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家庭建设是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健全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在基层治理中作用的机制”。新时代家庭建设是我国基层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高效能治理离不开家庭建设的有力支撑。当前，我国社会面临快速老龄化、婚育率下降、就业形势严峻、人口流动性大等趋势特点，家庭正在经历重大变化且呈现多维矛盾性特征，对加强家庭建设提出迫切诉求。因此，如何应对新时代家庭变迁的新挑战，通过家庭建设强化生活依托、社会功能、文明作用，成为当前基层高效能治理的新实践、新要求。

　　一、新时代家庭变迁的核心特征及家庭建设的必要性

　　近年来，在社会转型的宏观图景中，家庭从私人领域转向公共议题，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工作内容。家庭作为社会系统的微缩形态，既涵盖结构、功能、关系等多个相互交织的维度，又关联国家、市场和个体等不同层次的系统。这些复杂性使得实践中家庭呈现出多元杂糅的特征，政府和学界对家庭建设及其价值基础的认识存在多种分歧，形成了多类冲突叙事。因此，探索家庭建设推进基层高效能治理的创新路径，需要关注实践场域家庭变迁的复杂性。

　　（一）家庭结构：规模小型化与结构多元化

　　家庭结构变迁直接作用于家庭关系与家庭功能，进而影响人口、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全局。通过河南省“四普”数据（1990年）与“七普”数据（2020年）比较发现，夫妻核心家庭比重显著上升（从5.3%到20.6%），标准核心家庭（父母与子女）下降最明显（从62.5%到29.9%），三代直系家庭略微下降（从17.6%到16.0%），单人户家庭显著上升（从4.1%到22.0%）。与全国“七普”数据比较发现，夫妻核心家庭略低于全国平均值21.8%，标准核心家庭略低于全国平均值26.5%，三代直系家庭略高于全国平均值14.7%，单人户家庭略高于全国平均值20.5%。因此，我省家庭结构变迁呈现家庭规模小型化与结构多元化的双重特征，且整体较全国更凸显小型化、个体化和一体化趋势。

　　（二）家庭关系：传统与现代杂糅

　　家庭关系是具有血缘、姻缘等关系的家庭成员之间所形成的关系，纵向亲子轴和横向夫妻轴是家庭中最重要的关系。《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4》指出，中国的家庭关系整体上正在从传统走向现代、民主、平等。就夫妻关系而言，随着女性就业率和家庭重大事务决策权等不断提高，夫妻家庭地位更加平等；但女性对内依然面临家庭照料（家务、育儿和养老等）负担重、公共服务支持不足的难题。就代际关系而言，家庭的代际重心不断向子代偏移，“责任伦理”和“亲子一体”的伦理韧性影响依然强劲，同时个体化和孝道的“情感、互惠转向”已成为共识，这也使得代际矛盾和张力凸显，对个体、家庭和社会结构产生潜在系统性冲击。其他亲属关系面临急剧收缩，个体和家庭的脆弱性增强。因此，家庭关系呈传统与现代杂糅特征。

　　（三）家庭功能：弱化、外化和分化

　　家庭功能作为社会运转的底层逻辑，随着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的变动而变化。自1991年以来，我国生育水平持续走低，而我省家庭生育功能相对弱化较慢（生育率整体高于全国均值），但养育功能却在持续加强。家庭对养育质量的高度期待和重视替代了传统“多子多福”的追求，这种转变使得多数家庭将教养功能外化并呈现分化特征。随着养老相关公共服务和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家庭赡养功能逐渐弱化，但家庭仍发挥着养老的托底功能，形成家庭和社会的协作模式。“内卷式”竞争日益加剧，为了应对未来不确定性，家庭消费功能趋于保守。因此，家庭功能呈现弱化、外化和分化特征。

　　家庭变迁的多维矛盾性特征，使得现代家庭难以独自实现自我保障，多方面呈现出对国家和社会的高度依赖，为基层治理提供精准靶向，是家庭建设融入基层治理的基础所在。家庭建设通过激活家庭的主体性和自主性，使基层治理从外在管控转向内生驱动，是家庭建设融入基层治理的动力所在。因此，家庭建设成为基层治理的必然路径，基层治理回应家庭建设的迫切需求是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抓手。

