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展示中华文明风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致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的贺信

　　考古工作要继续重视和加强，继续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未中断，塑造了我们伟大的民族，这个民族还会伟大下去的。要通过文物发掘、研究保护工作，更好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阳市殷墟博物馆考察时的讲话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文物考古工作，重大的考古新发现层出不穷，2012—2023年荣获“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120个考古项目中，河南占17项。中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源主根，中原文明发展史就是中华文明史的缩影。这些考古新发现从不同的角度见证了中华文明五千年发展的历史进程。

　　见证了中华文明在中原的形成

　　中原大地四季分明，气候适宜，2021年栾川孙家洞旧石器遗址的发现，显示早在中更新世时期中原地区已有古人类生存。栾川孙家洞旧石器遗址，位于栾川县栾川乡湾滩村伊河南岸哼呼崖的崖头之上，出土的6颗古人类牙齿化石，被称为“栾川人”，是首次在河南地区发掘出土的直立人化石。从考古发现来看，在距今5000多年前的中原大地，人口规模急剧增加，流动性增强；聚落规模扩大，大型中心聚落出现；不同等级墓地和大型祭祀遗址出现；手工业规模化和专业化；农业显著发展等。这些均显示当时社会阶层发生明显分化，社会形态复杂化，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

　　南阳黄山遗址：黄山遗址位于南阳卧龙区蒲山镇黄山村，是一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中心性聚落遗址。高等级墓葬中随葬有代表权力的精美玉钺，甚至个别墓葬中陪葬有象牙柄的木质权杖，显示当时的社会阶层已经产生了等级分化。南阳黄山遗址的发掘证实，在仰韶文化晚期，南阳黄山已经形成了玉器从开采、运输、制作到消费等一系列过程，展现了5000多年前原始贸易，反映了史前南北文化碰撞和融合的情形。

　　永城王庄遗址：永城王庄遗址为规模宏大的环壕聚落，遗址面积达63万平方米。集中排列的大型墓群，出土了一批玉器、绿松石及大量实用陶器，不同级别墓葬规模与随葬品多寡不同，玉质敛具与随葬礼器的使用，成组“石圭”随葬的现象，呈现出显著的社会等级分化。王庄遗址呈现出大汶口文化、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等多元文化类型共存的特征，展现了豫东地区史前南北文化交流融合发展的社会复杂化和早期文明的进程。

　　巩义双槐树遗址：双槐树遗址位于巩义河洛镇，发现有三重大型环壕、具有最早瓮城结构的围墙、大型中心居址、夯土祭祀台遗迹、最早家蚕牙雕艺术品、人祭或动物祭的礼祀遗迹以及制陶作坊区、储水区、道路系统等。考古发掘显示，当时的农业经济和建筑、纺织、制石、制陶等技术均已进入十分成熟的阶段，专业化的社会分工也已出现。而大型祭祀遗址不仅是先人精神活动的重要内容，也显示了当时统治者利用神权进行治理的现象。双槐树遗址是目前黄河流域发现仰韶文化中晚期规模最大的核心聚落，因遗址位于河洛中心区域，显示出具有都邑性质的中心聚落特征，被命名为“河洛古国”。

　　淮阳平粮台城址：位于周口淮阳区。平粮台城址平面呈正方形，具有对称分布的城门。在这里考古发现了中国历史上年代最早、最为完备的城邑排水系统和最早的双轮车辙痕迹。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如史前人使用过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装饰品等。城内还遗留人类居住和活动的遗存，如土房的建筑遗迹、窑址以及祭祀遗迹等。淮阳平粮台城址是目前中国发掘出土年代最早的方形城址之一。

　　中原地区大型聚落遗址早期主要集中在以三门峡为核心的豫西地区，后逐渐东扩至洛阳、郑州地区，最终形成以双槐树为中心的区域复杂社会。考古表明，距今5000多年前，在河南中部地区已形成早期文明，大型都邑性城址和权贵阶层的大墓出现、社会分化显著，社会进程发展到了古国阶段。从黄山遗址到王庄遗址，见证了当时南北、东西文化在中原地区的交流融合发展，反映了5000多年前，已逐渐形成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若干文化区为主体，再联系周围多个区域性文化的格局。

　　见证了中华文明的主根脉在中原的确立

　　距今4000年左右，夏王朝在中原地区建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是在汇聚融合各区域先进的文化因素基础上脱颖而出的。中华文明进入以中原地区为引领的一体化进程，由古国文明向王国文明过渡，形成了以中原王朝为引领的历史格局。考古发现的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安阳殷墟、东周洛阳城等，见证了中原地区成为夏、商、周三代文明的核心区。

