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世之所高，莫若黄帝。”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始祖与人文共祖，其创世功业、德治思想、和合精神与一统理念，早已沉淀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凝聚成海内外中华儿女最深切的文化认同与情感归属。

“三月三，拜轩辕”，寻根问祖来河南，有“源”千里来相“豫”。丙午年新郑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即将启幕，河南省政协融媒中心、大河网学术中原、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联合推出特别策划，邀请专家以历史为根基、以文化为核心、以时代为视角，系统梳理黄帝文化的内涵，深入阐释其时代价值，让黄帝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持久、更具感召力的生机与荣光。

今天推出第八期，《历史典籍中的黄帝文化形象建构》——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黄帝陵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这一定位高度概括了黄帝文化的核心价值，黄帝是中华民族的文明始祖和人文共祖，黄帝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与民族根脉。历史典籍中的黄帝文化形象，历经先秦、秦汉、魏晋至明清，经过官方历史书写、祭祀仪式诠释，其形象从原始部落首领到华夏文明始祖、从神话人物到圣王典范、从政治符号到民族精神图腾，成为帝王追念血缘始祖及“修德振兵”的王道政治典范，其“先祖”与“圣王”的复合形象逐渐稳定下来，成为天命与道统的集合体、政权合法性的象征。家谱族谱构成黄帝认同的重要媒介，黄帝共祖记忆渗透到民间社会，构成黄帝“民族始祖”内涵形成及“黄帝子孙”等观念的传播。

一、形象源头与诸子百家塑造

先秦是黄帝形象的源头与分化期，文献呈现出神话、历史、思想三重维度的交织。西周到春秋时期的神话和祖先神形象，战国诸子百家 “言黄帝”，各学派为论证自身学说将黄帝塑造成理想君主的范本。

跨越族群的祖先符号。《国语·晋语》载，“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这从根源上确立炎黄同源共祖。同时《山海经》也记载，“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是为犬戎”，将黄帝与不同族群的起源相联结，塑造为跨越族群的祖先神。黄帝本是中原地区的象征，当华夷秩序形成后，黄帝成为“华族”的先祖；当“华夷”变为“夷夏”后，黄帝又成为“夏族”或“华夏”的先祖。在《大戴礼记·帝系》《史记·五帝本纪》等典籍中，构建出“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的完整世系，夏商周三代始祖皆可上溯至黄帝。周王室将黄帝与姬姓血脉绑定，成为周人建构宗法正统的祖先符号。同时将不同方国、部族纳入黄帝子孙谱系，黄帝也成为匈奴、鲜卑、氐、羌、百越等族群的祖先。《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黄帝祖先谱系跨越不同族群，在政治和文化上实现大一统，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祖先符号。

以德配天的人皇形象。黄帝“以德配天”“德人皇”的形象，是中国古代“德治—天命—正统”政治哲学的人格化身。一、德为受命之本。《大戴礼记·五帝德》载黄帝“修德抚民，四方归之”，强调德是统一部落的根本。《史记·五帝本纪》载，“修德振兵，先修德而后用兵，以德服人，天命所归”。二、德为治道之核。黄帝“皆以利民，安民为德”，同时“以战止乱，以德止战”。三、人德合于天德。《吕氏春秋》《淮南子》中记载黄帝居于中央土德，土主生养，厚德载物，对应人之仁德。天之德生养万物，黄帝之德，养民教民安天下。以德治为核心，以天人合一为哲学基础，以正统合法性为政治指向的塑造，使黄帝从远古部落共主升华为人皇形象。

诸子百家的圣王塑造。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典籍中的黄帝神话呈现出历史化的叙事倾向，黄帝被塑造为圣王形象。一、《管子·桓公问》记载：“黄帝立明台之议者，上观于贤也……此古圣明帝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还有《韩非子·五蠹》中，“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在管子和法家典籍中，黄帝是圣明的帝王。二、杂家《吕氏春秋》中，黄帝的圣王形象不断深化。其大力称赞黄帝的品德，比如《贵公》篇“丑不若黄帝”，汉代高诱注“自丑其德不若黄帝”。三、《列子·黄帝篇》中的黄帝也是以圣明帝王的形象出现，但多围绕黄帝养生与治国或治世的关系展开叙述。四、诸子百家为论证、发扬自己的学说还虚构了许多黄帝的言论和事迹，像《黄帝四经》《黄帝内经》《黄帝铭》《黄帝君臣》《杂黄帝》等典籍，多是托名“黄帝”的典籍。

