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夏陵看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格局
2025年7月1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7届世界遗产大会正式将中国西夏陵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不仅是对其“历史的原真性”的国际认证,更成为向世界阐释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崭新实证。正如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一书中说:“经考古发现的国家都城、帝王陵墓、礼器、文字等就是最具代表性的物化载体,它们构成中国历史上不同族群统治的‘历朝历代’和延续不断的‘国家文化’。”历经数百年风雨巍然屹立的西夏陵,正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体现。
一、民族交融背景下的西夏陵营建
西夏主体民族党项族传统行火葬。随着与中原交往加深,其统治阶层开始吸纳中原土葬制度,而平民仍多行火葬。西夏陵作为帝王贵族的土葬陵园,直观反映了党项葬俗从火葬向土葬的制度性转变,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产物。
陵址选择深植中原“居高临下、背山面水”理念。其选址在距离西夏国都兴庆府西侧约25千米处的贺兰山东麓的洪积扇上,陵园南起三关口,北到泉齐沟,西南至东北走向,和贺兰山的走势自然相应,这里地势较高,避开了河流,保证了陵园不会在雨季被山洪侵吞,站在高处极目远眺,可以看到远处静静流淌的黄河,西夏陵以连云叠嶂的贺兰山为依托,辅以陵园布局的层进纵深,形成庄严之感。
随着国力强盛,西夏逐渐学习借鉴唐宋帝陵建造风格,形成了既具有中原传统又有党项特色的西夏陵建筑群,体现了中华文化突出的包容性。西夏陵在西夏王朝鼎盛时期得到了发展,西夏灭亡后,西夏陵逐渐废弃、无人问津,园内的陵墓均遭受过偷盗。直到20世纪70年代,宁夏考古队首次开展西夏陵科学考古调查,才逐渐让遗落在戈壁滩上700年之久的西夏陵重新进入大众的视线。
如今的西夏陵遗址分布范围近40平方公里,南北长10公里、东西宽5公里,包含9座西夏帝陵、271座陪葬墓、5.03公顷北端建筑遗址和32处防洪工程遗址等4种类型的建筑遗址及陵区各类出土文物,规模宏大,是较为完整的陵区建筑群体。经过考古研究,目前西夏陵中能确切知道墓主人身份的只有7号陵,其碑亭出土的残碑中有一块方碑额,上面用西夏文篆书书写“大白高国护城神德至懿皇帝寿陵志文”,而西夏仁宗尊号正是“护城皇帝”,陵号为“寿陵”,因此7号陵墓是仁宗的陵寝无疑。其他陵主身份由于缺乏实物佐证而无法确定。
二、礼制与习俗的调适:布局中的融合与创新
西夏陵布局借鉴了唐宋帝陵制度的核心文化元素,以中轴组织布局景观序列,并加以创新变革,形成了独特的布局结构。
一是主副双轴线的创制。西夏学习借鉴中原帝王陵墓沿中轴线左右对称依次排列石像生等各种建筑的传统,不过不同的是,中原帝陵一般只有一条中轴线,但西夏陵园内有主、副两条轴线。西夏陵的主轴线贯穿整个陵园,沿主轴线坐落有月城、陵城、神道、阙台、碑亭、石像生等建筑;副轴线仅位于陵城内,比主轴线略微偏西,与主轴线存在约3~15°的夹角,献殿、墓道、墓室、陵塔等建筑自南向北坐落在副轴线上。主副两条轴线,可能与党项民俗避讳中间位置有关,沈括在《梦溪笔谈》云:“盖西戎之俗,所居正寝常留中一间,以奉鬼神,不敢居之,谓之神明。”党项人可能因中间之位乃鬼神之位的习俗而创造性地设置了主、副两条轴线,巧妙地避开了只一条中轴线的情况下陵寝在正中间与民俗避讳中间之位的冲突。主副轴线之间夹角的不同,或许受最近的山峰指向影响,每个陵园的主轴线均指向贺兰山的主峰,副轴线则指向陵墓最近处的山峰,夹角随着山势的变化而灵活变动,这体现出党项人的智慧。
