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河南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主要诞生地和取材地，305首诗歌中一百余首直接与河南有关。十五国风中，《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桧风》《陈风》七个“国风”完全产自河南，《周南》《召南》《曹风》的部分诗篇也涉及河南，河南堪称《诗经》的“核心现场”。然而，长期以来，《诗经》研究多偏重文本训诂与经学阐释，对其与河南历史地理、考古遗存、地域文化之间的深层互动尚缺乏系统、立体的呈现。大河网学术中原、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联合推出特别策划“《诗经》中的河南”主题系列文章，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系统呈现《诗经》中的河南文化画卷，发掘《诗经》与中原大地的深层文化关联。

今天推出第七期《〈周南〉〈召南〉所见分陕而治的治理智慧》——

在中国早期国家的治理实践中，分陕而治堪称一项极具创造性的政治创举。它产生于西周初年内忧外患的特殊历史时期，以陕塬为界，将王朝版图划分为东西两大行政区，由周公旦与召公奭分领其责。这一制度并非简单的权力分割，而是在维护王室统一权威的前提下，通过职能分工与地域分治实现治理创新。它不仅有效应对了周初的政治危机，奠定了成康盛世的根基，更以其深沉的制度智慧，为后世提供了关于集权与分权、统一与多样、经与权辩证关系的宝贵启示。《诗经》中《周南》《召南》的命名与编定，正是这一制度的文学回响；而《召南·甘棠》等诗篇，更以文学的形式铭刻了分陕而治的深远影响。重新审视这一三千年前的政治创举，对于我们理解中国政治文明的底层逻辑、汲取传统治理智慧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一、危机倒逼催生政治破局

分陕而治的出台，并非从容的制度设计，而是形势逼迫使然。要理解这一制度的诞生逻辑，必须回到西周初年那个危机四伏的历史现场。

周武王克商，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以“小邦周”取代“大邑商”的重大政权更迭。然而，胜利的辉煌背后隐藏着巨大的治理难题。周人原本偏处西土，其人口、文化、统治经验与广袤的东方疆域相比存在着明显的不匹配。武王克商后仅三年便遽然离世，留下了年幼的成王与一个初定却暗流汹涌的天下，这无疑使本已复杂的局势雪上加霜，新生的周王朝面临着三重严峻考验，每一重都足以致命。

第一重考验来自殷商遗民。武王虽以“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的方式安抚殷遗民，但商朝六百年基业的骤然崩塌，使大批殷人怀有强烈的抵触情绪与复辟野心。武庚受封于殷都故地，表面上臣服于周，实则暗中联络各方势力，时刻伺机而动。殷遗民的数量远超周人，一旦发生叛乱，其破坏力将难以估量。第二重考验来自东方诸国。周人的势力范围在克商后迅速扩张至广袤的东方平原，但这一地区的许多方国并未真心归附，奄国、蒲姑、淮夷等东方势力与武庚保持着微妙联系，它们对周人的统治持观望甚至敌视态度。这些方国久居东方，根基深厚，而周人在此地的统治尚浅，随时面临被推翻的危险。第三重考验最为棘手，来自王室内部。武王去世后，成王年幼，周公旦“践祚而摄政”，此举引发了管叔、蔡叔等人的强烈猜忌，随之流言四起，谓“周公将不利于成王”，王室内部的裂痕迅速扩大。更为严重的是，管叔、蔡叔驻守东方，手握重兵，若他们与武庚及东方诸国勾结，后果不堪设想。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这一担忧并非多余，三监之乱正是管叔、蔡叔、霍叔联合武庚发动的。

这场危机，在《诗经》中也留下了隐约的回响。《豳风·鸱鸮》相传为周公所作，诗中“鸱鸮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室”的悲鸣，有学者认为正是周公在流言蜚语中所作的自我表白，以鸟护其巢比喻自己对周室的忠诚。而《尚书·金縢》记载周公居东期间，成王对周公尚存疑心，“秋大熟，未获，天大雷电以风”，直至启金縢之书方知周公忠心。这些文献与诗篇，从不同侧面印证了当时王室内部信任危机的严重程度，而分陕而治正是消解这一危机的制度回应。

