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嘉祐元年（1056年），年近五旬的苏洵携苏轼、苏辙自蜀地千里跋涉至汴京（今河南开封），由此开启三苏父子与中原大地的深厚羁绊。河南作为北宋政治、文化核心区域，既是苏洵仕途求索、文名彰显的主场，也是其深耕家学、奠基三苏文化的关键地域。

　　苏洵的豫地行迹与文化认同

　　青年入豫结缘嵩洛。苏洵早年喜游山玩水，常漫游名山大川，足迹遍及蜀地，“少年喜奇迹，落拓鞍马间。纵目视天下，爱此宇宙宽”。苏洵青年时期曾赴汴京参加礼部进士考试，未中后离京返蜀，途经嵩山，首次深度接触中原的山水文脉。此次游历中，苏洵登临嵩山，穿越辕关，作《忆山送人》长诗，写下“自是识嵩岳，荡荡容貌尊。不入众山列，体如镇中原”的诗句，盛赞嵩山“镇中原”的雄姿与文化地位，字里行间充满对中岳嵩山的敬仰与对中原地理文脉的认同。

　　中年居京深耕中原。嘉祐元年（1056年），苏洵为助力苏轼和苏辙的科举考试，携二子自蜀地奔赴汴京。抵达汴京后，苏洵经由欧阳修引荐，奔走于京城名流之间，拜谒韩琦、富弼、文彦博等当时著名的文坛政坛领袖，献《权书》《衡论》等政论文章，以“博辩宏伟”的文风轰动京师。欧阳修盛赞苏洵之文“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极力向朝廷举荐，苏洵自此名满中原。嘉祐五年（1060年），苏洵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后参与编撰《太常因革礼》，在此期间，苏洵寓居雍丘（今河南杞县），频繁往来于汴京等地，参与中原文人雅集。治平二年（1065年）重阳节，苏洵参加了韩琦的家宴，作诗《九日和韩魏公》；后来官至宰相的苏颂与他叙同宗；净因大觉琏师将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所画的《水官图》赠送给苏洵。此外，苏洵还与欧阳修、曾巩等共推古文革新，立足汴京深度融入中原文化圈，完成从蜀中文人到中原士大夫的身份蝶变。

　　暮年遗愿魂系嵩洛。长期居豫生活，让苏洵对中原产生难以割舍的眷恋，尤其对嵩山、洛阳一带情有独钟，萌生“卜居嵩洛”的终身夙愿。嘉祐元年，苏洵在汴京所作诗中直言“经行天下爱嵩岳，遂欲买地居妻孥”，明确表达“于嵩山之下，洛水之上，买地筑室，以为休息之馆”的愿望，渴望在中原扎根，让家族融入河洛文脉。治平三年（1066年），苏洵病逝于汴京，虽归葬蜀地，但其“卜居嵩洛”的遗愿深深影响苏轼、苏辙，成为三苏共同的精神追求。苏轼遗嘱“葬我嵩山下”，苏辙晚年隐居颍川八年，逝后葬于郏县伴兄，元代时郏县又设苏洵衣冠冢，三苏坟由此成形。苏洵的豫地情缘终以另一种方式圆满，中原成为三苏永恒的精神归处。

　　豫风浸润下文学思想的形成

　　批判时弊以倡导古文。北宋初年，以西昆体为代表的浮靡文风盛行，文坛充斥辞藻华丽、内容空洞、雕章琢句的文章，严重脱离社会现实生活。苏洵抵达汴京后，受欧阳修古文革新主张影响，坚定批判浮靡文风，倡导先秦两汉古文传统。他的《权书》《衡论》等作品，以政论为核心，直击北宋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剖析古今治乱兴衰之道，文风简洁有力、议论深刻，极大廓清了文坛浮华空疏之习，与欧阳修倡导的“文以载道、平易自然”的古文理念高度契合，成为北宋古文革新运动的重要推动者。

