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节气起源于黄河流域，是我国古代人民在日常农事劳作过程中创造发明的产物，是对农业生产规律积年累月的经验总结，堪称上古农耕文明的智慧结晶。二十四节气可能萌芽于夏商，当时人们根据日影能确定夏至、冬至，西周时确定了春分、秋分。《左传·僖公五年》：“凡分、至、启、闭，必书云物，为备故也。”分指春分、秋分，至指夏至、冬至，启是立春、立夏，闭是立秋、立冬，至此确定了八节。战国时二十四节气基本形成。汉代《淮南子》科学系统地记载了二十四节气。汉武帝时，二十四节气被纳入《太初历》，用以指导农事活动，沿用至今。2006年，二十四节气作为民俗项目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6年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古代中国是传统的农耕文明国度，古人重视历法和节令，诗词歌赋中有很多关于二十四节气的文献记载。此外，璀璨耀眼的敦煌文献中也发现了一组二十四节气组诗，现代学者考证这组诗歌产生于唐代，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是考察我国古代二十四节气的第一手重要资料。

敦煌文献二十四节气诗，题《咏廿四气诗》，是二十四首五言律诗。现存两个写本：伯二六二四号（法藏），首尾完整，题“卢相公咏廿四气诗”；斯三八八〇号（英藏），卷首残，存诗二十首，卷末题“甲辰年夏月上旬写记，元相公撰，李庆君书”，背后有“大顺元年十一月廿七日张记”。关于作者，学界依据“元相公”题名，多认为是元稹，但也可能是假托之名。具体时间，大顺元年（890）前的“甲辰年”，唐代有僖宗中和四年（884）、穆宗长庆四年（824）、代宗广德二年（764）、武则天长安四年（704）、太宗贞观十八年（644），后二者可排除，因为当时诗歌格律形式发展尚未成熟。要之，这组诗产生于中晚唐时。结合遣词造句来看，文白夹杂，属于雅诗和俗曲间过渡的产物，符合诗歌由中晚唐向五代宋初转型的特点。

《咏廿四气诗》中，气为题眼，在诗歌文本中有多处体现，如《惊蛰》（为免烦琐，本文以节气称组诗中的单篇，下同）“阳气初惊蛰”，《小满》“小满气全时”，《处暑》“气收禾黍熟”，《白露》“天气转青高”，《大雪》“黄钟随气改”。气，具体而言是指阴阳二气，如《春分》“二气莫交争”，《夏至》“二气各西东”，《冬至》“二气俱生处”，以及《秋分》中的“乾坤能静肃，寒暑喜均平”，“乾坤”指代天地，“寒暑”指代二气。

从内容上看，组诗重点在描摹一年中二十四个节气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景物变化，主要涉及农事活动，也有文人日常生活，并通过鱼、鸟、昆虫类的物候描写反映季节的变迁。

一、敬授民时：农事生活举隅

古代中央王朝讲究敬授民时，制定历法指导农事生产。皇帝亲耕，皇后亲蚕，派遣官员督导农事，这是从上而下的活动。于农民而言，农事是一年中的重要生计活动，几乎所有的事情都要围绕农业生产开展。西汉晁错《论贵粟疏》有言：“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勾画出农民一年中辛勤劳作的场景。

《咏廿四气诗》中，农事活动触目皆是，其中不乏对农人农作辛劳的描写，如《惊蛰》“人间务生事，耕种满田畴”，农民自初春就开始了一年的劳作；《谷雨》“暖屋生蚕蚁，喧风引麦葶”，春蚕成形，小麦长势旺盛；《小满》“田家私黍稷，方伯问蚕丝。杏麦修镰钐，锄苽竖棘篱”，黍稷麦等作物已经成熟，农户正准备收割的工具，瓜果类的农副产品需要精心培育，加固篱笆，防止盗扰；《芒种》“相逢问蚕麦，幸得称人情”，路上遇到农户，相互寒暄，向他们打听今年养蚕和麦收的情况，农户回答收成不错；《处暑》“气收禾黍熟”，又一波庄稼即将成熟；《白露》“火急收田种，晨昏莫告劳”，农民不辞辛苦抓紧时间收割庄稼，及时进行土地翻耕、播种，确保粮食收成和后续生产；《寒露》“收田畏早霜”，收取农作物还要考虑天气变化；《立冬》“田种收藏了，衣裘制造看”，一年的辛苦劳作到此为止，寒冷的冬季万物止息，农事活动也结束了。诗歌中的描写极具农家生活气息，如《立夏》“蚯蚓谁交出，王苽自合生。簇蚕呈茧样，林鸟哺雏声”，田间作物茁壮生长，屋内蚕虫成形，林间鸟鸣啾啾，一派祥和宁谧的农村生活场景。

诗歌虽然描写的是中原地区的农耕生活，但敦煌地区的民众应不外于此。据学者研究，敦煌地区在遵循四时节气进行农事劳作外还有其他活动，如立春，焚烧纸钱、贴桃符、动土作灶；立夏、立秋、立冬均进行祈赛活动；立秋还会举办佛教道场，可见其日常生活并不单调。