二、黄帝文化形象的整合定型与多重神化

黄帝文化形象并非一次成型，而是在历代典籍中被持续追加、整合、定型。秦汉是黄帝形象系统化、权威化、神化的关键阶段，《史记》奠定黄帝形象的正史框架，汉代谶纬与方士则推动黄帝神化，将黄帝塑造成得道成仙的神仙典范，迎合这一时期的神仙信仰。

中华民族的文明始祖。司马迁根据先秦《五帝德》《春秋》等历史典籍和神话传说，对黄帝形象进行整合，在《史记·五帝本纪》中，黄帝被塑造为正史文明始祖，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物质文明，主要是衣食住行，创造了车、井、纺织等，初步解决了人们生存问题。第二是精神文明，部落向民族转化，各个部族逐渐融合为一个民族，黄帝成为共主。文字和图腾符号的出现，尤其是龙的诞生，成为中华民族一个共同的符号。第三是文化审美文明，黄帝时代有乐谱《云门大卷》，台湾还将其改编为现代舞蹈。中华民族的文明、人文都是从黄帝发源的，因此称黄帝为文明始祖。

双重正统的帝王神化。从《山海经》中的昆仑大神，到《庄子》中“崆峒问道广成子”，开启“帝王求道”叙事。《韩非子》记载“黄帝合鬼神于西泰山之上，驾象车而六蛟龙……大合鬼神，作为清角”，黄帝作为天神以及共主，驱除鬼神、制定礼乐，强化了其形象权威。东汉时期，道教的流行促使黄帝神化。“有土德之瑞，故号称黄帝”，将黄帝纳入五行政治神学，成为土德王朝的始祖，为汉承土德提供依据。纬书《孝经援神契》记载黄帝“身逾九尺，附函挺朵，修髯花瘤，河目龙颡，日角龙颜”，塑造龙颜圣君的异相。《河图》称黄帝母附宝感北斗枢星而孕以及玄女授符，强化其“天赋神权、得道成仙”的帝王形象。

三位一体的神仙信仰。一是将黄帝治世与修道成仙相结合，塑造“内圣外仙”的理想人格。《史记·封禅书》载有“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黄帝“乘龙升天”的成仙神话被纳入正史，将黄帝塑造成长生不死、得道成仙的典范。二是黄帝既是华夏共祖，又是道教神仙，是中央主神，与四方天帝构成完整五帝信仰，成为联结民族认同与本土宗教的文化纽带。三是汉代谶纬神学盛行，方士、道教宣扬的黄帝得道成仙传说，黄帝仙化特征明显，为后世帝王成仙、圣贤入仙的信仰提供范式，影响道教仙谱构建与民间造神传统。黄帝既是宇宙秩序，又为修仙楷模，其神仙信仰，是本土宗教对上古圣王的体系化神化。

三、多元演绎下的黄帝文化形象

魏晋至明清，黄帝文化形象基本定型，其核心是华夏始祖、圣王、神仙的三重身份固化，而且在官方祭祀、方志蒙学、家族谱牒、道教典籍、咏史诗歌中不断强化黄帝认同。

官方祭礼中的黄帝认同。最迟在唐代，缙云地区已有官方祭祀黄帝的活动，唐代在缙云仙都建有黄帝祠，时任缙云县令的大书法家李阳冰曾手书篆文“黄帝祠宇”。唐宋时期，对黄帝的官方祭祀属于历代帝王祭祀范畴，《旧唐书·音乐志》编写了许多称颂圣王黄帝的乐曲乐章，如《五郊乐章》中的《黄帝宫音》，有《肃和》《雍和》《舒和》，不同乐曲用于不同场合。黄帝祭祀纳入国家礼仪体系，强化大一统与民族认同。元代皇帝祭祀，用蒙古文昭告天下，提出轩辕黄帝不仅是汉族的祖先而且是蒙、藏、彝、瑶、苗等民族的祖先，是中华各族的共主。明洪武年间，朱元璋颁布诏书，后世继位皇帝每年都要祭祀黄帝。朱元璋将自己的权力天命化，认为是轩辕黄帝赋予其权力。清代雍正参加黄帝祭祀，用满、汉两种文字，也表示认同黄帝文化。

