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世之所高，莫若黄帝。”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始祖与人文共祖，其创世功业、德治思想、和合精神与一统理念，早已沉淀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凝聚成海内外中华儿女最深切的文化认同与情感归属。

“三月三，拜轩辕”，寻根问祖来河南，有“源”千里来相“豫”。丙午年新郑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即将启幕，河南省政协融媒中心、大河网学术中原、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联合推出特别策划，邀请专家以历史为根基、以文化为核心、以时代为视角，系统梳理黄帝文化的内涵，深入阐释其时代价值，让黄帝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持久、更具感召力的生机与荣光。

今天推出第七期，《黄帝文化和同源共祖观念的形成》——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强调指出，“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黄帝是中华民族的文明始祖，黄帝文化作为中华民族肇始阶段的文化象征与集体记忆，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中华各民族将黄帝作为人文共祖，祭拜黄帝的历史源远流长。回顾各民族同源共祖观念的形成，传承、弘扬黄帝文化，有利于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磅礴精神力量。

一、黄帝形象的不断丰富奠定了同源共祖观念的叙事基础

黄帝文化与同源共祖观念的形成，不是单一历史节点的产物，而是上古族群从多元分立走向一体凝聚的文化结晶，这一过程交织着部落联盟的政治整合、神话叙事的谱系建构与礼制仪式的文化浸润。先秦至秦汉时期，黄帝神话由众说纷纭到众流聚合，逐渐将分散的族群记忆升华为跨越地域、族群的共同精神纽带。

上古传说为后世黄帝神话的多层面书写打下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上古时期，黄帝带领先民创造的黄帝文化，便是黄河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根据先秦历史文献与考古学研究成果，黄帝大致活动在仰韶文化时期，其身份有巫师、神仙与器械发明者、文明缔造者等。例如，依据梁奇的研究，《归藏》《逸周书》对黄帝的记载，反映了西周中期以前的先民对黄帝巫师属性与神祇身份的追忆。当时，不同地域的部族拥有各自相对独立的始祖传说。多元并存的记忆状况，体现了早期中华大地“万邦林立”。上古传说中有关黄帝的内容，为后来黄帝形象的完善创造了条件。

百家争鸣进一步丰富黄帝身份的政治、哲学与文化内涵。诸子对黄帝的塑造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庄子》将黄帝塑造为得道者与昆仑之上的神人，多次记载黄帝访道与问道。法家重视黄帝的功绩，如《韩非子》提到黄帝驱使“虎狼”“腾蛇”“凤凰”，并使蚩尤、风伯、雨师臣服。这些文献使黄帝逐渐褪去了神话色彩，推动了黄帝从部族神祇向人文共祖的转变。此外，《国语·晋语》载“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阳与夷鼓皆为己姓……其同生而异姓者，四母之子别为十二姓”，即将箴、酉、祁等十二姓纳入黄帝后裔的范畴，实际是将不同血缘集团的历史记忆整合到同一框架之中，为华夏民族的形成提供血缘叙事的依据。

《史记·五帝本纪》确立了黄帝作为多民族共祖的地位。根据梁奇的研究，面对“其言不雅驯”的“五帝”传说，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依据《国语》与《大戴礼记》所载，将黄帝视为人王与祖先，颛顼、帝喾、尧、舜皆为黄帝的后裔。黄帝血脉也包括大禹后裔夏人、契的后裔商人、后稷的子孙周人。司马迁从“华夷同祖”出发，构建以黄帝为首的血缘谱系与帝统体系，结束了先前诸家言说的局面，使黄帝成为中华民族的血缘始祖、统绪之根。

二、民族融合扩展了各民族对黄帝文化的认同

三国两晋南北朝至清朝，进入中原的边疆民族在与汉族互动中，接受、认同华夏文化，认可黄帝人文共祖的地位，促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了广袤疆域，共同发展了灿烂的中华文化。

入主中原的边疆民族延续了对黄帝的认同与祭拜传统。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时期，“华夷同祖”“黄帝苗裔”是众多少数民族的集体共识。“五胡十六国”等割据政权，主动认同、融入华夏文明。如鲜卑慕容氏号称有熊氏之后，拓跋氏也自称黄帝轩辕氏之后，北魏孝文帝提出“魏之先出于黄帝”推行汉化改革。这些上层人物通过确认自己是“黄帝苗裔”，强化对政权合法性的建构。中唐时期，黄帝祭祀被纳入国家礼制，公祭仪式由官方主持，彰显大一统的政治认同。此后边疆民族建立的辽朝、金朝、元朝与清朝等也尊崇黄帝，元朝与清朝均曾派官祭祀黄帝陵。这促进了以汉族为主体、包括各个少数民族的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巩固。