　　二、家庭建设融入基层治理的核心矛盾、实践难点和深层悖论

　　近年来，我省加大“一老一小”领域的服务供给，取得了显著的治理效果。但新时代家庭变迁视角下，家庭建设融入基层治理过程中依然面临核心矛盾、实践难点和深层悖论。

　　（一）核心矛盾：需求多元化与治理同质化的张力

　　伴随家庭结构、关系和功能的变迁，催生差异化的家庭需求支持，而基层治理延续为核心家庭解决抚育、养老等问题的标准化供给模式，形成结构性矛盾。单人户家庭比例快速增加，其中包含独居青年人和独居老年人家庭，现有助餐、助医的服务供给主要针对独居老年家庭，但其对服务需求也存在本质差异；独居青年则缺少关照，在“附近”消失、社交狭窄、孤独感等常态存在下，提高青年人婚育意愿则成为“无源之水”。为解决标准核心家庭儿童养育功能，政策驱动下我省公共托育服务快速扩张，但实际消费转化乏力；三代直系家庭比例稳定，但也面临家庭关系调适等诸多问题，尤其是代际合作育儿家庭，对个体、家庭和社会产生深远影响。这些矛盾的根源在于基层治理尚未建立基于家庭类型的分类响应机制，缺乏对不同类型家庭与非困境家庭长远发展脆弱性的评估，难以适配家庭需求的复杂性。

　　（二）实践难点：家庭主体性与治理介入度的平衡

　　家庭主体性与治理介入度的平衡，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命题，聚焦家庭自治权、公共利益与治理边界的平衡。家庭主体性的自主决策权、情感独特性和受法律保护的隐私边界，与治理介入的公共性、支持性和制度性在实践中存在多重张力。基层治理需要适度介入家庭建设，但适度的边界难以界定，是家庭建设融入基层治理的实践难点。一方面，基层治理多聚焦核心家庭和独居老年家庭的生存和发展需求，但若过度介入，易消解家庭主体性、模糊公共服务边界。另一方面，介入不足则加剧家庭内部损耗，甚至转嫁社会成本，难以发挥治理效能，往往治标不治本。此外，现行基层治理考核侧重“服务覆盖率”，而家庭主体发展能力存在科学评估难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实践推动。家庭主体性与治理介入的平衡是持续调适的过程，需要保持足够的治理耐心。

　　（三）深层悖论：家庭自主性与家庭治理逻辑的碰撞

　　“家庭化”和“去家庭化”的长期多维博弈，致使现有依托婚姻、生育、养育和赡养等形成的家庭政策呈现碎片化、补缺性和附属性特征。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家庭自主性实践削弱了家庭功能，但相关政策无法满足家庭观念和功能重塑的战略需求，是当前家庭建设融入基层治理的深层悖论。首先，碎片化政策以各部门的治理目标切割家庭需求，致使家庭在不同政策框架中调整自身选择，家庭面临“被动适配”困境。其次，补缺式政策侧重家庭弱势成员及困境家庭的生存保障，忽视家庭作为整体的支持及对普通家庭的发展需求，使得多数家庭难以从政策中获得预防性支持，在资源匮乏下自担风险，影响家庭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最后，附属性政策治理逻辑始终围绕社会目标而非家庭本身，忽视了家庭生育背后的情感意愿及家庭养育的结构性压力，这种家庭“为社会目标服务”的治理工具性逻辑，与社会“为自身发展提供支持”的家庭自主发展期待形成对立，最终影响政策干预效果。

　　三、家庭建设推进基层高效能治理的创新路径

　　家庭作为基层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家庭变迁带来的一系列个体、家庭和社会问题是基层治理必须面对和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然而当前政策框架下家庭建设融入基层治理面临诸多困境。因此，家庭建设推进基层高效能治理需要创新路径。