方志蒙学中的民族记忆。方志与蒙学是黄帝认同从庙堂正史下沉为民族记忆的关键载体。《三字经》中“自羲农，至黄帝，号三皇，居上世”，将黄帝置于华夏历史开篇，确立“三皇五帝”的正统序列，是最普及的黄帝启蒙文本。《千字文》中“始制文字，乃服衣裳。推位让国，有虞陶唐”，将文字、衣裳等文明创造归于黄帝时代，契合其文明始祖的身份。《蒙求》《幼学琼林》，以“黄帝涿鹿，蚩尤授首”“轩辕作冕，嫘祖养蚕”等典故，强化了黄帝的文治武功。《续汉书郡国志》有载，“河南尹新郑县，古有熊国，黄帝之所都”。《元和郡县志》也载，“新郑县，本有熊氏之墟也”。明代《大明一统志》《河南总志》中，“轩辕丘，在新郑县境，古有熊氏之国，轩辕黄帝生于此故名”，此外，《新郑县志》还收录了37首咏黄帝诗，系统记载轩辕丘、黄帝祠、嫘祖洞等遗迹。明清《陕西通志》记载黄帝陵庙规制，历代祭祀，碑刻诗文，各地府县志多设三皇庙、轩辕祠，附祭黄帝，纳入地方祀典。在这一过程中，黄帝传说转化为地方历史，“炎黄子孙”成为民族共识，黄帝认同沉淀为民族记忆。

家族谱牒中的姓氏源头。中国古代谱牒的根本任务是“明世系、辨昭穆、溯本源”，而几乎所有汉族谱牒最终都把源头指向黄帝，形成“黄帝—五帝—夏商周王室—诸侯—士族—百姓”的完整血脉链条。一、绝大多数族谱在卷首、凡例、总序中都会提到“吾族出自黄帝轩辕氏”“稽之古典，吾姓乃黄帝后裔”，开篇即确立家族的文化身份和历史地位。同时《百家姓》将姬、姜等主流姓氏溯源至黄帝，构建“万姓同根”的血缘认同。二、在世袭图中，上古远祖—得姓始祖—本支始迁祖，黄帝是上古远祖，是整个世系的“第一节点”。三、在姓氏源流考中，常有《姓源考》《氏族考》等，引用《国语》《史记》记载，“黄帝二十五子，得姓十二人”，考证本姓出自黄帝哪一子、哪一姓、哪一国，将得姓过程与黄帝后裔的分封、迁徙绑定。四、在祖训、家规、族规中，借黄帝塑造家风与族德，把黄帝从血缘祖先提升为道德祖先。五、在祠记、墓志、像赞、艺文中，祠堂碑记“本祠奉黄帝为远祖，以昭一脉同源”，歌颂黄帝功德，将家族荣耀上溯至黄帝。祭文、祝文时，必追溯“我祖黄帝，肇启华夏”，每一次祭祀、修谱，都是一次黄帝认同的强化仪式。六、明清以来联宗谱、统宗谱、合总谱，构建以黄帝为总始祖的大血缘共同体。家族谱牒以血缘世系的形式，将黄帝从历史符号转化为家族的真实祖先，完成了上层政治文化的民间社会化，使“黄帝子孙”成为超越地域、阶层、朝代的中华民族姓氏源头。

道教典籍中的神仙谱系。《庄子》中记载，黄帝问道仙人广成子，请教“至道之精”。道教典籍《列仙传》《抱朴子》载有“黄帝先治世而后登仙”，曾向紫府仙人、中黄真人、玄女等众多仙人请教，学习《三皇内文》、兵法、阴阳历法等各类道术。《洞玄灵宝五老帝君本行经》《太上洞玄灵宝赤书玉诀妙经》载黄帝“头戴黄玉通天宝冠，衣黄羽飞衣，驾乘黄龙”，主中央土德、万物化生。陶弘景的《真灵位业图》列黄帝于第三神阶左位，号轩辕黄帝，纳入官方仙谱。宋代以后，黄帝被尊为道教三祖之始祖，定型为五方五老之中央黄帝元灵老君。《云笈七签·轩辕本纪》称黄帝“掌土德之政，司万物化生”，是道教神仙体系中分管中央和四季的主官。在这些道教典籍中，黄帝问道广成子，服丹药成仙，骑龙升天，成为上古仙祖，中央黄帝真君。

