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河南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主要诞生地和取材地，305首诗歌中一百余首直接与河南有关。十五国风中，《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桧风》《陈风》七个“国风”完全产自河南，《周南》《召南》《曹风》的部分诗篇也涉及河南，河南堪称《诗经》的“核心现场”。然而，长期以来，《诗经》研究多偏重文本训诂与经学阐释，对其与河南历史地理、考古遗存、地域文化之间的深层互动尚缺乏系统、立体的呈现。大河网学术中原、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联合推出特别策划“《诗经》中的河南”主题系列文章，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系统呈现《诗经》中的河南文化画卷，发掘《诗经》与中原大地的深层文化关联。

今天推出第五期《邶城遗址的考古发现与〈邶风〉溯源》——

邶城遗址坐落于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东南瓦岗乡邶城村，经系统考古钻探与试掘，已明确城址范围、文化层堆积与遗存年代，确认为典型的商周时期古城遗址，同时也是《诗经・国风・邶风》的原生发祥地。邶城遗址的考古实证价值十分突出，既梳理厘清了商周之际邶地的地缘格局与历史沿革，还原了当地特有的地域风俗与诗乐风尚，又精准锚定《邶风》诗歌创作的地理空间与社会生活底色。从历史演进、文化风尚、文学文本三重维度来看，邶城考古发现为《邶风》源流考证、《诗经》历史地理实证研究搭建了坚实的实物与文献互证基础。

一、从考古遗存看邶城的地缘区位与历史变迁

邶城凭借优越的地缘条件，居于殷商王畿核心地带，扼守殷都与朝歌之间的交通要冲，历经周初分封立国、三监之乱爆发、周公东征灭国，再到后世地名留存、并入卫国，完整串联起商周王朝更迭与东方封国兴衰的历史进程。

考古实证锁定城址规模与年代。经专业考古勘探，测定邶城遗址东西长约1564米，南北宽约1050米，总面积约164.22万平方米。遗址西北角探沟内发现保存较为完整的商代晚期古城墙，夯土层次分明，夯窝排布整齐，城墙基础宽度可达22米，地面以上墙体虽遭后世破坏，但城垣形制仍可辨识。遗址内出土有商代晚期陶片、三棱形铜箭镞等典型器物，从城垣形制、建筑工艺到出土遗物，多重证据相互印证，明确判定此处即为文献所载商周时期的邶城故址。

地缘枢纽联通殷都与朝歌要地。从地理区位来看，邶城位于商朝别都朝歌东北，地处殷商王室都城殷都南偏东，正处在两大政治中心的中间节点。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殷商王畿内部重要的军事屏障、交通驿站与商贸城邑，既是王室管控东方疆域的前沿据点，也是联络周边方国、拱卫王畿安全的战略要地，在商代晚期政治与军事格局中占据不可替代的位置。

政权更迭演绎邶国兴衰脉络。周武王灭商之后，将商王畿腹地一分为三，朝歌以北划定为邶国，封商纣王之子武庚居邶城立国；朝歌以南设鄘国，都邑位于新乡县西鄘城；朝歌及以东之地设立卫国，定都朝歌。周王室为监控殷商遗民，册封管叔鲜、蔡叔度、霍叔处为三监，分别镇守监管卫、鄘、邶三地。周武王病逝后，年少的周成王即位，周公旦摄政，引发管、蔡、霍三叔猜忌，东方亲商的商奄、蒲姑等诸侯国趁机游说武庚起兵复国，武庚联合三监、徐国、淮夷等势力发动叛乱，叛军一度攻入邶城。周公一开始因流言被迫离开国都，周成王醒悟，明其忠心后迎其回朝，周公率王师东征平叛，攻伐殷商王畿，诛杀武庚禄父，流放处置三监，邶国、鄘国、卫国就此覆灭。成王五年东征结束，周王室将康叔分封至朝歌建立姬姓卫国。邶、鄘旧地虽未再重新分封，但地名与城邑名称得以长期沿用，文化风俗依旧传承，至迟到春秋早期，邶、鄘故地正式并入卫国版图。

二、从地域风俗看邶地乐风源流与诗乐特质

邶、鄘、卫三地同属殷商旧畿，殷商文化积淀深厚，民俗风气高度相近。周王朝出于政治防范需求，并未教化引导当地民风向善进取，反而任由其沿袭殷商奢靡享乐、嗜好音律的传统，逐渐形成情感奔放、世俗随性的地域诗乐风格，成为后世中原靡乐的文化源头，也深刻塑造了《邶风》整体的艺术气质与精神内涵。

殷商文脉积淀三地相近民风。邶、鄘、卫皆地处原殷商王畿核心区域，长期受殷商民俗、礼制与艺术文化浸润，民风习性、审美趣味高度趋同。三地民众普遍崇尚奢靡生活、喜好财货器物、热衷歌舞演艺，天然具备崇尚艺术、钟情音乐的文化特质。在地缘文脉与民俗传统的共同作用下，三地诗歌与音乐风格融为一体，在周代乐制中被统称为卫音，成为独立于官方雅乐之外的地域乐系。