　　经世致用文道统一。中原作为北宋政治文化中心，士大夫们普遍秉持“以天下为己任”的经世精神，直面现实关注时政，这种风气深刻影响了苏洵文学思想的形成。居豫期间，苏洵目睹朝堂纷争乱象、边境烽尘时起、社会民生疾苦，其文学创作始终立足现实，针砭时弊、建言献策。在《上富丞相书》中，苏洵认为要正确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从而有所作为，他认为，寇准的失败就在于未诛小人，庆历新政的失败在于改革太急，并对富弼的无所作为提出了批评。主张文章“言必中当世之过”，这种经世致用的文学思想，区别于传统文人的空泛议论，融入中原士大夫的家国情怀，成为三苏文学思想的内在底色。

　　格局升华中原淬炼。入京之前苏洵的治学和为文已初具功底，文章思辨早有积淀。豫地尤其是汴京，作为北宋天下文枢与政治核心，虽未重塑苏洵固有文风根基，但中原厚重的儒学正统为苏洵提供了更高层级的思想参照与价值坐标，使其文思更沉实、议论更切世、格局更宏阔，最终定型为兼具思辨深度与时代担当的文章范式，为三苏家学文脉树立了高远的精神标尺。这种文风在豫地的定型，不仅奠定了苏洵个人的文学地位，更成为苏轼和苏辙文风的源头，为三苏文学的多元发展奠定了根基。

　　以豫为基开创三苏文化

　　豫地滋养三苏文脉。北宋都城汴京，“金翠耀目，罗绮飘香”，给蜀地出身的三苏父子带来极大心灵震撼。苏辙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直言：“至京师，仰观天子宫阙之壮与仓廪府库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后知天下之巨丽。”初入京师之时，三苏父子寓居兴国寺浴室院，适逢汴京大水漫城，市井繁华却未曾衰减。苏轼日后作《牛口见月》追忆京华风物，写下“龙津观夜市，灯火亦煌煌”“不知京国喧，是谓江湖乡”，道尽对汴都盛景的深刻印记。多年以后，苏轼历经被贬回京，与好友王巩聚会时，借歌伎寓娘之名，留下了“此心安处是吾乡”的千古名句，抒发旷达胸襟，尽显豫地人文风气对其精神品格的涵养。汴京宏阔的都市气象、厚重的文坛底蕴与士大夫的精神风骨，开阔了三苏父子的眼界胸襟，淬炼其文学识见与济世情怀，为三苏文脉植根中原、绵延后世奠定了深厚根基。

　　文坛确立三苏地位。嘉祐元年（1056年），苏洵携二子赴汴京，成为三苏文化崛起的关键节点。抵达汴京后，苏洵凭借《权书》《衡论》等文章，迅速获得欧阳修、韩琦等中原文坛领袖的赏识，名满京师。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苏辙同科进士及第，苏轼以《刑赏忠厚之至论》一文惊艳考场，欧阳修惊叹“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三苏父子“一日父子隐然名动京师”，成为中原文坛瞩目的焦点。苏洵在豫地积累的文坛人脉和奠定的文学地位，为苏轼和苏辙兄弟的成长提供了强大助力，让二子得以站在更高的起点上发展文学事业。此后，三苏父子在汴京相互唱和、共同创作，形成“老苏、大苏、小苏”的并称，三苏之名正式确立，均跻身“唐宋八大家”之列，成为北宋文坛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家族。豫地作为三苏成名的主场，见证三苏文脉的崛起，成为三苏文化传播的起点。

　　中原铸就三苏传承。苏洵在豫地形成的中原文化认同和家国情怀，通过言传身教传递给苏轼、苏辙。苏洵一生位卑权轻却不改忧国忧民之心，这种坚韧不拔、心怀天下的精神，深深影响苏轼、苏辙。苏轼一生颠沛流离却始终豁达乐观、心系民生，写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千古名句，其豁达风骨与家国情怀，正是对苏洵精神的传承与升华。苏辙沉稳内敛、坚守正义，一生追随兄长、心系朝廷，其“汪洋淡泊，深醇温粹”的文风与品格，同样源于苏洵的培育。苏洵“经行天下爱嵩岳”的中原眷恋，转化为三苏共同的文化基因，苏轼晚年归葬嵩洛、苏辙终老颍滨，皆是这种中原情怀的体现。苏洵以中原精神铸就三苏灵魂，让三苏文化不仅具备文学价值，更承载深厚的家国情怀，成为跨越千年的文化瑰宝。

　　（作者：孙帅杰 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