取代了主客体管制，这无疑是治理理念的革命，但平等合作的新型关系却不是强调多中心就能自动形成。多元或多中心治理的本质应该是各尽其分、协同于理，而不是形式上的合作。如果没有主体的自我治理，没有基本的价值和道德认同，没有法治的保障，就只有多元而没有协同合作。古人曰：“孔子之作春秋，公赏罚以复人性而已。”治理之本在人，是与人的自觉性联系在一起的，离开人心而论治，外而无本，所谓的秩序只能是强制，不可能长久。

总之，自治、法治、德治的结合并不需要强力拼凑，只要认清各自本质就能厘清三者关系，从而在具体实践中因地制宜地找到结合的方式。与以往乡村治理模式相比，“三治结合”并不特别也不“具体”，甚至无法称得上模式，但这种“无模式的模式”却有实践意义。因为模式化的东西往往产生于特定背景之下，别的地方可以参考其做法，却不能也无法照搬复制。与乡村治理具体模式不同的是，“三治结合”具备方法论上的意义，但没有模式化的实施方法，需要在具体情境中找到具体的结合方式。在彰显自治、法治、德治本质的基础上实现三者的结合，是完善乡村治理体系的关键。

（作者：殷辂 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人口与社会发展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