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深化党的创新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2026年5月13日，河南省社科联组织召开“全省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精神，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河南实践”理论研讨会。会上，7位专家结合各自研究领域，积极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言献策。大河网学术中原即日起对相关成果持续刊播。

今天推出《“哲”十年④丨建党时期对“第二个结合”的初步探索》——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建党时期，在党的先驱们的努力下，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了初步结合，为此后长达一个世纪的“第二个结合”打牢了根基、定下了基调、提供了方法。

一、“第二个结合”的动力源于二者的相互需要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从西方传到中国，不能是游荡在空中的幽灵，必须落实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之中，与这里的气候相适应，才可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施拉姆认为：“一种源自西方的意识形态，如果不能适应中国人民的思想和精神状态而作出改变，就不可能在中国的环境中发挥作用。”建党时期党的先驱们已经开始思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问题，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国情的思想。李大钊说：“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瞿秋白提出“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陈先达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内在地包括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

另一方面，从中国革命的现实需要上看，中国旧制度、旧文化的改造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为什么会选择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讲是因为中国革命的迫切需要。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

二、“第二个结合”的基础在于二者的相互契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首先是社会主义，这是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来的；同时，中国文化中朴素的社会主义元素也提供了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础。”有了这样的契合性作为基础，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就是可能的、可行的，就不会一厢情愿，就不至于沦为空中楼阁。

相对于当今中国共产党人对二者契合内容的全面认识，建党时期党的先驱们的认识是零散的。在这些认识中，非常引人注目的是许多先驱们看到儒家的“大同”“为公”等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理想社会的构想有非常近似的地方，共产主义既是外来的东西，也是自家的东西，在中国搞共产主义是“似曾相识燕归来”。李约瑟指出，“早期的中国革命家……深深感觉到在中国的传统思想和生活方式中有许多预示的迹象，似乎符合于社会主义的原理”。吴玉章在回忆辛亥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的经历时说：“社会主义书籍中描绘的人人平等、消灭贫富的远大理想大大地鼓舞了我，使我联想起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古代世界大同的学说。”

郭沫若注意到王阳明的学说与西方传来的社会主义学说有异曲同工之处，他在1925年6月写的《王阳明礼赞》中说：“在这儿我在王阳明学说中与近世欧西的社会主义寻出了一致点。王阳明主张‘去人欲而存天理’，这从社会方面来说，便是废去私有制度而一秉大公了。在这儿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才可以握手，在这儿西方文化才能生出眼睛，东方文化也才能魂归正宅。所以在我自己是肯定孔子，肯定王阳明，而同时更是信仰社会主义的。”郭沫若1925年以天马行空的穿越笔法，写下题为《马克思进孔庙》奇文，构想了马克思与孔子之间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发现二位在现实关怀、民生关注、社会理想等许多方面“所见略同”。文中马克思感叹道：“我不想在两千年前，在远远的东方，已经有了你这样的一个老同志！你我的见解完全是一致的，怎么有人曾说我的思想和你的不合，和你们中国的国情不合，不能施行于中国呢？”

三、建党时期“第二个结合” 的话语表达

语言是思想的外壳，是思想的表达形式。从建党时期党的先驱们对语言的运用，如组织名称、诗词创作、典故引用等，可找出马克思主义同中华文化相结合的证据。魏斐德认为：“毛泽东所理解的那种语言，既包含了中国以前固有的观念，又吸收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新名词。如果从这两个角度去理解这种语言，我们就能开始懂得一些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假设，也能够更好地把握中外思想融合在20世纪中国革命者的思想中的方式了。”

从组织名称看，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党的先驱们就与志同道合者结成革命进步团体，一些团体的名称中蕴含有非常深刻的传统思想内涵。毛泽东等人发起成立新民学会，之所以以“新民”为名，一方面“新民”出自“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礼记·大学》），合于儒家的仁爱民本学说、修齐治平之道；另一方面，新民学会的方针是“改造中国与世界”，合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质与国际胸怀，合于马克思主义打破旧社会、建立新社会的追求。周恩来等人发起成立觉悟社，“觉悟”本是佛教用语，“佛”的意思是“觉者”。觉悟社以“革心”“革新”精神，以“自觉”“自决”为宗旨，用马克思主义开启国民心智，促进大众觉醒，成为全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一个重要思想阵地。

从诗词创作看，建党时期党的先驱人物创作的一些诗词是他们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特殊表达形式，其艺术形式是属于中国古代文学的，其表现的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精神等内容。李捷认为，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创作的诗词，“是伟大建党精神的诗意表达，也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经典范例”。毛泽东1925年所作的《沁园春·长沙》中，有“万类霜天竞自由”“粪土当年万户侯”的句子，表达的是对人民获得自由解放的追求、对建立一个自由人联合体的向往，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美好理想；而要实现这个理想，就必须打倒以王侯将相为代表的剥削阶级、权贵阶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王尽美1921年作诗《赠友人》，其中一句是“贫富阶级见疆场，尽善尽美唯解放”，此后他的名字由“俊瑞”改为“尽美”。该句中的“尽善尽美”出自孔子评价韶乐时说的“尽美矣，又尽善也”（《论语·八佾》），“解放”指的是劳苦群众通过阶级斗争获得解放，整句诗的意思是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所从事的解放劳苦大众的事业才是尽善尽美的。

从典故引用看，毛泽东对中国古代的经典了然于心，总是信手拈来、运用自如。1920年12月1日他在致蔡和森等新民学会会员的信中说：“以我的接洽和观察，我们多数的会友，都倾向于世界主义……这种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这里的“四海同胞主义”表达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明显出于儒家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以及“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西铭》）等。

四、建党先驱对“第二个结合”的身体力行

建党时期党的先驱们的革命行为、革命品格，既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思想力量，也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魅力。许全兴认为，不仅是毛泽东的思想、理论，还包括他本人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国社会的现实和中国的历史文化三者的有机统一，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地地道道的中国的，是真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一方面，党的先驱们的革命实践展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精神，正如毛泽东1937年10月为陕北公学的题词中所说的那样：“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

另一方面，他们在参与建党大业以及此后的革命斗争中，体现了入世、担当、革新、勇毅、爱国、爱民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推崇的精神品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先进知识分子总归是中国人，他们的思想底层、行为习惯不可能完全超脱时代和物质力量的塑造，而要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润物细无声的深刻影响，体现出中国人特有的精气神”。周恩来就是一个具有儒家君子风范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他的身上透出中国传统所崇尚的“政者正也”的正气、“以友辅仁”的友善、“彬彬有礼”的谦逊、“和而不同”的宽容、“腹有诗书”的儒雅等。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谈到对周恩来的印象时说，他既是一个共产主义革命家和具有儒家风度的君子，又是有献身精神的理想家和深谋远虑的现实主义者。

（作者：郑小九，河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