面对内外交困的危局，周王室必须找到一个既能整合内部力量、又能有效应对外部危机的制度方案，分陕而治应运而生。它以一种地理分界的方式明确了周公与召公各自的职责范围，这样既消除了外界对周公“专权”的猜忌，又让二人能够各展所长。可以说，没有周初的严峻危机，就没有分陕而治这一制度创举。它是危机倒逼下的智慧结晶，是中国早期政治文明应对复杂局面的经典案例。

二、经权相济彰显治理智慧

分陕而治的具体内容，在历史文献中有明确记载。《史记·燕召公世家》云：“其在成王时，召公为三公。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春秋·公羊传》亦云：“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所谓“陕”，即今河南三门峡市陕州区一带的陕塬。据考古发现，当时在陕塬立有石柱作为界标，这根被称为“分陕石柱”的遗物虽历经三千年风雨，至今仍保存于三门峡市文物陈列馆，成为中国行政区划史上最早的界石实证。这一制度设计展现出多重政治智慧，其核心在于准确把握了“经”与“权”的辩证关系。

所谓“经”，是指不可动摇的根本原则。分陕而治从未动摇“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统一政治理念。周公与召公的治理行为最终都要向周成王负责，宗周镐京依然是王朝的政治中枢，周王的权威贯穿始终。这种对根本原则的坚持，保证了王朝不至于因分权而走向分裂。所谓“权”，是指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因时因地制宜的灵活性。分陕而治赋予了东西两大区域高度的自主治理权。在东方战区，周公拥有“专征伐”之权，可以根据瞬息万变的战场态势临机决策；在西方大后方，召公肩负“修政教”之责，可以因地制宜地推行文教与农政。这种分工使两位重臣能够各展所长、各尽其责。

分陕而治的制度智慧，不仅在历史文献中得以记载，也在《诗经》中留下了文学印证。《召南·甘棠》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说。”此诗所歌颂的召伯，正是分陕而治中主政西土的召公。据《史记》记载，召公巡行乡邑，于棠树下决狱政事，民人思其德政，爱惜甘棠而不忍伐。值得注意的是，召公之所以能从容施行文教德政、赢得民心，恰恰是因为分陕而治赋予了他经营西土的自主权，使他不必被东方的战事所牵绊。一首《甘棠》，折射的正是分陕而治“经权相济”的制度光芒。西土行德化之政，东方行征伐之权，一体两面，相辅相成。

分陕而治的制度智慧还体现在地理界标的选择上。“陕”恰好位于西周王朝版图的东西中点，班固《白虎通义》释曰：“所分陕者，是国中也。”这一“中分天下”的姿态具有深刻的政治象征意义，它既表明了周公与召公地位的对等，即二人同为王室的股肱之臣，不存在谁高谁下；也隐喻着东西两大区域在王朝治理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分陕石柱”的竖立，正是这一政治契约的实体象征与空间表达。

