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家项飙曾在一档访谈节目中提到，“附近”似乎正在从当代青年的生活中悄然消失。它不仅是物理上的邻近，更是指一种稳定的社会关系秩序，一种熟悉的、低成本的信任网络。在高速流转的现代性结构中，这种“附近”正在被打散。有学者指出，现代性是流动的，这意味着社会关系不再稳定，人们的生活方式、情感交往都表现出更高的灵活性，在流动的状态下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在中国传统语境中，“附近”承载了情感、伦理与熟人秩序，是构筑信任与归属的基础。然而，数字媒介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人际关系的生成方式。作为数字原住民的当代青年，正是这一转变中的核心体验者与实践者。他们并未完全脱离传统“熟人社会”，却又在新的平台结构中探索“情感连接”的替代路径。从“搭子文化”到“AI伴侣”，从“社交断联”到“网络知己”，他们正在创造一种不同于父辈的新型社交生态，在“附近感”逐渐消逝的同时，他们也在试图以新的方式“重建附近”。

一、“数字地缘”：当代青年“附近感”的瓦解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亲戚邻里关系构成了稳定的生活网络，人们在“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互动中建立起伦理秩序和信任机制。互联网的到来与社交媒介平台的兴起打破了这一稳定结构，青年是社交媒体平台的主要参与者，抖音、快手、小红书等头部社交平台中的用户年龄主要集中于18~35岁，青年群体的关系经验深受平台环境影响。

技术可供性调整“互动”的规则。在平台环境中，关系的启动、互动与终止都具备高度的技术可操作性。传统亲情关系中的面对面交流逐渐被“家庭群”取代，节日祝福、家庭叮嘱多以表情包、语音、链接转发完成。爱情中的“距离”不再是阻隔，异地恋情侣可以借助微信、视频通话、共享相册等功能维持日常互动，甚至恋爱的发起也不再需要线下邂逅，交友平台上的算法匹配能够达成快速、高效的现实连接。朋友圈的点赞、评论机制也日益成为一种新的友情维系方式，青年常通过点赞、评论来维持友情温度，但交往的深度常因互动的表层化而削弱。平台型互动机制虽然提升了交往的效率与覆盖面，却也使关系变得更加可替代、碎片化。熟人不再意味着亲密，朋友圈中的互动常常停留在“表面”，隔着屏幕的互动往往让人缺乏深度交流与沟通的欲望。

富媒体内容改变“说话”的逻辑。在文字表达逐渐退位的社交语境中，青年更偏好使用视频、语音、表情包和短剧来传递情绪与态度。富媒体让表达更具表现力，也让关系更加“可视化”和“平台化”。一些青年情侣会选择晒照的方式在朋友圈、微博“官宣恋情”，以获得外界的祝福与认同，这种“透明之爱”已成为关系稳固的象征机制。青年习惯将自己的亲密关系放在公共平台上“备案”，用“点赞数”或“评论热度”作为关系状态的情感反馈机制。长此以往，这种表达方式强化了“被看见即存在”“展示即关系”的逻辑，也导致了某种程度上的“关系表演化”与“情绪过度曝光”。

功能性亲密重塑“陪伴”的含义。在社交媒体时代，青年群体社会交往有着更为丰富的选择空间。出于对高负荷社交和传统亲密关系模式的回避，青年群体在数字平台上发展出一系列以“陪伴感”为核心、淡去伦理义务的功能性亲密关系。在社交场域中，类似“饭搭子”“图书馆搭子”这类低强度互动、高场景适配的关系不断涌现，它们的本质是任务型、陪伴型而非传统意义上的亲密型。青年通过这类“搭子关系”满足日常互动、情绪支持的需求，却不需要耗费心力考虑关系的稳定性和道德责任。此外，“人机亲密”也成为一种替代路径，部分青年尝试与AI对话助手、虚拟角色（如Chat GPT、豆包等）进行交流，这些技术化的“情绪出口”规避了真实交往的不确定性，使青年得以在“无风险”环境中“被理解”。

二、平台交往中的关系漂移与弹性伦理

在数字平台深度介入日常生活的语境中，青年所处的各类社交关系并非彻底断裂，而是呈现出一种持续漂移、灵活应对的动态状态。如果说“附近感”的瓦解标志着传统亲密秩序的松动，那么平台交往逻辑下的新型社交模式，则展示出青年在失重关系中摸索“可控连接”的积极尝试。这一过程中，青年以更细腻的方式安排在场、控制可见、划定边界，构筑起区别于传统道德责任与社会角色期待的轻连接机制。

稳定的基本在场，建立可协商的社交与心理距离。与传统社交强调即时回应不同，如今的“在场”往往无需语言、无需同步，也无需持续交流。很多时候，一个点赞足以说明“我看见了你”，一条转发或收藏也能表达“我仍在意你”。在青年看来，始终在通讯录里、时不时刷到你、偶尔互动一下，本身就是一种关系的确认。可见性取代了即时性，持续性弱连接取代了高强度情感交换。这种“基本在场”的关系策略，不仅回应了当代青年的“节能”社交需求，也体现出他们在技术环境中重构关系节奏与心理边界的能力。