二是结合民族习俗的建筑布局创新。西夏陵仿照唐宋帝陵,陵园同样大多坐北朝南,分外城、月城、陵城三部分,布局较为紧凑。其中陵城是整个陵园的主体,月城、陵城连接在一起构成“凸”字形布局,角台、阙台、碑亭、石像生、神道、门阙、角阙、献殿以及陵台等建筑分布在陵园。在西夏未向中原地区学习之前,是没有如此规模宏大、规制清晰的陵园布局的。西夏陵在学习中原帝陵布局的基础上,结合本民族的民风民俗、社会发展状况对陵园布局进行了创新。
三是陵台设置凸显地域特色。西夏陵仿照唐宋皇陵设置了陵台。唐宋皇陵一般在墓室的正上方设三层方形陵台,陵台起封土作用,可以保护墓室不被偷盗;而西夏陵台受佛教传播的影响,多为八角形或圆形的夯土实心砖木混合的密檐塔式结构,类似佛塔,且西夏陵的陵台均在墓室后部十余米处,不起封土作用,西夏陵只有陵塔没有土冢。封土即墓之上的坟,又称为“陵”,是墓的标志性设施,西夏创造性地采用了“鱼脊梁”式墓道封土,在墓道上方用土堆成鱼脊状,显示出西夏特色。
四是院落与角台融合建筑形制变迁。西夏陵还是中国传统陵园变迁的重要体现,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北宋陵只修建了陵城墙,是单重院落,西夏陵在借鉴北宋陵的基础上,又在陵城前设置了月城,形成了前后相连的两进院落,明清帝陵则进一步扩展为三四进院落,西夏陵正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唐宋陵园在神墙四周转角处设置有角阙,但并没有类似西夏陵中独立的角台建筑,西夏陵里的角台分布在陵园四角,起界定陵园边界的作用,十分独特。西夏陵仿照中原地区亦设置了碑亭,但并未按照中原地区传统严格对称,体现出党项人粗犷洒脱的特点。地表出土的残墓碑上有涂金文字,还有造型奇特、充满西夏特色的男女人像石碑座。碑亭内的墓碑均以西夏文、汉文两种文字镌刻,党项人用的是西夏文,西夏陵的石碑将汉文和西夏文一起刻上,表现了西夏对汉文及中原文化的认可与重视,这也是中华文化多元融合的见证。
三、器以载道:中原传统与西夏特色的交融
西夏陵出土的精美随葬品,是中原传统与西夏特色交融的物质见证。
一是建筑构件体现技艺与审美的融合。龙生鸱吻,是“龙生九子”中螭吻的具象化表现,鸱吻在中原地区多用于宫殿、庙宇等高级建筑的屋顶正脊两端,既有防火防雷功效还可装饰建筑。西夏陵6号墓出土的高大琉璃鸱吻,融合了中原地区传统和西夏特色。西夏在学习中原地区鸱吻的基础上,注入了西夏本民族的审美,此琉璃鸱吻夸张的双目更显威慑庄重,凸起的獠牙十分粗犷,刻画细腻流畅的鱼鳞线条,通体施以翠绿的绿釉,极具西夏和中原地区交融的美感。3号墓还出土有高47厘米的大型“迦陵频伽”鸱吻,迦陵频伽又叫“妙音鸟”,人头鸟身,随佛教传入,亦多用于建筑的檐角装饰,西夏陵出土的“迦陵频伽”比其他地区出土的要高大庄严许多,神态惟妙惟肖,体现出西夏学习中原地区高超的烧制技艺和佛教在西夏的广泛传播。
二是在石像生传统中融入民族文化。西夏学习了中原地区在陵墓中立石像生传统,并将本民族的崇拜信仰融入其中,丰富了我国石像生的材质及文化内涵。177号陪葬墓出土有大型鎏金铜牛,此牛体形硕大,造型生动,应该是仿照中原陵墓中的石像生做的雕塑,不过中原帝陵中的石像生全部都是石质的,而此铜牛通体鎏金,浑身金光灿灿、十分华丽,西夏陵出土的鎏金铜牛丰富了我国陵墓中石像生的材质。此墓还出土有大石马和石人头,以及一些石狗、铁狗、石马、残损的锦罗等丝织品、瓷器,大铜牛等,这些动物造型的随葬品,应和西夏重视畜牧、党项人有神牛神马的崇拜信仰有关,西夏将本民族的崇拜信仰融入石像生中,丰富了我国石像生的文化内涵。此外,该陪葬墓出土的丝织品虽是残片,但有茂花闪色锦、棕色异向绫、工字绫以及棕色文罗、烟色素罗等种类丰富的丝织品,有的品类在中原地区也较为罕见,西夏和中原地区的紧密交流交往从珍稀的丝织品出土物中可见一斑。
西夏陵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对其超越民族与时空界限的突出普遍价值的高度认同。它的陵墓布局学习中原陵墓制度并加以创新,出土物融合了中原地区传统和西夏特色,其宏伟的规模、高大的建筑、精巧的施工技艺与精美的随葬品,都彰显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发展进程,亦是中华文化多元融合的生动见证。
(作者:宋润文 单位:河南省社科院中原文化研究杂志社)
编辑:付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