　　淮阳时庄遗址：时庄遗址位于周口淮阳区时庄村，遗址南部是一处夏代早期粮仓城，发现了28座罕见的仓储遗迹，分布集中，形制多样。时庄遗址是我国发现年代最早的粮仓城，为研究我国古代早期国家的粮食储备、统一管理和可能存在的贡赋制度等提供了绝佳的实物资料，对重新认识夏代早期的社会组织结构、管理水平和国家治理能力等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偃师二里头多网格布局：二里头遗址位于洛阳盆地中东部的偃师区境内，遗址现存面积300万平方米。二里头遗址中心区发现了“井”字形城市主干道路网络，揭示二里头都城为宫城居中、显贵拱卫、分层规划、分区而居、区外设墙、居葬合一的多网格式布局。二里头都城严谨、清晰、规整的布局，显示当时的社会结构层次分明、等级有序，统治格局井然有序，已有成熟发达的规划思想、统治制度和模式。自1959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了主干道路网络、宫城、宫殿建筑群、铸铜作坊、贵族墓葬和青铜礼器群、绿松石龙等重要遗存，确认它是中国青铜时代最早具有明确规划的大型都城，是夏朝后期的都城。

　　东赵遗址：东赵遗址位于郑州高新区东赵村南，遗址面积100余万平方米。遗址发现大、中、小三座城址，其中小城为夏代早期，中城为夏代晚期，大城为东周时期。遗址南部还发现商代早期大型宫殿建筑基址，这是目前郑州地区发现的最大、最完整的商代早期宫殿建筑基址。东赵遗址涵盖龙山文化晚期、夏早期、夏晚期、早商、西周、东周六个时期，文化序列连续完整，跨度2000多年。对中原地区夏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体系的完备建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再一次证明了郑州处于当时文明时空的核心坐标，在中华早期文明史中拥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

　　郑州商都书院街墓地：1950年秋，郑州商代遗址首先在郑州二里岗地区发现。郑州商代遗址发现有三重城垣遗址、宫殿夯土基址、手工作坊、墓葬、青铜器窖藏、祭祀遗址等一大批遗迹，出土了青铜器、陶器、原始瓷器、玉器、石器等遗物。郑州商城的考古发掘证实了郑州地区为商代的早期都城。书院街墓地位于郑州商都内城东南，由兆沟、通道、墓葬、祭祀遗存等组成，是一处结构与功能明确、具有整体系统性的商代白家庄期高等级贵族墓地，展示了中商早期高等级贵族丧葬礼制的规范，是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具有兆域性质的高等级贵族墓地，凸显诸多礼制性的制度创新，奠定后世中国高等级贵族丧葬规制的基本形式。

　　殷墟商王陵及周边遗存：殷墟王陵区是商王的墓葬陵园与祭祀场所，是殷墟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目前已知最早、最完整的王陵墓葬群。考古发现了王陵区两条围沟，确认是围绕商王陵园的隍壕，将此规制从秦代上推到商代晚期。王陵区西部西周遗址的发现，亦为研究西周灭商后的状况提供了新的资料。自1928年殷墟正式开始考古发掘至今，出土了大量青铜器、甲骨文、玉器、陶器，还发现商代晚期宫殿宗庙区、王陵区、贵族居住区、手工业作坊区等，实证殷墟为商代后期的都城遗址。

　　郑韩故城：郑韩故城是东周时郑国和韩国的都城，位于新郑市区周围。城内南北走向城墙，把故城分为东西两城。西城内分布有韩国宫城和宫殿区、缫丝作坊遗址。东城内分布有郑国宫庙遗址、祭祀遗址、铸铜遗址、高等级贵族墓葬遗址和韩国铸铁、制骨、制玉、制陶等多处遗址。郑国揭开了春秋诸侯争霸的帷幕，韩国傲立于战国七雄之列，两国地处中原咽喉之地，四周强国环立，诸侯交相攻伐。郑、韩两国相继在此建都，历时539载。郑韩故城的布局体现了东周列国都城的典型模式。

　　伊川徐阳墓地：徐阳墓地位于洛阳伊川县鸣皋镇徐阳村，主体遗存为东周时期墓葬及其陪葬车马坑，时间跨度、文化面貌及所处位置与“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的陆浑戎相吻合，应为春秋时期内迁伊川的陆浑戎遗存。其墓葬的葬制、葬俗具有典型的周文化风格，体现出陆浑戎对周礼的高度认同。它的发现证实了文献所载“戎人内迁伊洛”的历史事件，显示了春秋战国时期民族迁徙与融合、文化交流与互动的事实。

