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河南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主要诞生地和取材地，305首诗歌中，一百余首直接与河南有关。十五国风中，《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桧风》《陈风》七个“国风”完全产自河南，《周南》《召南》《曹风》的部分诗篇也涉及河南，河南堪称《诗经》的“核心现场”。然而，长期以来，《诗经》研究多偏重文本训诂与经学阐释，对其与河南历史地理、考古遗存、地域文化之间的深层互动尚缺乏系统、立体的呈现。大河网学术中原、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联合推出特别策划“《诗经》中的河南”主题系列文章，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系统呈现《诗经》中的河南文化画卷，发掘《诗经》与中原大地的深层文化关联。

今天推出第四期《从郑国祭祀遗址编钟群与周代礼乐嬗变看“郑卫之音”》——

《诗经·郑风》和“郑卫之音”是发源于中原地区的诗篇和音乐，二者曾被儒家学者贴上“变风”和“淫”等负面标签。郑韩故城郑国祭祀遗址出土的编钟群为我们重新理解“郑卫之音”的文化内涵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将从郑国编钟的外观形制、音乐价值及其所反映的礼乐制度变迁入手，探讨“郑卫之音”的实质及其蕴含的中原文化特征。

一、郑国编钟是春秋时期中原礼乐文化的典型象征

郑国祭祀遗址位于新郑郑韩故城东城西南方，总面积约2万平方米。该遗址出土的郑国编钟群为春秋时期的礼乐制度、乐器演奏和冶金技术等研究提供了大量实物材料，也是中原礼乐文化在这一时期的重要代表。

郑国编钟是实用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形制方面，郑国编钟群的数量、组合方式高度统一，它们大多按照镈钟一组4件、钮钟双组各10件共24件的方式组合成套。镈钟、钮钟或分排放置，或两组钮钟分上下两层，两组钮钟形制相同，依次排列。这种严格、统一的编列组合形式在迄今出土的春秋编钟里十分罕见，构成了郑国祭祀遗址青铜编钟的一大特点。纹饰方面，镈钟所饰云雷纹、钮钟所饰云纹与钟架所饰云纹都有使乐声回荡在云雷之间的寓意，其间穿插的蟠龙纹更是照应《考工记》中的“鳞类”物。古人用声音洪大的龙装饰钟架和钟体，使乐器的音乐性能与装饰物的寓意直观而有机地结合起来，为音乐欣赏者带来了良好的视听体验。编钟规整的形制与精美的纹饰还具有实用意义，能够帮助乐手区分不同的音区，便于复杂乐曲的演奏。钮钟正鼓旋涡纹下侧与镈钟正鼓龙纹下侧留出的空间为乐手指明了正确的敲击位置，以便更加精准地演奏。规整的形制和精美的纹饰既赋予了编钟气势和美感，又使演奏活动更加形象化，体现了艺术性和实用性的高度统一。

郑国编钟具备丰富的音乐史研究价值。用钟种类上，春秋时期其他地区多用甬钟，钮钟多为9件成编且单组使用，镈钟的使用并无定制；郑国则偏爱钮钟，出土的11组钮钟均为10件成编，两组同时入编，而其中所见镈钟皆是4件成编。钟的排列、数量不同使其演奏效果产生了差别。钮钟悬于钟架的上中层并按照钟声高低排列，乐手依次敲击它们以演奏出复杂的旋律，下层声音浑厚的镈钟用于形成和声。不同音色的钟声交错融合，形成了悠扬动听的乐音。制造技术上，郑国编钟以精细的铸造保证了音律的准确。现代测音表明，郑国编钟能够跨越三个八度以上的音程，有较多的半声音阶。不同钟体经过排列组合后，具备演奏五声甚至七声音阶的能力，至今仍可演奏出优美动听的乐音。这表明春秋时期的中原地区在青铜乐器制造领域已达到极高水准，其铸造工艺和声学设计理念在今天看来也充满智慧。

郑国编钟是周代礼乐制度嬗变的缩影。编钟作为周代政治、祭祀等场合使用的重要乐器历来被视为众乐之首，其种类、数量往往象征着各国诸侯的权力与地位。编钟的演变在一定程度上即礼乐制度变化的表征。通常而言，周代王室所用的编钟布置于殿堂四周，使用四架排列成口字形。而诸侯所用编钟则摆于殿堂的三面。结合郑国祭祀遗址的出土情况，当时郑国国君使用的编钟摆放于殿堂的三面，总体上符合传统习惯。同时，周代礼乐制度亦处于不断演进中，从西周初期到西周晚期，青铜乐钟经历了从3件组合到5至8件组合的增加过程，这既是生产力进步的表现，也反映着人们对优美音乐的追求。郑国祭祀遗址编钟群既体现了郑国对周代礼乐制度的尊崇，又富有变革色彩，反映了郑国对周代礼乐制度的继承和演进。

二、“郑卫之音”的价值值得重新认识

《诗经·郑风》描绘了西周至春秋时期郑国及中原地区的社会样貌。《诗经》里的诗篇往往可以配乐演奏，与《郑风》相配的郑国宫廷音乐在春秋时期与更为活泼多样的民间音乐融合，形成了流行于郑国、卫国等地的“郑卫之音”，在中国音乐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郑风》的创作得益于中原地区交通便捷的区位优势。《郑风》共计二十一篇，集中体现了先秦时期郑地的人情与社会，以大量描绘男女相恋等主题著称。其中，《子衿》《风雨》《褰裳》《将仲子》等诗篇生动地描绘了春秋时期中原地区的生活习俗与社会观念。中原地区交通便利、文化交流频繁的地域特点深刻影响了《郑风》的创作，使其诗歌带有浓郁的地域色彩。与其他国风相比，《郑风》在题材上更侧重于爱情婚姻等个体生活内容，表现手法也更为活泼生动。可以说，没有中原地区独特的地理优势，就没有《郑风》的创作与流传。