　　（一）从“标准化供给”到“颗粒化响应”，立足家庭多样化需求实现服务精准化

　　当前，家庭变迁的多维矛盾特征凸显，标准化公共资源和政策难以匹配其多元化需求，基层治理在追求家庭整体健康和福祉的目标过程中需转向颗粒化响应模式。首先是精准评估环节，家庭结构决定服务的覆盖范围，家庭关系影响服务的介入方式，家庭功能决定服务的供给强度，通过“结构－关系－功能”的三维评估，引导家庭表达真实诉求，形成颗粒化的需求标签。其次是资源匹配环节，将社区资源按照需求类型进行分类编码，形成社区服务资源库，搭建资源对接平台。最后是动态反馈环节，建立服务执行－效果评估－需求更新的循环机制。这种非标签化的类型特征减少家庭主体的抵触，更有利于挖掘精准需求。在颗粒化响应的精准服务过程中，每个家庭都能获得“恰好需要”的服务，与社区形成共建共享共荣的紧密连接，使基层治理既有精度又有温度，为赋能和预防提供精准坐标。

　　（二）从“家庭被动适配”到“主动家庭赋能”，立足家庭主体激活实现机制包容化

　　家庭是基层治理之基，提升家庭在基层治理中的主体地位，需要从家庭被动适配转向主动家庭赋能，让家庭真正成为基层治理的伙伴。根据家庭功能状态，形成兜底保障底线－补位搭建阶梯－赋能实现自治的递进赋能治理体系。首先，针对功能健全家庭，具备较强自主能力，以社区共建强化归属感，让赋能更具有持续力。通过搭建平台培育家庭公益领导力，将家庭优势转化为社区公益资源，给予社区荣誉体系展示，以赋能释放自治动力。其次，针对功能薄弱家庭，以社区互助培育归属感，让补位更有温度。通过需求类型组建家庭互助社群以及家庭成长展示等，构建过渡性同伴支持网络，让其在社区中找到被需要、被接纳的情感寄托和价值认同，帮助家庭恢复功能。最后，针对功能缺失家庭，因其缺乏基本自主能力，以兜底保障生存底线，在尊重家庭自主权前提下，通过社区结对计划和家庭故事档案等方式，帮其重建与社会的连接，促进其从兜底到补位再到赋能转变的可能。所有家庭在社区中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和价值，让家庭从“治理对象”转为“治理伙伴”，共同构成“有温度、有活力、有韧性”的基层治理生态，为颗粒化服务和协同预防提供内生动力。

　　（三）从“事后应急保障”到“事前协同预防”，立足风险共治推动治理协同化

　　在风险社会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家庭有问题才有支持的事后应急保障式治理逻辑，忽视了为维持家庭“无问题状态”所付出的隐性代价。这种平稳运行并非自然形成，而是家庭持续消耗内部资源、主动维系的结果。当维系代价超出家庭韧性阈限，问题可能会集中爆发，导致治理成本呈乘数级增加。治理的价值正在于为这种维系提供外部支撑，因此，治理重心亟待转向“全周期、预防性、发展性”的事前协同预防理念。首先，将治理延伸至家庭生命周期的每个阶段，在风险尚未显现时提供支持的全周期覆盖，如对独居青年家庭的社会疗愈支持。其次，识别家庭风险早期信号的预防性干预，提前介入以降低隐性成本，如为代际同住家庭和亲子冲突频繁家庭提供工作坊式代际关系弥合支持。最后，帮助家庭构建可持续发展功能体系的发展性赋能，如为隔代育儿家庭提供祖辈科学育儿支持，引导夫妻标准家庭参与社区养老志愿服务等。通过分担家庭的隐性压力负担，让家庭从疲于维持状态中解脱出来，增强凝聚力，提升归属感，形成家社共同体。至此，治理不再是应急和维稳，而是与家庭共同抵御风险的伙伴关系，最终形成家庭能力提升－风险抵御增强－治理成本降低的基层治理高效能良性循环。

　　【作者：苏慧丽 单位：郑州轻工业大学政法学院 本文系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22-ZZJH-090）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