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五年规划的制定和实施蕴含着科学的理论渊源、厚重的文化积淀和鲜明的实践指向。从理论渊源看，源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引；从文化积淀看，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从实践指向看，熔铸于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实践。

关键词：科学把握；五年规划；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重要政治优势。”五年规划源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引，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熔铸于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实践，深刻把握这三重逻辑，对于科学编制和有效实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一、理论渊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昭示

五年规划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在国家治理中的运用，其理论根基在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看，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征，在于人的实践活动具有目的性、自觉性和创造性。马克思指出：“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这一论断深刻说明，与动物本能的生理反应的行为不同的是，人类的实践是能动的自觉活动，能够在认识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将主观意志与价值目标融入实践过程。五年规划本质上是主观能动性的自觉表现，通过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知，将国家发展目标、战略部署和行动方案进行战略谋划、系统设计，使发展过程摆脱盲目性和自发性。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必须以尊重客观现实为前提。五年规划的制定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无论是对发展阶段的判断，还是对发展目标的设定、政策举措的出台，都充分考量我国的基本国情等客观条件，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看，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中，由于资本的逐利本性和垄断财团的利益博弈，难以实现全社会范围内资源的最优配置和长期的战略统筹，出现了生产过剩与需求不足的失衡，引发经济危机，加剧贫富分化。针对资本主义的这一固有缺陷，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未来社会的发展构想，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通过有计划的社会生产和分配来摒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端。五年规划正是这一理论的生动实践，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从全社会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统筹规划、合理布局。

从科学社会主义视角看，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能够摆脱阶级私利的束缚，制定出符合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长远规划。恩格斯曾精辟论述道：“一个知道自己的目的，也知道怎样达到这个目的的政党，一个真正想达到这个目的并且具有达到这个目的所必不可缺的顽强精神的政党——这样的政党将是不可战胜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势在实践中得到了充分验证，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把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设想付诸大规模实践，通过实施五年计划迅速实现了工业化，为打赢第二次世界大战奠定了坚实物质基础，也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启示和借鉴。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国家发展的长远目标与阶段性任务统一起来，使五年规划成为凝聚共识、推动发展的行动纲领，从“一五”计划工业化奠基到“十五五”规划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和战略远见，见证了党的领导下进行大国规划（计划）的辉煌篇章。

二、文化积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传承

中国五年规划不仅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引，更深深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与中华文明的物质生产方式、思维方式、人生与社会秩序观以及大一统政治文化密不可分。

从社会意识看，农耕文明以顺应自然节律为生存和发展准则，孕育了中华民族顺天时、量地利的谋划意识。农耕生产生活方式与季节、气候、水文等客观自然条件一体相依，作为拥有漫长农耕文明发展史的大国，中华文明在农耕生产实践中十分依赖自然节律，要求在主观上对时间做出统筹安排、对空间做出系统布局、对资源做出合理配置。十二时辰规范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节律，构建了对时间的精细化管理体系。春种、夏耘、秋收、冬藏的生产周期，体现了古人对时序规律的尊重，形成了重视时序、不违农时的行为规范。二十四节气的应用，更是古人在长期实践中总结出的农耕生产时间表，体现了中华民族对自然规律的深刻把握和对农耕生产的预判能力，是科学规划生产活动的典范。“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的谚语，“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古训，既体现了对生产周期的敬畏，也蕴含着为子孙后代计的价值追求，从农事安排到家庭生计，先民在日复一日的实践中形成了日用而不觉的规划价值观。五年规划正是通过对未来发展的科学谋划，实现国家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统一，这与中华文明重视时序、为子孙计的传统一脉相承。

从思维方式看，这种注重预判和谋略的思想意识通过一代又一代古圣先贤的学理阐释，进一步把这种日用而不觉的谋划思维进行了学理化、体系化的加工创造，进而渗透到人们的思想深处，成为一种有意识的、自觉的行为规划。《礼记·中庸》强调“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论语》提倡“三思而后行”，《孙子兵法》主张“谋定而后动”，《韩非子·扬权》提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寤言二·迁都建藩议》提出“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这些思想学说共同构成了多元一体的谋划学理体系，使源于日常生活的规划意识升华为系统的思维方式。这种面向未来的思维方式，与五年规划所强调的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具有高度契合性。五年规划的制定，正是在继承这一传统的基础上，通过科学研判、系统谋划来实现国家发展的长远目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个体成长与社会治理也有着整套秩序建构。《礼记·曲礼上》提出：“人生十年曰幼，学。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壮，有室。四十曰强，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传。”孔子在《论语·为政》中也自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种把人生发展划分为不同阶段并赋予相应目标的做法，体现了对自我成长的自觉规划。《大学》提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进阶，把个人道德修养与家庭治理、国家治理贯通起来，形成由内而外、由近及远的规划逻辑链。

从政治文化逻辑看，政治文化中的大一统与中央集权制度，为规划的落地提供了根本保障，其根源仍在于农耕文明的现实需求。农耕生产依赖统一的水利设施、稳定的社会环境与规范的资源调配，分散的治理模式无法应对大规模农耕的复杂挑战。因此，大一统成为历史必然，中央集权制度实现对全国资源的统筹，从都江堰、灵渠等大型水利工程的修建，到全国性农耕技术的推广、粮食储备体系的建立，都依赖中央集权的集中调度。这种政治文化既适应了农耕生产的客观要求，又反过来强化了规划意识，其背后的政治愿景正是千秋万代的文明延续与长治久安。五年规划强调全国一盘棋、中央统筹与地方协同，正是这种大一统治理传统的现代延续，其目标不仅是实现短期发展，更是为了中华民族的长远兴盛。

从日常生活的节律规范，到诸子百家的学理升华，再到人生规划的实践指引，大一统制度的政治保障，共同为五年规划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滋养与历史借鉴。

三、实践指向：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探索创新

五年规划的理论逻辑与文化逻辑，最终在实践中得到检验、丰富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规划制定与实施体系，使五年规划成为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条重要经验。

从实践进程看，五年规划经历了从“计划”到“规划”的演进，体现了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我们党从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化建设，为我国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们党在实践中不断调整规划的功能定位与实施方式，从以指令性计划为主转向以战略性、指导性规划为主，更加注重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十一五”规划第一次将延续50多年的“计划”改为“规划”，这一字之变，标志着我国规划体制更加成熟，规划方法更加注重宏观性、战略性与前瞻性。

从实践机制看，党中央提出总体要求和战略导向，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细化落实，同时通过调研座谈、网络征集、专家论证等多种形式广泛听取意见，使规划编制成为凝聚共识、汇集民智的过程。规划实施中，通过项目化、清单化、责任化推动任务落地，通过监测评估等机制增强规划的适应性和有效性。这种开门编规划、合力抓落实的实践机制，既保证了规划的科学性和权威性，又增强了规划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从实践成效看，五年规划有力支撑了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通过五年规划的接续实施，我国建成了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体系，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在载人航天、探月探火、量子信息等领域取得重大成果。实践充分证明，五年规划是符合中国国情、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科学制度安排，是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举措。

【作者：马凯 单位：华北水利水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本文系2023年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项目编号：2023ZSZ049）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