王朝正史的书写重视黄帝符号及其谱系。黄帝的共祖范围不断扩大，逐渐将边疆民族也纳入其中。魏收所撰《魏书》在处理北魏政权的祖源问题时，称拓跋氏为黄帝之子昌意少子的后裔，从而将鲜卑皇族纳入黄帝的血脉网络。唐代撰修的《晋书》记述匈奴刘渊、鲜卑慕容廆等人时，也追溯其黄帝后裔的身份。这体现出少数民族政权主动将自身纳入黄帝的文化谱系。作为文化共识的黄帝符号，不是局限于统治集团的上层，而是扎根于普通民众。柔然等北方民族成员也认同黄帝子孙的身份，追祖黄帝。黄帝共祖观念甚至渗透到入华粟特人等族群的社会生活中。

黄帝文化深刻影响了姓氏、民间文艺、祭祀等民众的日常生活。唐代作品《元和姓纂》收录的姓氏中，来源于黄帝的姓氏占比超过八成。到了明初，大儒方孝孺称“今天下之受氏者，多尧舜三王之后，而皆始于黄帝”。清代秦嘉谟辑补的《世本》中，源自黄帝的姓氏占比仍然超过七成。这反映出黄帝在中华姓氏的起源方面占据主体地位。戏曲、小说、年画等通俗文艺作品，将黄帝形象塑造为“圣王始祖”，增强了民间对黄帝文化层面上的认同。明清时期，黄帝故里、祠庙广泛修建，作为民众寻根祭祖的重要场所，拜黄帝、认祖根成为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家谱撰写、祠堂祭祀等民间记忆的建构，使同源共祖观念超越了官方政治的范畴，成为扎根于民众心理的文化共识。

三、近代以来民族团结奋斗强化了黄帝同源共祖的地位

进入近代，仁人志士为救亡图存奔走呼号，以黄帝符号凝聚民族力量，推动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的事业。新时期，黄帝文化也发挥着维护和促进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精神作用。

黄帝符号成为有识之士唤醒民众觉醒意识、维护国家统一的有力武器。清末，为发动群众，革命派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为口号，激发会党、新军等群体的革命热情，号召民众反抗专制统治。刘师培撰文提出以黄帝纪年取代清帝年号。改良派人士则未刻意区分汉族与少数民族，强调黄帝是中华各民族的共同祖先，如梁启超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革命派领袖孙中山也主张“五族共和”，进一步阐明推行共和的范围包括清朝的全部疆域。清帝退位诏书遵循中华民族的统一性，明确阐明“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竭力维护领土主权的完整。1912年孙中山在祭祀黄帝陵的祭文中，称“中华开国五千年，神州轩辕自古传”，突出黄帝的历史功绩。在教科书的书写方面，王世光注意到，清末教材常突出黄帝作为“民族始祖”的地位，而民国教科书强化了“建国始祖”这一内涵，增强民众同源共祖的意识，丰富了黄帝形象的意义。可见辛亥革命前后，虽然政治局势动荡，但对黄帝的尊崇并未改变。

各民族团结抗战赋予黄帝文化新的时代价值。九一八事变后，侵占东北的日本人加快向华北渗透侵略势力。面对日益加重的民族危机，1937年清明节，就团结抗日达成一致的国共两党各派代表共同祭拜黄帝陵。毛主席撰写的《祭黄陵文》，首先回顾了黄帝带领先民开创文明的历史，“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并强调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保卫河山的“救国良方”，号召民众“坚决抵抗”，树立“战则必胜”的决心与信心，有力地激发了民众的民族自尊心与抗战热情。此后两年，国共延续了共同祭拜黄帝陵活动。在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危急关头，黄帝祭典强化了黄帝作为民族始祖的意义，成为凝聚全民族抗战意志的重要仪式。

黄帝文化是新时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精神动力。1949年以来，我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跨越。综合实力的提升，增强了祖国对海内外华人华侨的感召力。1980年恢复祭拜黄帝陵后，祭典的影响力逐步扩展，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每年清明节举行公祭。黄帝陵作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既是对黄帝历史地位的高度认可，也是对黄帝文化深厚底蕴的深刻概括。传承、弘扬黄帝文化，有利于增强海内外华人华侨的向心力与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寻根问祖”深刻体现了中华儿女对文化之根的执着追求与深切向往。黄帝文化是同根共祖的根脉文化，构成了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家园。传承黄帝文化，与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密切相关，也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紧密相连。黄帝文化激励着中华民族不懈追求卓越、勇于攀登高峰，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内在精神动力。

（作者：王天 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