周室羁縻孕育本土奢靡乐风。周王朝始终对殷商遗民心存戒备，担心其凭借故土根基聚众反叛，因此刻意采取柔性羁縻策略，不刻意培育三地奋发向上、守礼崇德的民风，反而放任其沉溺享乐、纵情声色，以安逸奢靡的生活方式消磨其反抗意志。邶鄘卫本土乐风在文化源流上直接承袭商末纣王时期的靡靡之音，商代乐师师延所作清商曲调哀婉缠绵、放荡疏阔，成为三地乐风的艺术母题。春秋时期卫灵公途经濮水，夜闻水中悲切琴声，令乐师记录曲谱，入晋演奏时被师旷辨识为商纣亡国之音，认定此类乐曲颓丧心志、惑乱人心，足见邶鄘卫乐风承袭商末乐韵，自带哀凉幽怨、纵情放逸的艺术底色。

《邶风》诗乐兼具世俗性与阶段性品格。相较于朝廷庄重规整的雅乐，三地本土乐风极具世俗化特征，挣脱礼乐礼法的束缚，崇尚心性自由，大胆追求现世享乐，情感表达任性直白、欢快灵动，尤其敢于直白抒发男女爱慕之情。魏文侯直言聆听正统古乐便昏昏欲睡，欣赏本土新声则乐不知倦，足见其贴合世俗人心、感染力极强。这类乐调或奔放热烈，或凄清悲凉，容易引人沉溺情爱、消沉意志，故而被正统礼乐视作乱世之音。但《邶风》并非全然流于靡丽颓废，在卫康叔、卫武公执政时期，政治清明、教化有序，当地诗乐风格沉郁敦厚、忧而不困，保有端庄雅致的风骨。季札观乐时评价《邶》《鄘》《卫》之风深沉悠远，正是康叔、武公德政教化下诗乐风貌的真实体现，也彰显了邶地诗乐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三、从遗址地理看邶城实景与《邶风》创作关联

邶城遗址留存的城垣格局、城门方位、城隅郊野等地理实景，与《诗经・邶风》作品内容高度契合。《邶风》现存十九首诗作，根植于邶城的市井生活、城邑风物与地方战事，以真实地理空间为载体，记录民情百态、婚恋悲欢与戍边疾苦，实现了考古遗址、地理空间与文学文本的深度互证。

市井官吏生活融入诗歌叙事。《邶风・北门》以邶城北门为叙事起点，刻画了当地底层官吏的生存困境。“出自北门，忧心殷殷。”诗人自北门出行，满心忧愁郁结，生活贫寒窘迫、处境困顿，却无人理解内心艰辛。王室差事层层叠加、公务繁重冗杂，终日奔波劳碌，归家之后还要遭受家人轮番责备与讥讽。走投无路之下只能归之于天命，抒发无力抗争、隐忍无奈的悲苦心境。诗歌以邶城真实城门意象为依托，取材当地官吏真实生活状态，是邶城下层士人现实处境的文学写照。

城邑市井风情承载情爱书写。《邶风・静女》依托邶城的城隅空间，描摹青年男女自由幽会、赠物传情的浪漫场景。“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娴静美好的女子相约于城角僻静之处，故意隐身躲藏，引得心上人搔首徘徊、焦灼不安。女子以彤管、郊野荑草相赠，器物草木本为寻常之物，却因美人情谊而显得格外珍异。全诗质朴清新、情致婉转，真实还原了邶地青年男女自由恋爱、大胆追爱的民俗风气，以邶城的城邑实景为背景，定格了周代民间纯真自然的婚恋图景。

地域战争背景催生怨刺诗作。《邶风・击鼓》根植于邶地随军远征的历史现实，抒写普通民众被迫从军、远离故土、久戍难归的离愁与怨思。战鼓铿锵作响，邦国兴兵征战，唯独自己远离家乡随军南行，追随将领平定陈、宋之乱，归期无望、忧心难安。军旅途中流离不定、战马走失，前路茫茫无所依托。诗中“死生契阔，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成为千古名句，以军旅离散为背景，道出乱世中人对相守相伴的深情期许。诗作成因历来有州吁伐郑、卫穆公救陈伐宋等说法，无论何种史事，都反映出邶地民众厌倦战乱、不愿远离故土的普遍心态，既是对连年征伐的怨刺，也是对家国安宁的深切向往，是邶城地域战事催生的经典抒情诗作。

邶城遗址作为《邶风》赖以诞生的文化原点与地理载体，其考古发现不仅实证了商周邶城的具体位置、城邑规模与历史沿革，还原了殷商旧地独特的民俗风情与诗乐传承脉络，更为《邶风》诗作的创作背景、地理场景、人物风情提供了可落地的考古实景支撑，深刻揭示了商周政治变革、地域民俗风尚与民间诗歌生成发展之间的内在逻辑。

（作者：尹松鹏 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