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河南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主要诞生地和取材地，305首诗歌中一百余首直接与河南有关。十五国风中，《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桧风》《陈风》七个“国风”完全产自河南，《周南》《召南》《曹风》的部分诗篇也涉及河南，河南堪称《诗经》的“核心现场”。然而，长期以来，《诗经》研究多偏重文本训诂与经学阐释，对其与河南历史地理、考古遗存、地域文化之间的深层互动尚缺乏系统、立体的呈现。大河网学术中原、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联合推出特别策划“《诗经》中的河南”主题系列文章，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系统呈现《诗经》中的河南文化画卷，发掘《诗经》与中原大地的深层文化关联。

今天推出第十七期《〈商颂〉中的殷商文化印记》——

《诗经·商颂》作为保存殷商文化记忆最为集中的文献，历来受到学者重视。《史记·宋微子世家》曰：“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虽将《商颂》的编纂定于春秋宋襄公之时，但诗中所追述的契、成汤、武丁等殷商先公先王事迹，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文化，实则渊源有自。透过《商颂》五篇，可以辨识出殷商文化留下的多重印记。

一、“玄鸟生商”的族源传说

《商颂·玄鸟》开篇即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是商人后裔关于自身起源的神化叙事，将商族起源归因于玄鸟。类似记载也见于《楚辞》《史记》等文献，其中《史记·殷本纪》的刻画最为细致：“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以极具故事性和感染力的笔触，完整地勾勒出简狄吞鸟卵到生下契的全过程。《商颂·长发》则呈现了另一种关于商族起源解释，记载称：“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该诗剥离了玄鸟的神化色彩，称上帝立日益强大的有娀氏女为妃，生下契，商族由此得以创立。

商人笃信上帝，以上帝为至上神，认为上帝能操控一切，小到疾病生育，大到邦方安危，左右着人间的因果福祸。循此思路，商人后裔将商族的起源与上帝建立联系自在情理之中。殷周鼎革，周人对包含宗教观念在内的殷商旧俗进行改造，用“天”来代替人格化的“帝”，“帝令”自然也被“天命”代替，“天命玄鸟”即是这一转变在文化领域的映射。

何为玄鸟？《说文解字》记载：“玄，幽远也。象幽，而入覆之也。黑而有赤色者为玄。凡玄之属皆从玄。”《广雅·释言》：“玄，天也。”前者侧重对颜色的刻画，要使二者相统一，后者的天宜解释为神性，这恰巧也与“玄鸟生商”的意涵暗合。至于鸟，毛传曰：“玄鸟，燕也，一名鳦，音乙。”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玄鸟是一种具有神性的燕子。玄鸟生商是原逻辑作用下的产物，和原始图腾崇拜有关。王震中先生研究指出，图腾崇拜是原始人在不了解性交与怀孕有何关系的情况下，对怀孕生育现象和本族来源作出的解释。商人以鸟为图腾有材料可依，如商人重要先公之一的王亥，甲骨文中的亥多被冠以鸟形，写作“”形（《合集》34295）。殷墟妇好墓出土了著名的鸮尊，其形为鸟。说起鸟图腾，其中最典型的材料就是《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的精彩论述，商人的鸟崇拜与东夷的鸟崇拜一脉相承，为商人源自东方提供了文化佐证。

神话传说有其事实素地，透过这些感生传说，能够窥见的是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社会阶段。随着人类生理认识的不断提高和后世文献的逐渐层累，玄鸟生商的叙事也日趋复杂，至司马迁载入《史记》时，将简狄附会为帝喾次妃，为始祖契增设父系世系，完成了从母系感生神话向父系王族谱系的重构。玄鸟生商作为商人后裔对商族起源的源头叙事，最终沉淀为商民族历史文化传承的基础。

二、先公先王的英雄叙事

司马迁在《史记》中首次勾勒出商代先公先王世系，为后世研究商族历史奠定了文献基础。随着殷墟甲骨文的发现，王国维利用新材料撰写出《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两篇学术著作，证实《史记》所载商代世系大体不误。《商颂》作为殷商后裔追忆先祖、缅怀部族发展历程的重要文本，将先公先王的功绩与神话传说相结合，塑造出了功绩卓著的先祖英雄群像，构建起了商族先祖英雄叙事体系。