　　从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来看，偃师二里头为夏代晚期的都城，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是商代早期的都城，安阳殷墟为商代晚期的都城，西周时期洛阳一带被称为“中国”。自夏商周三代开始，中原地区已成为政治权力的核心区域。通过先进的青铜冶炼和农业生产技术，使中原地区处于领先地位；通过逐步形成和完善的礼乐和宗法制度以及政治模式，形成了以王都为中心的放射性统治格局，并对周边文化产生了强大的影响，成为当时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同时，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最终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礼制文化圈，表现出强烈的文化向心力和凝聚力，引领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

　　见证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秦扫六合，统一全国，实行皇帝制度，以三公九卿组成中央政府，地方实行郡县制，“车同轨，书同文”。汉承秦制，西汉、东汉400多年，基本上沿袭秦的政治、经济制度。在思想文化领域尊崇儒术，儒家学说成为长期主导我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至宋元明清，均是在继承与发展前朝文化上建立的王朝。东汉建都洛阳，之后成为多个王朝的重要都城，“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隋代开凿了沟通南北的大运河，北宋东京汴梁城作为大运河的中枢，成为水陆交通发达、商业繁荣“天下之枢”的大都会。漫长连续不断的文明进程，给河南留下了丰厚的遗迹和遗物。新时代河南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考古发现，如都城遗址和大型宫殿遗址、古代帝王陵寝、大型国家粮仓、关键的军事交通要道等重大遗址的发掘，均见证和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新安汉函谷关遗址：汉函谷关遗址扼守在崤函古道之上，控制着从洛阳盆地到关中平原的交通命脉。考古发掘确认了汉代函谷关关城遗址，发现了关城的城墙、道路、居址、活动广场等丰富的遗迹现象，关城东墙、南墙局部尚存；发现了叠压在关城遗址之下的早期道路，以及贯穿关城的通关道路，这条通关古道从西汉一直沿用到今天，历经2000多年。因其地理位置重要，被誉为“中原锁钥，两京咽喉”，成为以洛阳为起点的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和第一要塞。直到隋唐时期，它都是一处重要的军事关隘。

　　洛阳东汉帝陵考古调查与发掘：东汉共有12座帝陵，其中11座帝陵位于洛阳汉魏故城邙山和洛南两个陵区。通过考古工作，明确了东汉帝陵墓冢的基本特征，文献中记载陵园诸要素与考古发现初步对应。东汉帝陵从布局到地宫建制承袭了西汉制度，但是也有不少创新和改变，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魏洛阳城太极殿遗址：汉魏洛阳城位于洛阳洛龙区城东15公里，是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五个王朝的都城，延续使用近1600年，见证了历代王朝继承礼制传统、融合多元文化的特征。太极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建中立极”的宫城正殿，开创了古代宫室制度及都城布局的新时代。汉魏洛阳城的宫室制度，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其上承秦汉余脉，下启隋唐盛世，为其后的宋、元、明、清所继承，远播至东亚其他地区，对后代都城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隋代回洛仓与黎阳仓粮食仓储遗址：回洛仓遗址位于隋唐洛阳城外，整个仓城仓窖数量在700座左右，远超文献记载的数量。其主要功能是为洛阳都城内的皇室和百姓供应粮食，是目前国内考古发现的仓窖数量最多的古代粮食仓储遗址，从侧面印证了隋唐洛阳城的繁荣。黎阳仓位于今浚县西南大伾山麓，为国家性的官仓。仓城依山而建，城墙为夯土筑成，自古有“黎阳收，固九州”的说法。黎阳仓横跨隋、唐、宋三代，沿用了600多年。这些大型国家粮仓对隋朝的兴衰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并成为隋末政权争夺战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开封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北宋东京城是中国都城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都城，对元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城市布局具有重要的影响。州桥是北宋东京城中轴线与大运河（汴河段）交叉点上的标志性建筑，是北宋东京城的水陆交通枢纽。考古发现在州桥东侧的汴河河道南北两岸有巨幅石雕祥瑞壁画遗存，揭露出了唐宋至清代开封城内的汴河形态，展示了自唐宋至清代汴河开封段的修筑、使用、兴废的发展演变过程。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一脉相承。近十年的考古成果不仅反映了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事实，而且进一步展现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进程。纵观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发展史，中原大地有着前后相承的文化血脉，从文明曙光初现，到诸多文明在此融合汇聚，形成了最早的中国。这里的古代聚落、都城遗址、帝王陵寝等大遗址分布密度令世人瞩目，河南以其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成为与古代文明紧密相连的纽带。新时代河南地区的重大考古发现，从不同方面再现和反映了中华文明形成、发展和连续的历史进程，为我们再现和描绘了一幅生生不息、壮丽辉煌的历史画卷，彰显了我们祖先在中原大地上取得的灿烂成就。

　　（作者：黄林纳，系河南博物院研究部副主任、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