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北宋，中原沃野千里、烟火万家，不仅孕育了前所未有的盛世繁华，更迎来了文星璀璨、光耀千秋的鼎盛时代。

　　在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里，汴河灯火映照着东京梦华，应天府南京（北宋的四京之一，时称南都）也成了天下文人士子心驰神往之地。冥冥之中，命运的红线将远在西蜀眉山的苏氏父子（苏洵、苏轼、苏辙）与这座城市紧紧缠绕。

　　一、伯乐寓居南京城，始信中原有故人

　　如果说眉山是三苏生命的起点，那么商丘便是他们通向京师的第一个重要节点，这一切皆源于一位商丘籍的北宋名臣张方平。张方平（1007—1091），字安道，号乐全居士，历仕三朝（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为官刚正不阿，且在识人举贤上有超凡眼光。正是这位商丘人在千里之外的蜀地发现了尚未名动天下的三苏，并成为他们仕途上至关重要的引路人。

　　北宋至和年间，张方平知益州（治所今四川成都），听闻眉山苏洵乃隐逸高贤，便极力向朝廷举荐。嘉祐元年（1056年）三月，苏洵带着20岁的苏轼、18岁的苏辙从眉山赶到成都拜谒张方平。张方平首次见到才华横溢的苏轼，便惊为天人，慨然以“国士”之礼相待。详细阅读了苏轼、苏辙的文章后，称“‌二子皆天才，长者尤光芒不可掩‌”，笃定二子前程不可限量，当即修书一封举荐，力劝苏洵带二子赴京应试，并慷慨资助盘缠。数月后，三苏抵达京城，凭借张的引荐信顺利拜入文坛领袖欧阳修门下。随后的故事便是中国文学史上激动人心的篇章，苏轼、苏辙同年登科，苏洵也因欧阳修的举荐被授予官职，一门三杰，名动京师。可以说，若没有张方平的慧眼识珠与鼎力相助，三苏北上的宏图或许还要推迟数年。商丘，通过它的杰出乡贤，给予三苏最为关键的托举。

　　为报答知遇之恩，苏洵曾为张方平留下一篇千古佳作《张益州画像记》。当时，张方平在益州平息骚乱、抚民安境，蜀地百姓感念其德，在净众寺为其立像，苏洵受托作记。文章兼具叙事深度与思想厚度，将人物塑造与政治思考融为一体，以极其精练的笔触刻画了张方平“将乱”之时力挽狂澜的魄力，以及事成之后“油然而退，无矜容”的高洁品行。这篇散文不仅展现了苏洵卓越的史识与文笔，更标志着苏氏父子与商丘名士张方平之间“谊兼师友”的深厚纽带关系。

　　二、八下南都烟雨路，宦海浮沉寄此身

　　苏轼一生豪放旷达，然仕途却颠沛坎坷，屡遭贬谪。在长达四十余年的宦海沉浮中，他曾八次途经或驻足商丘，每一次的来去都深深镌刻着他特定时期的人生境遇与心境变化，下面择其要者述之。

　　初次南下，意气风发。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刚刚就任徐州知州的苏轼与在商丘担任应天府签判的弟弟苏辙相聚，兄弟二人一同前往拜访南京留守张方平恩师。在张方平的“乐全堂”中，苏轼代恩师写下了《代张方平谏用兵书》，劝谏朝廷切勿对西夏轻启战端。此时的苏轼处于年富力强、力求有为的阶段。商丘的这次相聚，可谓是兄弟同僚、师生忘年交之间的一次精神充电。

　　再临南都，风雨欲来。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苏轼在赴任湖州途中，十日抵南都，谒张方平，访时任监南都粮院的吕希道，晤弟苏辙，以病停留商丘半个月。仅仅几个月后，震惊朝野的“乌台诗案”爆发，苏轼锒铛入狱，商丘见证了苏轼人生巨变前夕的短暂宁静。此时的苏辙因“乌台诗案”受到牵连，被贬为监筠州盐酒税。

　　羁留三月，休养生息。走出政治生涯低谷的苏东坡，于元丰八年（1085年）二月至五月在商丘停留了整整三个月。在这段相对闲暇的日子里，他不仅安葬了苏辙的保姆，还代张方平作《进神宗功德疏》。此时的苏轼，历经“乌台诗案”的生死考验与黄州的躬耕自省，心态已然发生了微妙变化，商丘的这三个月更像是一个休养生息、重新审视人生与政治的过渡期。

　　寒食送别，泪洒南都。元祐七年（1092年）九月，苏轼专程赶到商丘，祭奠已于前一年三月病逝的恩师张方平。苏轼在灵堂前设位痛哭，并应张方平之子张恕及女婿王巩之请，撰写《张文定公墓志铭》。这篇墓志铭不仅是对张方平一生功业的盖棺论定，更是苏轼对那段“始于父兄，师友之交，亲戚之情”往事的深情回望。

　　最后一瞥，决绝赴任。绍圣元年（1094年）四月，58岁的苏轼再次被贬，这次的目的地是遥远的岭南惠州。五月，当他途经商丘时，朝局大变，昔日旧党人士纷纷遭到排斥。为了保护商丘的亲朋至交不受牵连，苏轼忍痛拒绝了所有的宴请探访，只在住所默默修书四封留给孙敏行、王巩、曾布、顾道发等人，随后在一个寂静的清晨悄悄乘舟离开。这是苏轼最后一次经过商丘，充满了英雄迟暮、壮士断腕的悲凉色彩。