《商颂·长发》聚焦于商族发展史上的4位重要人物，包括先祖契、相土，先王成汤，以及辅政大臣伊尹。开篇即用感生神话，为始祖契赋予神圣的出身。接下来叙写相土的功业，“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歌颂他开疆拓土，经略四方的烈烈武功。之后是成汤，也是《商颂·长发》文本刻画的核心人物，在殷商后人的叙事视角中成汤是近乎完美的圣王典范，他推行宽厚政策，使天下归心；同时英勇果敢，相继征伐韦、顾、昆吾等小国，最终推翻夏王朝统治，完成王朝更迭的伟业。在建立功业的过程中，贤臣伊尹是成汤的重要助力，“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实维阿衡，实左右商王”。在商汤之后，伊尹多次救商王朝于水火之中，是商王朝稳固发展的关键人物。卜辞中有商汤与伊尹并祀的例子，证实了伊尹功绩卓著、备受尊崇的事实。

《商颂·玄鸟》的叙事手法与《商颂·长发》类似，同样以感生神话开篇，为整首诗乃至商族起源奠定了神秘基调。全诗以精简的笔调将契、成汤以及武丁串联在一起，勾勒出商族从起源到立国再到鼎盛的发展轨迹。契为始祖，奠定了部族发展与商王朝的根基。“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成汤征战四方，占据九州。“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最后浓墨重彩地描绘武丁的功绩：坐拥四海，万国来朝，开创了辉煌盛世。

《商颂·殷武》通篇都在刻画商王武丁的功绩。首章言武丁伐楚之功，荡平楚疆，巩固了王朝领土；第二章写武丁对荆楚的训诫，尽显商王威严；第三章写诸侯来朝，第四章写统治人民，第五章写商都的盛况，最后记述宗庙落成。全诗层次渐进、章法严谨，对商汤功业的追忆和歌颂是以其为精神标杆的关键所在，既强调了自己作为“商汤子孙”的正统身份，也赋予了商王对外征伐、对内统治的正统性与合法性。

纵观这几首诗，“天命”思想贯穿其中，将祖先的功业归因于上天的意志，以示天命所归，凸显出王权的合法性。诗中随处所见对战争、祭祀的描写以及对神灵的敬畏，无疑是商文化崇武尚功、尊神事鬼的体现，也让先公先王的英雄叙事，兼具人间功业的厚重与神性天命的神圣。

三、“汤孙奏假”的祭祀展演

《礼记》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较为精准地点明了殷人尊鬼敬神、重祀尚祭的特征。《商颂》中《烈祖》和《那》即代表了殷商后裔对商代祭祀礼制的追忆。

《烈祖》从字面意思来看，指功业显赫的先祖，以名点题，指代商朝开国君主成汤，彰显对商汤之崇敬。全诗围绕献祭祈福、感念圣王恩德、祈求先祖庇佑三个方面展开，细致记录了祭祀仪式中丰盛的祭品、庄重的礼乐，营造出肃穆的祭祀氛围。殷商后裔借此表达对先祖成汤的追思与敬仰，同时希望先祖神灵降临宗庙，歆享祭品，降福成汤子孙。与《烈祖》重视祭祀流程不同，《那》描写了殷商祭祀大典中的音乐与舞蹈表演，较为完整地还原了当时乐舞祭祀的场面。两诗虽各有侧重，但均以祭祀为载体，祈求先祖福佑，集中体现了殷商以祖先祭祀为核心的宗教信仰体系。

殷商祭祀文化的真实性与商汤的崇高地位，可与甲骨卜辞相互印证。殷墟甲骨文中有大量祭祀祖先神的例子，其中就包含对《商颂》多次称赞的商汤的祭祀。在卜辞中商汤多被称为“大乙”，也被称为“成”“汤”，如“大乙伐十羌，大乙伐十羌又五，大乙伐三十羌”（《屯南》2293），即是卜问祭祀大乙要砍杀的羌人数量，从10人、15人再到30的反复贞问，足见祭祀所用人牲数量之庞大。在商人合祭先王时，也多是从大乙开始，如“己亥卜，㞢自大乙至中丁六示，牛”（《合集》14872），是在贞问用牛合祭自大乙至中丁的诸位先王。不论是祭品数量还是祭祀方法，都足见商汤极受尊崇，与《商颂》中的极致赞颂相统一，也说明殷商后裔的集体记忆有一定理论依据。