二、诗人的闲适生活和知识结构　

农事活动之外，组诗中还有关于普通文人闲适生活的描写。以读书为例，夏天、冬天的阅读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情景。孔子云：“诗可以群。”读书也是如此，《大暑》：“苽菓邀儒客，菰蒲长墨池。绛纱浑卷上，经史待风吹。”墨池相传是王羲之洗笔砚处，此处借指平日读书的地方。绛纱是对师门、讲席的敬称，比喻传经授道。经史代指书籍。大暑在一年中最为酷热难耐，诗人此时准备时令水果，邀请三五好友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促膝长谈、切磋学问，不亦快哉！和夏日炎炎，热闹喧哗的日子不同，冬日寅夜，诗人孤坐挑灯夜读，《大雪》“玉管鸣寒夜，披书晓绛帏”，大雪时节雨雪霏霏，无处可去，一人在家读书，彻夜达旦，也是一件快事。

陶渊明作为古今知名的大诗人，在后世影响深远，诗人在组诗中透露出对陶渊明的尊崇，典型的意象便是酒和琴，二者似乎是诗人闲适生活的另一方面：罇酒，《霜降》“谁知一罇酒”，《大寒》“腊酒自盈罇”，借自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的“有酒盈罇”；琴曲，《秋分》“琴弹南宫调，风色已高清”；酒和琴的结合，《处暑》“缓酌罇中酒，容调膝上琴”，《小雪》“横琴对绿醁”，史称陶氏“不解音律，而蓄无弦琴一张，每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寄兴高远，意味悠长。陶渊明诗《赠羊长史并序》云：“得知千载外，正赖古人书。”陶公不曾想到，数百年后他也成了历史上令人敬仰的对象，一如当年自己仰慕的高士群体那般。

此外，组诗的部分词汇可见诗人的知识结构。如松柏，《寒露》“因知松柏志”，出自《论语·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霜降》“仙菊遇重阳”，化自本朝诗人孟浩然的《过故人庄》“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天寒地冻时节，一杯热酒最是雪中送炭，《大寒》“腊酒自盈罇，金炉著炭温”，与白居易《问刘十九》“绿蚁新焙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外，诗人善于运用词语指代，借此造成陌生化的效果，即掉书袋，如《夏至》蕤宾（指代五月，下同），《大暑》林钟（六月）、桂轮（月亮），《立秋》星娥（织女星），《小雪》渌醑（酒），《大雪》玉管（笛子）、黄钟（十一月），然而这些词语浅显易懂，在诗歌中的运用并不高明，可见诗人文化水准一般。

三、鱼鸟昆虫类的物候学表征

动植物类的物候表征与季节变化密切相关，花木荣枯，候鸟往来，四季交替，时令变化，这些物候表征是自然的语言，是气候的注脚。先民通过观察物候变化掌握季节规律，为农耕和渔猎提供时间参考，这种民间智慧代代相传，时至今日。

《咏廿四气诗》中时常能看到有关鱼、鸟、昆虫类物候象征的描写，如《立春》的游鱼，《雨水》的獭祭鱼；《雨水》《秋分》《寒露》《立冬》的雁，《惊蛰》《小暑》《处暑》《小寒》的鹰，《春分》的玄鸟，《清明》的鴽，《谷雨》的戴胜、鸣鸠，《芒种》的鵙鸟，《小暑》的雕，《霜降》的鸿鸟，《大雪》的鶡鸟，《小寒》的喜鹊、鴝雉，以及《立夏》《白露》《寒露》中泛称的林鸟、野鸟、群鸟；昆虫类，如《谷雨》的蚂蚁，《芒种》的螗螂，《夏至》的蝉，《小暑》的蟋蟀，《大暑》的萤火虫。已故敦煌学大家，四川大学项楚先生在《敦煌诗歌导论》中指出：“《咏二十四气诗》的文学价值或许不大，它的价值是在普及历法气候知识方面，其中有丰富的物候学描写。”时隔千载，现代人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季节变化和之前的古人毫无二致，我们能看到这些丰富的物候学记载，难道不值得庆幸吗？

《礼记·月令》当是组诗物候记录的素材来源，《月令》记孟春月：“鱼上冰，獭祭鱼，鸿雁来。”仲春月：“玄鸟至。”季春月：“桐始华，田鼠化如，虹始见，萍始生。”孟夏月：“蚯蚓出，王瓜生，苦菜香。”“靡草死，麦秋至。”仲夏月：“小暑至，螗螂生。”季夏月：“鹰学习。”孟秋月：“鹰乃祭鸟。”仲秋月：“日夜分，雷乃始收。”“鸿雁来，玄鸟归。”季秋月：“豺乃祭兽戮禽。”孟冬月：“水始冰、地始冻。雉入大水化为蜃，虹藏而不见。”仲冬月：“鶡旦不鸣。”季冬月：“鹊始巢，雉鴝鸡乳。”这些描写在组诗中随处可见，《礼记·月令》堪称中国历史上气象学和物候学的公共素材和知识仓库。

《全唐诗》岁时诗歌作者群，上至帝王如德宗李适，其他名家如李白、杜甫，以及一些地位较低的普通文人，总体而言以上层文人为主。其中，初唐诗人李峤《十二月奉教作》十首（缺一月、七月）可称代表，描摹岁时景物，辞藻华美，对仗精工，细致刻画出上游社会人士的游赏经历和观感体验，着力凸显出文人化、贵族化的生活气息。与之不同，敦煌文献《咏廿四气诗》整体水平不高，可以归入民间诗歌，作者大概率是一般文士。这组诗歌在艺术手法上显得稚嫩粗糙，但带有鲜活生动的色彩，语言通俗质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面貌。

（作者：徐光明 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