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河南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主要诞生地和取材地，305首诗歌中一百余首直接与河南有关。十五国风中，《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桧风》《陈风》七个“国风”完全产自河南，《周南》《召南》《曹风》的部分诗篇也涉及河南，河南堪称《诗经》的“核心现场”。然而，长期以来，《诗经》研究多偏重文本训诂与经学阐释，对其与河南历史地理、考古遗存、地域文化之间的深层互动尚缺乏系统、立体的呈现。大河网学术中原、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联合推出特别策划“《诗经》中的河南”主题系列文章，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系统呈现《诗经》中的河南文化画卷，发掘《诗经》与中原大地的深层文化关联。

今天推出第十三期《〈诗经〉的河洛书写及其诗学史意义》——

《诗经》作为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大量诗篇产生于黄河与洛水交汇的河洛地区，其中对黄河与洛水的书写构成了早期中国文学动人的自然意象与精神图景。《诗经》的河洛书写既是对山川物候的如实记录，更是先民们的情感投射与礼乐文明的价值凝练。有必要从地理空间分布入手，考察《诗经》中的河洛书写范式，进而探讨其在中国诗学史上的意义。

一、《诗经》的河洛地理分布

首先，“河洛”地域的界定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上指以洛阳为中心、黄河与洛水交汇的河谷盆地，广义上则可扩展至河南全境。从历史地理角度看，周王室东迁洛邑之后，河洛地区成为王畿所在，其政治文化地位空前提升，也决定了河洛在《诗经》中的核心位置。

其次，《诗经》篇章的文化地理归属，学术界的研究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早期观点认为《周南》《召南》归于江汉流域。鲁迅则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明确指出，“《诗》三百篇，皆出北方，而以黄河为中心。其十五国中，周南召南王桧陈郑在河南”。孙作云进一步考证，“《周南》的范围北自成周（洛邑），南至江汉之间”，随着研究的深入，“二南”的主体部分在河洛地区是有充分理由的。《王风》10篇皆属于河洛地区，孔颖达云：“王城在河南、洛北，是属豫州也。”主要以洛阳为中心，涵盖周边偃师、巩县、孟津一带。《郑风》21篇及《桧风》4篇，分布的郑国属今郑州、新郑、荥阳、新密等地，正处于河洛核心区域。“三卫”39篇以及《小雅》的全部，都有充分理由纳入河洛文化圈的范畴。

最后，可以看出《诗经》305篇中，产生或流传于河洛地域者约半数以上，而其中直接以黄河、洛水或其支流（淇、溱、洧、汝等）为题或者意象的有数十篇，形成并建构了广义的“河洛书写”文化地理空间。

二、《诗经》河洛书写的多重维度

《诗经》的河洛的书写，并非单纯的自然物象和社会物象的简单描摹，而是融合了自然地理、礼乐秩序、人伦情感与审美风尚的多重因素，形成自然、政治、情感、审美四重书写维度。

（一）自然书写：中原山河的真实写照

《诗经》以质朴笔触勾勒河洛山水风貌，在《诗经》中，“河”专指黄河，共出现20余次，展现黄河、洛水的自然特质与地域景观和奔腾壮阔。“河水清且涟猗”（《伐檀》），描绘黄河中下游水流清澈、波纹荡漾的景象；“在河之洲”（《关雎》），精准刻画黄河洛水交汇形成的沙洲地貌，水草丰美、禽鸟栖息，是河洛独有的自然景观。“河水洋洋，北流活活”（《硕人》），以黄河的浩荡水势衬托庄姜出嫁的盛大场面，自然景观与人文礼仪在此达到和谐统一； “瞻彼洛矣，维水泱泱”（《瞻彼洛矣》），写洛水浩荡无垠、碧波万顷，尽显中原水系的雄浑与温润。除水系外，河洛的原野、丘陵、山岳、植被等自然物象也被纳入书写范围，真实还原了河洛地区的地理风貌，为《诗经》奠定了写实风格，也让河洛成为中原地域的标志性符号。

（二）情感书写：人伦百态的诗意表达

河洛是周代礼乐教化核心区，《诗经》的河洛书写承载着中原先民的伦理情感，涵盖爱情、亲情、思乡等多个方面。爱情是诗歌的永恒主题，《关雎》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起兴，黄河沙洲上雎鸠和鸣，隐喻男女爱慕之情；“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情感克制、发乎情止乎礼，尽显河洛礼乐浸润下的婚恋伦理。《溱洧》写三月上巳节，男女相约溱洧河畔，“相谑”嬉戏、互赠芍药，洛水支流的浪漫场景承载着中原青年自由奔放的爱情向往。亲情和思乡书写同样深沉。《河广》以极度夸张的笔法写道，“谁谓河广？一苇杭之”，黄河的宽阔与“一苇可杭”形成强烈对比，表面写河之可渡，实则写思乡之情的不可抑制。《卷耳》中，征夫跋涉河洛山川，“陟彼高冈，我马玄黄”，思念家中妻子；妻子在家“采采卷耳，不盈顷筐”，牵挂远方征人，黄河、洛水的阻隔，成为夫妻相思的情感纽带。《扬之水》写戍卒屯守河洛边境，“扬之水，不流束薪”，以激扬黄河之水难流束薪起兴，抒发思乡怀归、久役不归的苦闷，河洛成为游子乡愁的寄托之地。这些情感书写质朴真挚，流露自然，贴合中原人质朴内敛的性格，构建起华夏早期人伦情感的文学范式。