殷墟的考古发现进一步佐证了殷人重祀尚祭的文化特征。如1978年武官村北地发现商代祭祀坑40座，其中马坑30座，共葬马117匹，其他坑分别葬有狗、羊、河狸、猴、狐、牛、象、猪等动物。此外，殷墟出土的用于祭祀的尊、爵、鼎、簋等礼器和磬、鼓、铙等乐器，与《那》诗中“鞉鼓渊渊，嘒嘒管声”形成完美互证，实现了传世文献与考古实物的双向印证，更加迫近殷商祭祀的真实面貌。

四、殷商文化记忆的传承与重构

民族历史记忆的传承分为口述传承与物质记载两种主要方式，其中口述是最原始也是最简便的方式，其他传承方式多依赖于物的载体。西汉初期今、古文《尚书》的对立与流变，为考察上古记忆的传承提供了典型样本，伏生口授与孔壁藏书构成了延续千年的学术疑案。透过此案来看《商颂》所承载的殷商记忆，《商颂》所述是宗庙祭祀的乐歌，如同伏生记忆中的经文随着口述成书，又类似孔壁藏书的“物载”定格。记忆的书写不免混杂着后人的追忆、后世的需要、胜利者的史观，然而总有一些记忆坚如磐石，如同清华简《尚书》的发现，殷商记忆的原生形态只是静默不语，以待揭示。

殷周鼎革不仅是王朝政权的更迭，更意味着思想文化的重大转折。周人在吸收借鉴殷商文化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对一些旧俗进行选择性的改造，使殷商文化出现断裂。面对这样的文化困境，孔子曾表示：“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由此可见，当原生的文化记忆被筛选、改写与遗忘之后，真实的历史往往被后世重构的叙事所掩盖。

《商颂》虽为殷商后裔所作，但其早已被周文化浸染。从《商颂》文本可管窥一二，《烈祖》有载：“约軝错衡，八鸾鸧鸧。”诗句描绘出了华丽精致的车马仪仗，车衡车轴上饰有金革，八个銮铃奏响，彰显出了主祭者身份之珍贵。结合考古发现来看，尽管殷商时期已经出现了成熟的车马器，但殷墟的车马坑中并没有发现西周经典车马器配置的銮铃。从这一细节可以窥探《烈祖》乃至《商颂》所有篇目都已受到周文化渗透，其文本本质，是殷商后裔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立足当下对先祖历史的回溯性建构。

随着岁月变迁，殷商文明逐渐远离历史现场，殷商的文化记忆在后世的传承中不断叠加、层累，与历史真实渐行渐远。20世纪以来，随着“古史辨”派对古史领域的大清洗、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提出，以及大规模商代地下材料的出土，为殷商史研究注入新的维度。如殷墟甲骨文的释读与研究，纠正了《史记·殷本纪》中报丁与报乙两位先公的世系错误；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小双桥商城、洹北商城、殷墟等遗址的发现，提供了完整的商代都城文明坐标。所有这些沉默的见证为我们还原一个更加立体的殷商提供了可能，为重建殷商史乃至中国上古史指明了方向，同时也意味着殷商记忆的传承与重塑进入一个全新阶段，不仅有助于厘清殷商记忆的层累过程与生成逻辑，也可精准考索华夏文明的早期发展脉络。

《商颂》作为殷商文化记忆的载体，不仅串联起商族从起源到鼎盛的发展历程，更将中原大地的文化根脉深植于华夏文明基因中。从“天命玄鸟”的族源传说，到成汤、武丁开疆拓土的英雄叙事，再到“汤孙奏假”的祭祀展演，《商颂》所承载的是河南作为早期文明核心区的历史见证。殷墟甲骨卜辞的发现、遗址的发掘，与《商颂》文本相互印证，共同揭示出河南文化悠久而厚重的底蕴。《诗经》中的河南，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中原腹地，更代表了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河南样本，其历史积淀与文化内涵历久弥新，滋养着一代代中原儿女。

（作者：张盼盼 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原文化研究》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