三、双重功绩奠定周室基业

分陕而治的实施，为周王朝带来了显著的治理成效，其功绩可以从政治功绩与文化印记两个方面加以审视。

就政治功绩而言，分陕而治使周公与召公能够各展所长，实现了治理重心的合理分工。分陕之后，周公得以全身心投入东方的经营。他首先率军东征，历时三年，先后平定三监之乱，诛杀武庚与管叔，流放蔡叔，一举震慑了企图复辟的殷商遗民。继而，周公营建东都洛邑，将周人的政治中心向东推进至伊洛流域，实现了对东方版图的战略控制。洛邑的建立具有深远意义，它使周王室在东方有了稳固的政治军事基地，大大加强了对东部地区的控制力。与此同时，召公着力于西土的巩固，他安定宗周根本之地，发展黄河中游的农业生产，推行文教德政，使西土成为周王朝稳固的战略大后方。据《史记》记载，召公巡行乡邑，于棠树下决狱政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其治“甚得民和”。西土的安定为周公的东征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物资与兵员保障，东西联动，相辅相成。当东方的军事威胁得以消除、西土的后方基地也得以稳固之后，周公践行诺言，还政于成王，召公继续辅政。西周王朝由此进入了四十余年“刑错不用”的安定时期，史称“成康之治”。《史记·周本纪》载：“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这一盛世局面的出现，与分陕而治奠定的制度基础密不可分。

就文化印记而言，分陕而治的影响深深刻入了文学传统与物质遗存之中。《诗经》的编定和流传与周公、召公有着直接关联。《周南》《召南》作为“国风”之首，其命名即源于周、召二公。郑玄《诗谱》指出，二“南国”产生于周公、召公分治的采地，“其得圣人之化者谓之《周南》，得贤人之化者谓之《召南》”。可以说，分陕而治不仅是一项政治制度，更在客观上催生了两种略有差异的文化治理风格。周公主东而《周南》多征伐行役之思，如《周南·汝坟》“未见君子，惄如调饥”寄托了东土之民对周公东征的思念；《周南·兔罝》“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所描绘的武士形象，正是周公在东土“专征伐”的时代剪影。召公主西而《召南》多德政安居之咏，除《甘棠》外，《召南·羔羊》“退食自公，委蛇委蛇”描写了召公治下官吏的从容自得。这些诗篇从文学维度印证了分陕而治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从物质遗存看，立于陕塬的那根“分陕石柱”不仅是分陕而治的历史见证，更赋予“陕西”这一地名以清晰的历史渊源。古籍中所谓“陕西”，即指陕塬以西之地，元明以后陕西省的得名正渊源于此。一柱之名，千年之谓，足见分陕而治的文化影响力之深远。

四、因地制宜启迪当代治理

这一三千年前的政治创举，对当代中国治理仍具有深刻的镜鉴价值，其当代意义可以从多个方面加以体现。

其一，集权与分权的动态平衡。分陕而治表明，有效的国家治理既不可能是绝对的中央集权，也不可能是彻底的地方分权，而应是在维护统一权威的前提下赋予地方适度的自主空间。这一思路对于理解我国当代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优化、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推进，提供了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参照系。

其二，信任机制在政治运行中的核心价值。周公与召公能够勠力同心，关键在于双方建立了稳固的政治信任。面对流言与猜忌，周公主动向召公袒露心迹，作《君奭》以明志；召公在消除疑虑后全力配合，成就了一段“和衷共济”的佳话。这种以大局为重、以公义为先的政治品格，对于构建健康的组织文化与政治生态仍具有穿越时空的启迪意义。

其三，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兼容并包。分陕而治所彰显的“因地制宜”原则，与《诗经》中丰富的地域文化书写形成了深层呼应。作为《诗经》的核心现场，十五国风中有七个完全产自河南，《周南》《召南》等也与河南密切相关。分陕而治的制度安排与《诗经》的地域多样性共同昭示，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绵延数千年而不绝，正是因为它在保持文化内核统一的同时，始终为地域差异、地方特色留有充分的弹性空间。

分陕石柱虽已斑驳，甘棠遗爱已成千古绝唱，但分陕而治所蕴含的政治智慧从未过时。它诞生于三千年前的危急时刻，以其经权相济的制度设计，为西周王朝开辟了长治久安之路。今天，当我们在《诗经》的字里行间寻找中原文化的根脉，在三门峡的石柱前触摸历史的体温，分陕而治的智慧依然如黄河水一般滋养着这片土地，也启迪着走向未来的征程。这，正是一个古老文明的生命力所在。

（作者：程洋洋 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