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河南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主要诞生地和取材地，305首诗歌中一百余首直接与河南有关。十五国风中，《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桧风》《陈风》七个“国风”完全产自河南，《周南》《召南》《曹风》的部分诗篇也涉及河南，河南堪称《诗经》的“核心现场”。然而，长期以来，《诗经》研究多偏重文本训诂与经学阐释，对其与河南历史地理、考古遗存、地域文化之间的深层互动尚缺乏系统、立体的呈现。大河网学术中原、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联合推出特别策划“《诗经》中的河南”主题系列文章，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系统呈现《诗经》中的河南文化画卷，发掘《诗经》与中原大地的深层文化关联。

今天推出第十二期《许穆夫人〈载驰〉中的礼法困境与家国抉择》——

公元前660年的冬天，北方狄人部落如暴风雪般席卷了黄河中游的卫国，卫懿公在荧泽之战中阵亡，都城朝歌沦陷，无数难民在风雪中扶老携幼地渡过大河，在宋国的帮助下草草安顿于漕邑，拥立公子申为君。消息传到南方的许国，一位远嫁至此的卫国公主驾车而出，吊唁卫侯并救助宗国，自今河南的许昌一路向北疾驰，穿越今日的郑州、新乡抵达滑县，驱车完成了一场巾帼不让须眉的壮行。《诗经·载驰》一诗便是这一事件的文学记录，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有明确记载的爱国女诗人的灵魂独白，呈现了一位女性在礼法困境中面对家国命运时的热切、痛苦与决绝。

一、从卫国公主到许穆夫人

许穆夫人是春秋时期卫国的一位公主，生于卫国都城朝歌（今河南淇县），在淇水之畔长大，年少时喜欢荡舟钓鱼，鹤壁市淇滨区淇河大桥附近至今留有许穆夫人钓鱼处。许穆夫人自幼浸润于中原文明的濡养，母亲为齐国公主宣姜，父亲为卫宣公之子昭伯，其兄申被卫人拥立为卫戴公，可惜登临君位月余而逝。后来卫人又拥立许穆夫人另一位兄长毁，是为卫文公。许穆夫人有着高贵的血统，又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出落成一位能歌善诗、才情出众的美丽女子，长大后嫁于许穆公为妻，故世称许穆夫人。

据汉人刘向《列女传》记载，少女时代的许穆夫人就展现出超越常人的政治远见。待字闺中时，许国和齐国同时遣使前来卫国求亲，许穆夫人对诸侯之间的婚姻有着清晰的看法，她明白诸侯联姻是亲善结盟的政治工具，出嫁的公主在娘家和夫家扮演着微妙的政治纽带角色，她睿智地看透了各国的发展趋势和卫国的风险，认为许国弱小又远，齐国强大而近，万一卫国有事，许国可能帮不上忙，而齐国将是强大的外援。可惜卫懿公不听，将之嫁于许国，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位少女的判断，卫国面对北狄来侵毫无招架之力，而许国果然无能为力。

许穆夫人之名源于丈夫许国国君的名称，“许”即许国，都城在今河南许昌，“穆”是夫君的谥号，她嫁到许国后，身份由卫国公主转变为许国夫人，这种身份的转变与割裂构成了《载驰》中一切冲突的根源。

二、春秋出嫁女子的礼法困境

《载驰》开篇道：“载驰载驱，归唁卫侯。驱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则忧。”面对宗国覆灭、君侯败亡，许穆夫人心急如焚，驱车急归吊唁卫侯，然而为何会有令“我”心忧的“大夫跋涉”？这源于春秋时期严格的礼制约束，也是理解《载驰》故事与情感的关键钥匙。

春秋时期，出嫁女子归宁宗国需要遵从严格的礼制。《春秋穀梁传》明确记载：“妇人既嫁，不逾竟（境），逾竟（境）非礼也。”也就是说，诸侯夫人在结婚后是不得擅自跨越夫国边界的，更不必说长驱数百里奔赴了。《左传》杜预注对于“归宁”的释义也颇耐人寻味：“诸侯之女既嫁，父母存则归宁，不然则否。”出嫁的诸侯之女，只有父母尚在的前提下有大事才能归宁，若父母已逝，归宁的权利也随之消失。

因此对于许穆夫人此举，宋代苏辙亦言：“国君夫人父母在则归宁，父母没则使大夫归宁。于兄弟而夫人不行，故许穆夫人思归唁其兄，而许人以礼不许。”也就是说，许穆夫人跋山涉水“归唁卫侯”是不符合礼法的。故而《载驰》“大夫跋涉”，是许国大夫追赶而来，试图阻止许穆夫人归国。宋代朱熹说：“（许穆夫人）闵卫之亡，驰驱而归，将以唁卫侯于漕邑。未至，而许之大夫有奔走跋涉而来者。夫人知其必将不可归之义来告，故心以为忧也。”卫国遭北狄入侵，国灭君亡，许穆夫人奔赴救亡却遭遇了礼法困境。