古代儒家学者对“郑卫之音”的论断难免带有偏见与因袭。由于内容和形式的开放，《郑风》和“郑卫之音”历来受到各家注意。早在春秋时期，季札就认为郑国音乐“其细已甚”，借此对郑国政治提出批评。孔子从道德伦理和社会教化角度提出了“郑声淫”的观点，认为《郑风》偏离了“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准则，而其所搭配的音乐声调靡曼，使人沉溺于情欲。这些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世学者对《郑风》以及“郑卫之音”的认识。例如汉儒将其解读为讽刺或赞美某些政治事件或人物，而非直面其文本内容。朱熹将《郑风》归为王道衰微、政权衰落时期的“变风”，认为其诗歌“多为淫奔之诗”。明清学者仍延续已有看法，认为其中一些诗篇描绘了不合礼法的男女私情。传统观点使得《郑风》和“郑卫之音”被长期贴上“淫”等负面标签。

“郑卫之音”的实质是音乐艺术的创新。郑国编钟的出土为我们重新审视“郑卫之音”提供了新的视野。周代雅乐乐声中和浑厚，音高变化幅度较小，总体显得庄重严肃，是周代礼乐制度的体现。郑国编钟偏爱使用造型小巧、旋律更佳的钮钟，演奏低音的镈钟处于补充地位。特定的编钟组合使郑国音乐形成了高音清澈、旋律流畅的特色，节奏更为明快，乐音更为动听。新的音乐形式对当时传统的雅乐造成了一定冲击，引发了季札、孔子等人的批判。再加上古代乐音不易保留，后世学者难以将传统雅乐与“郑卫之音”进行直接对比，他们对于“郑卫之音”的看法也就难免受到“郑声淫”之说的影响了。由此看来，“郑卫之音”是通过新的铸造技术和演奏技法所产生的音乐形式，季札、孔子等人的批判体现了新旧音乐形式和礼乐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争论。今天的我们应当跳出古代儒家的局限性，以历史演进的眼光发掘“郑卫之音”的文化价值。

三、郑国编钟与“郑卫之音”体现了春秋时期的中原文化

郑国编钟与“郑卫之音”代表着春秋时期中原文化的发展，其中既包括音乐演奏艺术和青铜冶炼技术的发展，也彰显着中原地区对周代礼乐制度的继承与变革。

中原地区是春秋音乐艺术发展的核心地区之一。郑国祭祀遗址编钟群形制宏大，纹饰精美。与此前出土的曾侯乙墓编钟相比，郑国编钟的时代要早约200年，其编列组合更为规整统一。特别是其中的钮钟音域广、七声全、半声音阶多，至今仍可演奏音色优美的旋律。郑国编钟的出现一方面表明中原地区继承和发展了商、周的礼乐制度与音乐传统，另一方面表明中原地区凭借地理区位优势广泛吸收了其他地区的音乐元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郑卫之音”。对新旧音乐和其他地区音乐文化的兼收并蓄让中原地区成为春秋时期音乐艺术发展的代表性地区。

中原是春秋青铜文明发展的重要地区。郑国编钟优良的音乐性能离不开先进的青铜铸造技术。据研究，郑国编钟用含锡量14％左右的高锡青铜配以少量的铅铸成，这一比例能改善提升钟体的耐用度，并加快演奏时钟声的衰退，有利于音色的优化。此外，郑国编钟继承和发展了青铜编钟的双音技术，一个钟体能发出两个乐音，进一步丰富了音域。可见，郑国编钟表明古人对编钟的合金比例、外观造型与音色特性的关系已有较深的认识，是中国和世界音乐史上的一个非凡创造。高超的青铜铸造技术赋予了郑国编钟独特的文化内涵，也是春秋时期中原地区青铜文明高度发达的有力证明。

中原是周代礼乐制度变革的先行者。“郑卫之音”迎合了贵族阶层追求耳目享受等方面的需求，结合郑地、卫地和其他地区的音乐元素，改进编钟的制造和组合，与《郑风》等诗篇相配，形成了不同于西周雅乐的地域歌舞风格，留下了令人耳目一新的音乐艺术遗产。这一音乐形式出现在位于中原腹地的郑国并非偶然。经济上，中原地区农业发达、交通便利，社会生产力发展迅速。政治上，春秋时期的郑国出现了郑庄公这样的雄主，使郑国国力和影响力得到了提升。文化上，周王室在洛阳营建成周，让中原深受周代礼乐制度影响，同时又能吸收各地的优秀文化成果。社会因素的快速发展让周代礼乐制度在郑国乃至中原地区率先发生变革，先进的生产力和新生的文艺观念在郑国得以发展，最终反映在精美的郑国编钟和动听的“郑卫之音”上。因此，二者所代表的不仅是音乐艺术和青铜冶炼上的变革，更是春秋时期中原地区快速发展、在继承周代礼乐制度的基础上勇于变革的体现。

（作者：常城 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