　　除了这些明确的到访记录外，元丰元年（1078年），苏轼还在徐州知州任上，应宋城县（北宋应天府下辖的一个县，治所在今商丘市睢阳区）县令王兢邀请，为重建庄子祠堂写下了著名的《庄子祠堂记》。作为一代文豪，苏轼之所以答应一位地方县令的请求，除了对庄子“漆园傲吏”精神的共鸣外，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对商丘这片土地的深厚感情，正如他在送别友人陈述古移守商丘的词作《清平乐·秋词》中所写“……霜入梁王故苑。秋原何处携壶。停骖访古踟蹰。双庙遗风尚在，漆园傲吏应无。”在他心中，商丘不仅是友人的任职之地，更是承载深厚历史文脉的精神家园。

　　三、幕府栖迟托生死，南都风雨寄平生

　　在三苏与商丘的交集里，苏辙的身影同样不可忽视。与苏轼的行色匆匆不同，苏辙曾在此为官（熙宁十年至元丰二年任签判，绍圣元年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在商丘实实在在工作过。

　　熙宁十年（1077年）至元丰二年（1079年），受张方平的奏辟，苏辙担任了应天府签判，在商丘度过了近三年的时光。这三年恰好处于王安石变法的高潮期，苏辙因与兄长共同反对新法中某些激进的措施在朝中受到排挤。在他人生与事业的低谷期，同样对新法持保留态度的张方平，向他伸出了橄榄枝。在商丘的日子里，苏辙不仅是张方平的下属，更是他的忘年交与精神知己，常常与他纵论古今治乱、人物得失，不谋而同的政治见解与哲学认知进一步拉近了两人的距离。苏辙在公事之余，为张方平写下了大量的公文、应酬文字以及唱和诗歌等。

　　元丰二年（1079年），“乌台诗案”爆发，苏轼被捕下狱，性命垂危。远在商丘的苏辙心急如焚，泣血写下《为兄轼下狱上书》，冒死上书神宗皇帝。在哥哥贬谪黄州、苏辙自身亦受牵连被贬为监筠州盐酒税，张方平在商丘为其设宴送别。席间，这位历经三朝的老臣凄然不乐，写下了一首充满不舍与担忧的赠别诗：“可怜萍梗飘浮客，自叹匏瓜老病身。从此空斋挂尘榻，不知重扫待何人。”这首诗深深刺痛了苏辙的心，也让他感受到了超越世俗的温情。这份情谊，在张方平生命的最后时刻得到了最极致的体现。元祐六年（1091年）三月，张方平在商丘病逝，临终前，他将自己的身后事全盘托付给了苏轼、苏辙兄弟，这份信任无异于将家族的名誉与未来交到了两人手中。苏辙没有辜负这份托付，他曾含泪写下情真意切的《祭张宫保文》（张方平谥号“文定”，追封太子太保，故称“宫保”）‌，也曾写下“少年便识成都尹，中岁仍务幕下宾。待我江西徐孺子，一生知己有斯人”（《追和张公安道赠别绝句》）的千古绝唱，并在后来的岁月里不止一次在诗文中深情回忆、悼念恩师。

　　多年后，当苏辙历经宦海风波，晚年以太中大夫致仕告老时，回想起自己年轻时在商丘的幕府岁月，依然感慨万千。商丘见证了苏辙从一位青年才俊逐渐走向成熟的政治家的过程，也承载了他对那位商丘老友最深沉的怀念。

　　四、身安道泰归程远，南都烟雨故人情

　　回望三苏与商丘的百年羁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几段文坛佳话或仕宦履历，更是一场关于初心、坚守与精神归宿的漫长跋涉。

　　对于苏洵而言，商丘代表着一种地缘上的仰望。这位屡试不第的西蜀布衣，一生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儿子能在京城立足，他曾写下“经行天下爱嵩岳，遂欲买地居妻孥”（见《丙申岁余在京师乡人陈景回自南来弃其官得太》）的诗句，渴望在中原大地扎根，商丘承载了苏洵对家族未来的终极期许。对于苏轼而言，商丘是他宦海沉浮中的一座心灵驿站，无论是早年与弟弟一起拜访恩师时的意气风发，还是乌台诗案前的惊魂未定，抑或晚年流放岭南时的决绝一瞥，商丘都如实记录了他内心的挣扎与超脱，正如他在《和子由渑池怀旧》中所写“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商丘就是他这只“飞鸿”在中原大地上留下的一处深刻“指爪”，见证了他的荣光与落寞。对于苏辙而言，商丘则是他乱世中的避风港，在这里他躲避了新党政争的锋芒，收获了亦师亦友的生死之交的温情，商丘的岁月不仅滋养了他的政见，更抚慰了他因党派倾轧而疲惫的心灵。‌更为重要的是，商丘作为宋太祖的龙兴之地，具有特殊的政统象征意义‌，这使得三苏在此地的交游与仕宦活动承载了更为深厚的历史与文化意涵。

　　当岁月的烟尘散去，曾经的南都（应天府南京城）已深埋地下，张方平的“乐全堂”也不复存在。但是，当我们漫步在商丘古城的街头，重新翻开那段历史，依然能感受到那种穿越千年的文化气息，南都留下了三苏的理想、知遇与坚守，也为三苏安放了初心、皈依了灵魂。

　　（作者：陈道山，系河南牧业经济学院旅游学院副院长、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