咏史诗歌中的圣王形象。魏晋以降，歌赞黄帝的诗歌层出不穷。曹植的《黄帝赞》中说：“服牛乘马，衣裳是制。氏云名官，功冠五列。”曹植在另外一首《黄帝三鼎赞》中写道，“黄帝是铸，以象太一”。晋代挚虞在《黄帝赞》中写道，“黄帝在位，实号轩辕。垂衣而治，万国乂安”。唐代元稹在诗歌《竞渡》中提到“圣人中间立，理世了不烦……战讫天下定，号之为轩辕”。在《有酒十章》其三中写道，“炎始暴耶，蚩尤炽耶，轩辕战耶，不得已耶。仁耶，圣耶”。诗歌重点表现了黄帝征战的功劳和仁德，充满了儒家士人对圣王形象的称颂。

四、黄帝文化形象建构的核心逻辑

历史典籍中对黄帝文化形象的不断书写、层累与塑造，并非单纯的历史记录，而是一整套围绕中华文明起源、政治合法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价值体系展开的系统性文化建构。将黄帝塑造成兼具政治正统、文明源头、民族共祖、圣王德行与宇宙象征的精神符号，从而完成大一统国家、华夏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合法性与精神认同建构。

文明起源整合。黄帝统一华夏，播种百谷草木，大力发展生产，从发明舟车、衣裳的物质文明，到创制官制、礼法的制度文明，进而形成文字、礼乐的精神文明，塑造中华文明的源头。庄子称赞：“世之所高，莫若黄帝。”《世本·作》记载：“黄帝造火食。黄帝作旃。黄帝作冕……黄帝见百物始穿井。”《太平御览》中也记载黄帝“造车，故号轩辕氏”，“始蒸谷为饭”，“钻燧生火，以熟荤臊，民食之，无兹胃之病”，“始造釜甑”。这些记载，证明黄帝文明始祖形象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独特性、优越性的象征。

政治合法性建构。黄帝战胜蚩尤，平定四方、协和万邦，成为“大一统”政治思想的最早雏形，承载着天下一统、秩序安定，为历代王朝正统性、疆域合法性提供历史依据。从西周“姬姓始祖”开始，“黄帝后裔”便成为历代王朝证明统治合法性的重要依据。秦汉时期“土德圣王”，逐渐演化为“大一统”象征，黄帝形象始终保持王朝正统，国家统一的历史依据，黄帝谱系成为后世王朝统治合法性的一个重要背书。这种“血缘始祖”加“政治共主”的双重身份，构建了中国古代“家国同构”的政治逻辑。

民族认同凝聚。《国语》《史记》及谱牒体系将万姓归于黄帝，使其承载民族同源、血缘共祖、家国一体，成为“炎黄子孙”的血缘根基。鲜卑族拓跋氏初祖认作黄帝之孙，《魏书·序纪》有言：“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北史·魏本纪》中说“魏之先出自黄帝轩辕氏”，承认鲜卑族与汉族同是黄帝后裔。黄帝形象超越地域、阶层、族群，承载了民族认同、文化包容、共同体意识。通过“万姓同根”的血脉谱系，将华夏与周边族群整合为“炎黄子孙”，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

思想价值载体。儒家赋予黄帝仁德的文化形象，道家赋予无为的形象，道教赋予神仙形象，黄帝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价值载体。黄帝被儒家描述为建立早期国家制度的圣人。他设官司职、划野分州、建立君臣秩序，这象征着从原始部落向文明国家的过渡。后世儒家推崇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治理层面的源头追溯至黄帝。黄帝不仅是儒家的理想君主，更是道家与黄老学派的核心精神符号。在道家典籍中，黄帝的形象经历了从“有为”治国到“无为”体道的转变。他问道广成子的故事，传达了“治身与治国同构”的哲学理念，通过修炼达到内心的清静（治身），才能实现天下太平（治国）。

黄帝是中华文明始祖，他带领华夏从愚昧走向文明，奠定了华夏文明的根基。历史典籍中的黄帝文化形象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历朝历代共同想象与文化建构的产物。先秦典籍中的黄帝形象，从神话逐渐历史化，黄帝的形象由天神天帝逐渐变为帝王圣王。再到魏晋至明清的固化与传承，黄帝的文化形象始终围绕政治、文明、民族、思想四大核心不断丰富内涵，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始祖、精神图腾与文化符号，深刻塑造了传统中国的历史叙事与民族认同。

（作者：李鹏鑫 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