（三）政治书写：礼乐文明的文学载体

“洛水”在《诗经》中仅出现于《瞻彼洛矣》，河洛作为周代政治中心，深度绑定了王权秩序与礼乐文明。作为礼乐外化的《诗经》自然成为王政兴衰的“晴雨表”。《瞻彼洛矣》中描写周天子在洛邑制礼作乐、朝会诸侯，尽显王权威仪与礼乐文明的鼎盛。全诗以“瞻彼洛矣，维水泱泱”起句，三章反复咏唱，洛水浩荡之貌与天子阅兵的豪情相融，用“君子至止，福禄如茨”“君子万年，保其家邦”来祝祷和颂扬明主，以洛水的绵长象征国运永续，彰显周天子“天命所归”的正统地位，强化河洛作为“天下之中”的政治合法性。陆奎勋云：“其词猛厉矜张，当属宣王之诗。”而在平王东迁后，王权衰微、礼崩乐坏，盛世书写转为家国悲歌。《黍离》中，周大夫行役至宗周，昔日宗庙宫室化为农田，尽为禾黍。“行迈靡靡，中心摇摇”，以河洛土地的荒芜隐喻王室倾覆、家国破碎的悲凉。《君子于役》写平王时徭役繁重，征夫久戍不归，“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民困”于朝政混乱，河洛由德化之区变成苦难之地，成为周代王权兴衰、礼崩乐坏的诗学见证。

（四）审美书写：中和诗风的地域风貌

河洛文化“阴阳和合”的特质，塑造了《诗经》河洛书写的中和审美风格，奠定了中国诗歌“温柔敦厚”的审美基调，表达情感克制含蓄、朴素自然，正所谓“乐不至淫，哀不至伤，言其和也”。书黄河，不颂其汹涌暴虐，而赞其“清且涟猗”的温润；写洛水，不绘其湍急奔涌，而描其“维水泱泱”的雄浑从容。这种审美书写，不仅表现了先秦时期河洛人的审美风尚，也确立了中国诗歌“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中和美学范式和美学源头。

三、《诗经》河洛书写的诗学史意义

（一）奠定了中国诗歌写实主义传统

《诗经》的河洛书写以写实笔法记录了自然、情感、政治、民生，直面现实，不虚构、不浮夸，真实反映周代社会矛盾与民生百态，开创了“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写实主义诗歌源头。这种写实主义传统像一条红线贯穿中国诗学史：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写实精神；建安风骨“慷慨任气”，关注民生疾苦、家国兴衰；杜甫“诗史”以诗记史、悲悯苍生；白居易新乐府“惟歌生民病”，均承袭了《诗经》河洛书写的写实主义精神。

（二）构建中原文脉与中国文学母题

《诗经》的河洛书写开启了中原地域文学传统，成为中原文脉的源头活水。河洛作为华夏文明核心区，河洛书写所承载的山水意象、家国叙事、中和精神，成为中原文学的标志性特征。汉唐诗歌中的“黄河”“洛水”“洛邑”成为高频意象，如曹植“流眄乎洛川”、李白“黄河之水天上来”、杜甫“洛城一别四千里”，均以河洛为情感寄托。此外，河洛书写构建了“黄河”“洛水”“中原”等中国文学母题，成为历代诗人共同追求的文化符号。这些母题跨越千年，维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与精神归属，让河、洛成为中国文学中特有的精神象征。

（三）开创“比兴”和“情景交融”的艺术手法

《诗经》河洛书写的篇章大量运用“兴”的手法——先言河水，再言所咏之事，这种从自然物象出发的抒情方式，使情感的表达有了具体的依托，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审美境界，正所谓“称名也小，取类也大”。“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以河洲禽鸟起兴，取自然景象与人文情感相融；“瞻彼洛矣，维水泱泱”，以洛水浩荡喻君子德行，把山河意象与道德审美融为一体；以“彼黍离离”起兴，表现周室衰微后的沧桑与悲慨，这种物我合一的艺术表达，正是中国诗歌最为核心的审美特征之一。

（四）塑造抒情言志的诗学精神和诗教传统

《诗经》的河洛书写将个人情思与山河故土、宗族家国同构，把乡愁、忧患、情感诉诸笔端，奠定了“抒情言志”的诗学传统，诗歌成为抒发理想、寄托家国情怀、表达民族情感的载体，贯穿于中国诗学史。同时，河洛书写还承载着诗教传统，河洛作为礼乐文明发祥地，诞生其土地上的诗歌兼具审美价值与教化功能——构建了“诗乐一体”和“政教合一”的诗学体系，始终承载着规范人伦、政治教化的社会责任，彰显了中国诗歌的核心特质。

【作者：黄贞权，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黄河文化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