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后，经过百余年的不懈追寻与探索，尤其是在近二十余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推进下，五千多年不断裂的中华文明史渐趋清晰。河南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领跑全国的57项“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即可窥见一二。由此，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河南工作思路亦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一、从考古发掘到文明探源

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和我国学者袁复礼在河南三门峡仰韶村落下关键一铲，璀璨夺目的仰韶文化显露出来，也由此拉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以此为开端，一系列具有重要发现的考古活动有序展开。距今10万年及以前的南召猿人遗址、栾川孙家洞遗址、许昌灵井遗址等，距今6万至3万年的荥阳织机洞遗址、郑州老奶奶庙遗址等，距今约1万至9000年的新密李家沟遗址，距今约9000至7000年的新郑裴李岗遗址、舞阳贾湖遗址等，距今约7000至5800年的三门峡庙底沟遗址、仰韶村遗址等，距今约5800至5400年的灵宝黄帝铸鼎原遗址群等，距今约5500至5000年的巩义双槐树遗址、荥阳青台遗址等，距今约5000年左右的郑州西山城址，距今约5000至4000年的登封王城岗遗址、偃师二里头遗址等，此后历史进入商代，考古发掘的重要遗址有偃师商城遗址、郑州商城遗址等，两周考古的重要遗址有洛阳东周王城遗址、郑韩故城遗址、荥阳娘娘寨西周城址等。可以看出，在旧石器和新石器考古以及三代考古的各个关键节点，河南均有代表性遗址，且这些遗址出土了大量具有标志性价值的文物。

仰韶遗址发掘的同时，也标志着从考古学的视角探寻中华文明起源的开始，因此可以说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是随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而走向深入，时间上从1921年一直延续到今天。经过百余年筚路蓝缕的考古发掘，河南建立了较为完整的不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即从裴李岗文化到仰韶文化，再到龙山文化，勾勒出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脉络，河南考古的工作思路也由传统的田野考古转向开展文明探源，为全面探源中华文明作出了河南贡献。

二、从学术研究到国家需要

安特生发现以彩陶闻名的仰韶文化后，提出了“中国文化西来说”，但中国学者对此深表怀疑。新中国成立前，随着殷墟、新郑郑公大墓、浚县辛村卫国墓地等考古发掘的进行，相关学术研究也同步进行，1931 年，李济等人编写的《安阳发掘报告》中收录了关于商文化源头的研究文章，反映了第一代考古学人对中国史前史的学术探索。新中国成立后，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学术研究也更为繁荣，诸多具有代表性的发掘报告及研究成果相继问世，如新中国第一本田野发掘报告——《辉县发掘报告》、1977年举办的“河南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等，它们在学术研究上均具有里程碑意义。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华文明起源以及夏商周年代问题虽然进行了长期的研究，但关键问题无法达成一致认识，于是国家主导的重大文化工程应运而生，主要有三项：即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它们着眼于中国境内人类起源、文明起源、中华文明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建立和发展、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重要地位等关键领域。在这些国家级的重大项目中，河南都作为重点区域参与其中，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有3个课题的主要研究区域位于河南，直接涉及7个遗址，河南的考古学者分别负责1个课题和4个专题的研究工作；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河南就先后有多个遗址入选，其中第一期就选择对位于中原地区的6座中心性城邑实施重点研究，其中有5处位于河南；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中“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和“夏文化研究”2个项目在河南有条不紊地开展。河南关于中华文明探源的工作也从最初的学术需要转向了国家需要，为更好认识和传承发展中华文明而进行重大考古发掘与研究阐释。

三、从单一研究到联合攻关

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过程中，地层学和类型学是基本方法，这些方法或根据土色土质区分文化层，或依据地层叠压关系或遗迹间的打破关系对出土文物进行分析、排比，进而进行分析或分期，或根据遗迹和遗物的形态变化确定遗存的文化性质，进而归纳为不同的类型和型别。但囿于时代发展和学科建设的限制，考古研究中使用单一理论和单一方法居多。

1933年，德日进等人在对安阳殷墟遗址中获得的动物骨骼标本进行分析时，首次使用了科技考古方法，是对考古材料进行交叉研究的成功实践。1959年，碳十四测年技术引入中国考古界，着重解决考古遗存的绝对年代问题，使用这种方法的第一批材料就是安阳殷墟武官村大墓出土的木炭。此后，随着各个学科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考古发掘与研究阐释实现了同步，并且越来越多的学科知识与技术被引入田野考古，特别是被应用在中华文明探源过程中。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时强调要“加强多学科联合攻关”。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文明探源考古涵盖面十分宽泛，涉及的内容亦是林林总总，既涉及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同时还有自然科学，可以说多学科考古是现代考古发展的一条必由之路。就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而言，就有20多个学科参与其中，考古实践中的多学科联合攻关催生出了植物考古学、动物考古学、环境考古学等考古学分支。从单一研究到联合攻关的过程，使中华文明探源有了更为坚实的学科基础，有利于进一步回答好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

四、从文明研究到活化利用

河南深度参与中华文明探源工作，发现了不同阶段的重要文化遗存、建立了不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系列、构建了中华文明探源研究队伍、承担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要任务，文明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以河南贡献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以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彰显了河南在中华文明探源中的独特作用。

1990年，在美国召开的“夏文化国际研讨会”上，几乎所有欧美学者对夏文化都持否定态度，中国考古学家邹衡就感慨地说：“这里将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我们今后应该如何宣传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特别是有重大学术意义的考古收获。”同样的，如何活化利用文明探源的阶段性重要成果就成为新的时代课题。河南时刻牢记“让更多文物和文化遗产活起来，营造传承中华文明的浓厚社会氛围”的殷殷嘱托，充分认识文明普及教育的重大意义，不断增强文明普及的行动自觉，积极推动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成果活化利用。加快文物和文化资源活化利用体系建设，做好大遗址保护展示利用与城市融合发展，塑造和擦亮“行走河南·读懂中国”品牌，统筹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实施文旅文创融合战略，建设和推出一批标志性文化工程，大力推进文化惠民工作。河南在担当使命、转化利用、实现突破中力求讲好中华文明的故事，教育引导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更好认识和认同中华文明，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为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和深化中华文明探源交出了精彩答卷。

（作者：师永伟，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