三、许穆夫人果敢睿智的家国抉择

面对许国大夫的追赶，深知礼法对出嫁之女约束的许穆夫人深知其中情由，故而在策马疾驰的同时忧心忡忡，在明知不可而为之的起点背负着巨大的心理压力，起笔可见其沉重思虑。

第二章连续出现八个“不”的否定句式，写出了许国大夫的责难否定和许穆夫人的进退失据。许国上下“既不我嘉”，或许从礼法、妇道和政治风险等多角度施压，而她既“不能旋反”又“不能旋济”，想回卫国而不能，要回许国又不甘，既不被理解（“既不我嘉”），又不愿放弃（“我思不閟”），在这样连续的否定句中，可以想见许国大夫斥责之严厉和许穆夫人内心情感之强烈。

许穆夫人也想停下来缓解内心的痛苦，还登上山丘采摘贝母以治疗内心的郁结：“陟彼阿丘，言采其蝱。”“蝱”指贝母，是治疗悲伤、焦虑、郁结等心疾的良药。可是宗国之难不解，心中之疾如何可医？这种想停却停不下来的煎熬没有击垮她，反而让她更加认清自己的使命，催生了果敢的行动抉择。

面对礼法困境与许人指责，许穆夫人回应：“女子善怀，亦各有行。”谁说女子就应处深闺不问世事？谁说出嫁的女子便与宗国家族没有关系？女子是有她内心的忧思，更有其行动的准则，这是她孤独的申辩，也是家国抉择的宣言。许穆夫人从一个被礼法束缚的已嫁女子，成长为一位拥有自己立场的行动主体。

《载驰》第四章从忧思转入行动性的思考：“我行其野，芃芃其麦。控于大邦，谁因谁极？”麦田原野的景象并非闲笔，许穆夫人已经不再是驱车奔卫吊唁的焦虑女子，而是立于原野放眼天下的战略家。麦田长势喜人，充满生机，隐喻卫国复兴有望。千思万虑，卫国的危机还是要靠强大的邻国友邦：“控于大邦，谁因谁极？”她所要控的大邦正是年少时便力主联姻的齐国。这时她从许国千里奔赴漕邑所要做的，不再只是吊唁哀悼，更是实施以“求援于大邦”为核心的救助方略。

正是凭借许穆夫人的多方奔驰求告，卫国遗民等来了齐国的救援，《左传》载：“许穆夫人赋《载驰》，齐侯使公子无亏帅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漕）。”受许穆夫人赋诗抒发的热切爱国之情的感召，齐侯使公子无亏率领车乘和甲士赶到漕邑戍卫，在卫戴公逝世后助立卫文公，为卫国的复兴作出重要贡献。“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诗歌斩钉截铁地宣告，果断的行动优于百千思虑。

四、《载驰》中的爱国情怀与巾帼气概

《载驰》全诗不过五章百余字，却让一位两千多年前的女性形象跃然纸上。许穆夫人的爱国情怀，不是停留在内心的忧思和抽象的口号，而是熔铸于言之凿凿的抗辩、果敢决绝的行动之中。她以诗为史、以行作歌，为中国文学树立了最早的巾帼爱国典范。

爱国在“思”更在“行”。中国文学中的爱国之思，多见于男性士大夫的“黍离之悲”，或抒怀于庙堂，或寄情于笔端。而许穆夫人把对宗国的忧思化作了车轮的驱驰，从许国到漕邑数百里路，她驾车穿越中原腹地，从今天的许昌、经郑州过新乡直抵滑县，每一寸土地都见证了她载驰载驱的急迫。当许国大夫以礼法相责，她以“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回应，浓烈的情感转化为决绝的行动，比任何华丽的辞章都更具震撼力。

巾帼气概敢破更敢立。春秋时期的礼法，诸侯之女出嫁无故不得归宁，父母不在不得归宁。面对北狄入侵国破君亡的危机，许穆夫人敢于打破礼法的约束，宣言“女子善怀，亦各有行”，妇人的美德不在于盲目的顺从，而在于为自己所怀所思的宗国有所行动。这种从“被定义”到“自我定义”的跨越，彰显了最早的巾帼气概。

千载名篇源于人格魅力。《载驰》的叙事节奏极富张力：开篇“载驰载驱”的急促迫切，继而“既不我嘉”的抗辩激烈，然后“芃芃其麦”的舒展开阔，结尾“不如我所之”的斩钉截铁，这种从焦虑到决绝、从压抑到释放的情感曲线，恰是女主人公在家国危亡之际从挣扎走向担当的心路实录。诗中既有“我思不閟”的坚韧，又有“控于大邦”的理智；既有陟丘采蝱的忧伤，又有其麦芃芃的希望。刚与柔，情与理，忧与行，在她身上浑然一体。程俊英先生评《载驰》一诗“章章转折，层层紧逼，其情愈激，其志愈决，其意愈明”“而后人吟咏此诗，虽千载之后，犹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今天我们漫步在淇水之畔的“许穆夫人垂钓处”，或驻足于滑县滑州路目光如炬的许穆夫人塑像前，依然能感受到一股穿越两千多年时空的力量，那是深植于中原大地、流淌于民族血脉的精神遗产：爱国不分性别，担当不论出处，行动高于思虑。真正的民族大义，是在礼法困境中破局而出，在国破家亡时挺身赴难。许穆夫人留给后世的，从来不是一段被尘封的往事，而是一盏照见巾帼担当与家国情怀的长明之灯。

【作者：陈勤娜 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黄河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