可控的自我呈现，保持关系弹性与主导权。与“做自己”或“人设管理”这些静态说法不同，很多时候青年倾向于通过灵活调节“我是谁”以及“给谁看”来掌控关系的强度与方向。他们在不同平台面对不同人群呈现出差异化的自我，例如在微信维持职业得体、在小红书展示生活日常、在微博释放情绪、在Soul匿名共鸣。而即使在同一个平台，也能通过“朋友圈分组”“主页精选”等功能，有选择地呈现特定的面向。这种有意识的“可见性调节”，是带有一定“主导权”的社交建构。在公开与隐身之间、分享与保留之间，他们试图为每段关系找到最合适的位置与距离。这种策略体现出一种颇具弹性的关系逻辑，通过“切换式”呈现，青年得以保有对自我形象的主导权。

适度的数字断联，是对纯粹关系的价值坚守。在平台社交中，青年并不总是追求关系的持续或深化，相反，“适度断联”成为维系心理秩序与社交边界的一种重要策略。相比于“绝交”“断亲”等线下的剧烈决断，如今的“拉黑”“静音”“三天可见”“仅聊天”等设置，构成了平台语境中的“技术调节切口”，它们不以情绪爆发或公开冲突为前提，而更像一种“悄无声息的退出”，让关系得以在不伤和气的状态下完成松动与清除。在传统“亲缘－地缘”关系仍具有道德压迫感的社会环境中，青年对熟人、亲戚、邻里等线下强关系越来越表现出逃避倾向，他们有时会通过“微信不回家人消息”“仅老板可见”等媒介手段，主动将熟人关系弱化，这是一种媒介化的“断亲”。这种操作背后，暗含的是他们对纯粹关系的坚持，关系的价值不再取决于维持时间的长短，而取决于心理节奏的匹配与尊重。

三、青年群体“新附近”的生成与引导

在不可逆的数智化浪潮中，我们无法简单地回到以往那种依靠血缘、地缘自然维持的关系秩序。但“附近”的消失并不意味着亲密关系的终结，而是指向了关系的重构与协商。青年不再被动接受传统关系范式的束缚，而是在平台逻辑、技术中介与情感需求之间展开日常的协商。“新附近”并不以物理空间为基础，青年群体的“数字附近”是以情绪共鸣、兴趣聚合、节奏同步为纽带，构成一种“弱绑定、强共感”的关系结构。这种高度流动、以个体感受为中心的社交结构，既为青年提供了释放自我、追求情绪支持的新空间，也伴随着关系浅化、认同漂移、平台依赖等潜在风险。因此，需要我们关注青年社交行为背后所隐匿的结构性社会问题，警惕“技术自治”下的情感异化，并通过公共机制与文化引导，为“新附近”的健康生成提供积极支撑。

在平台社会中，青年群体的关系实践已不再依赖固定的“圈层结构”，而更多地表现为高度灵活、不断调整的“关系线”与“关系圈”。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中国传统社会的人际结构呈现出一种“差序格局”，即以自我为中心，向外辐射出一圈圈关系的同心圆，血缘、地缘、业缘等因素构成关系的亲疏远近。而在平台社会，青年群体的人际关系逻辑发生了根本变化。以平台为依托构建的“新附近”，不再遵循“从内到外”的序列扩展模式，而是表现出更具流动性的社交结构。关系不再以身份、亲属、地域等固有标签为先决，而是在某时、某刻围绕兴趣、情绪或共同场景灵活生成，在乡土社会中处于关系最“外圈”的陌生人，可能会因为一次“emo陪聊”抑或“运动打卡群”而越过“亲缘”进入青年群体关系的最内圈。这种关系的流动性为青年提供了更大程度的自主性和选择权，但也弱化了传统关系格局中由“圈层嵌套”所带来的稳定性与社会责任。

青年群体的关系观不仅在实践中变化，也深受平台信息环境的塑造与干扰。在短视频、社交媒体内容生态中，部分平台为了流量与停留时长，往往推送情绪强烈、观点极端的内容，如“断亲即自由”“独处才高级”“情绪自保必须冷漠”“任何关系都可随时退出”等。这些内容通过剪辑技巧、配乐等手段，在极短时间内制造共鸣感，引导青年在尚未深入辨析的情况下接受激进观念。因此，有必要对“新附近”中涌现的媒介内容加以反思，避免以“解放”之名强化孤立、冷漠甚至疏离的关系倾向。在“倡导情绪健康”与“误导社交观念”之间，需要形成更加稳健的内容边界。

“新附近”的健康生成，不能仅依靠青年个体的调节与选择，更需要平台、社会与制度层面的协同参与。作为数字关系生态的主要塑造者，各类社交平台应承担起相应的治理责任。加强内容审核机制，特别是针对传播过度简化、缺乏情境分析的极端观点，予以风险提示或降低推送权重。除了线上机制建设，线下的社会空间也应随之调整。城市社区、高校空间应创造更多“可松弛连接”的轻社交环境，如青年沙龙、共读计划等活动，让青年在“非强制交往”中恢复具身化的关系经验，重建面对面交流的信任与仪式感。此外，公共政策层面亦应加强对数字社交环境中“青年关系风险”的关注，推动心理健康教育与媒介素养教育同步落地。

（作者：郭京 单位：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参考文献

[1][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2页。

[2]花里云：《2025年第二季度中国四大社交平台用户活跃度与画像分析》，https://www.holypro.com.cn/news/959274421342834688.

[3] [德]韩炳哲：《透明社会》，吴琼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第58-59页。

[4]段俊吉：《打造“人设”：媒介化时代的青年交往方式变革》，《中国青年研究》2022年第4期。

[5]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