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河南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主要诞生地和取材地，305首诗歌中一百余首直接与河南有关。十五国风中，《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桧风》《陈风》七个“国风”完全产自河南，《周南》《召南》《曹风》的部分诗篇也涉及河南，河南堪称《诗经》的“核心现场”。然而，长期以来，《诗经》研究多偏重文本训诂与经学阐释，对其与河南历史地理、考古遗存、地域文化之间的深层互动尚缺乏系统、立体的呈现。大河网学术中原、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联合推出特别策划“《诗经》中的河南”主题系列文章，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系统呈现《诗经》中的河南文化画卷，发掘《诗经》与中原大地的深层文化关联。

今天推出第十八期《从〈邶风·击鼓〉中“执子之手”看河南文学中的家国情怀》——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出自《诗经》中的十五国风之一——《邶风·击鼓》。“邶”为西周初卫国分封地，约在今河南省北部汤阴、淇县、滑县一带。三千年前，卫国的一支队伍被派出去“平陈与宋”，厌战的戍卒念及与爱人友人旧日相守之约，发出“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叹息，即这篇《邶风·击鼓》的主旨。当战时“死生契阔”成为常态，“与子偕老”便不仅是男女之约，更是中原人在动荡中寻求确定的生命姿态。从《邶风·击鼓》的战尘到杜甫的“诗史”，从《黄河东流去》中的逃荒人到《我叫刘跃进》等城市化浪潮中的漂泊者，那只所执之手从未松开。从重情守诺的个体之情义出发，延展至家与国，完成私情到公义的精神跃迁，正是中原人文精神中家国情怀的笃实进程。读懂了“执子之手”，才算真正叩开了理解河南文学家国情怀的大门。

一、信义之始，守约精神与情感原点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细读《邶风·击鼓》，“契”字尤为关键。上古结绳记事，剖木为契，“契”象征着一种超越言语的郑重承诺。这首诗之所以撼动人心，在于它确立了中原情感模式中的守约精神。不同于江南文学中“盈盈一水间”的浪漫邂逅，以厚重质朴为特质的中原文化，通透于战乱频仍中和平生活的珍贵，重视日常生活中的陪伴与相守中生长的情意，“执子之手”便是要给予情感一种确定性，因此具有一种立于价值观、人生观之上的庄严感与神圣感。

这种相知相守的情感模式的产生与当时的战乱背景紧密相关。在先秦中原乱世中，个体脆弱，命若琴弦。诗中主人公无论是与妻子诀别，还是与袍泽共勉，其核心都在于建立一种对抗无常的外部秩序。它以“守约”为本位，要求主体在“于嗟阔兮，不我活兮”的绝望中，依然坚守“与子偕老”的誓言。这一情感范式显然在中原文化的情感生成中灌注了一种责任伦理：情义是对承诺的生死不渝。

“信义”成为中原人文精神与情感输出模式中的重要基因，并在世代承继中不断升华，演变为对土地、对家族、对国家矢志不渝的忠诚守约。从殷墟甲骨文中“妇好”征战沙场的英姿，到春秋战国时期弦高犒师的义举，中原人将这种契约精神从私人领域拓展至公共领域。“执子之手”的情感模式从来不是孤立的二人世界，而是嵌入社会网络中的伦理实践。《邶风·击鼓》在战火中确立了中原文化最为珍视的情感原则——人首先应对具体之人守信、相守。从这个意义上说，《击鼓》埋下了生发中原家国情怀最原始的种子，是家国情怀的情感原点。

二、厚土之重，地理环境与家国同构

“执子之手”相知相守的情感选择与家国情怀的最终走向，与中原地区长久以来的生存环境也不无关系。中原的生存与发展自古以来都绕不开黄河，这条被称为“母亲河”的水系在河南段呈现出一种极具张力的存在：它既灌溉万物，哺育沃野；又暴虐无常，致生灵涂炭。中原百姓对国家的认知，最初是来自治水的需求，水患来临，单门独户无力抵抗，必须举全村、全县乃至全国之力。于是，“国”在潜意识里成为能组织人力、堵住决口的“超级宗族”。特殊的地理环境使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结更为紧密，发展出中国传统社会中最典型的“家国同构”模式。

在河南作家的笔下，家与国从来不是对立的两极，而是水乳交融的一体两面。杜甫之所以被称为“诗圣”，不仅因其诗艺精湛，更因其完美诠释了这一逻辑。在“国破山河在”的乱世，他的痛苦是双重的：既忧心社稷倾颓，又挂念妻离子散，“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即将国家的烽火与家庭的存亡并置，揭示出一个朴素真理——国不安，家难全；家无存，国亦虚。相较于江南文人可以在山水间吟风弄月、寄情出世，河南作家似乎天生背负着一种“土性”的宿命——土地不仅提供食物，更提供身份的确认。李準在《黄河东流去》中描绘了赤杨岗村民的逃荒路，他们离开家园并非为了寻求个人自由，而是为了“活下去”并“回来”。这种看似被动的迁徙，实则蕴含着最坚韧的家国伦理：只要脚下的土还在，国就在；只要人还活着，家就不会亡。

河南文学中的家国情怀，往往带有一种“负重美学”特征，它不尚空谈，不务虚名，而是落实为具体的劳作、修缮与守护——守护好人与人之间的情谊，就守护了一个又一个的小家；守护了村庄也就守护了家乡；守护了中原，自然也能守护好了中国。它是一种以手为契、以身为约的家国伦理实践：握紧的不是抽象理想，而是亲人掌心的温热，是脚印叠着脚印踏出的归途。

三、风雨之韧，文学叙事的伦理坚守

时代的战鼓换了音色。当传统的宗法社会结构在现代性浪潮中剧烈摇晃，中原大地上那只“执子之手”的手，是否还能握得住？河南文学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只不过这份坚守从战场上的生死契约，内化为一种“风雨之韧”。

在李準的《黄河东流去》中，这种韧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面对一九三八年花园口决堤的滔天灾难，赤杨岗的村民们被迫踏上了逃荒之路，“执子之手”成为一种“乡邻契约”。中原难民展现出的是一种“抱团求生”的伦理自觉，在海长松、徐秋斋等人的带领下，村民们互助互帮，最终回归家园。

李佩甫的“平原三部曲”赋予这份坚守更多的内在与幽深。在《生命册》中，主人公“我”作为从乡村走入城市的“无梁人”，始终被一根看不见的“脐带”牵扯着。李佩甫敏锐地捕捉到了现代中原人的精神分裂：身体进入了钢筋水泥的丛林，灵魂却还留在那片厚土之上。这种“城—乡”的撕扯感，无疑是现代版的“死生契阔”。家国情怀在此表现为一种“负罪感”与“还债意识”——无论走多远都不能断了根，都要对那片土地上的人负责。

至刘震云，则用他特有的冷峻与幽默解构了现代社会中“说话”的困境。在《一句顶一万句》里，人们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一个“说得着”的人。这看似是在寻找语言交流，实则仍是“执子之手”心理渴求的精神投射。当公共话语无法抚慰个体的孤独时，民间社会退守到了最私密的人际寻找。在当代最原子化、最疏离的人际关系中，中原文化对于“信义”与“理解”的渴望依然根深蒂固。找不到“知音”的焦虑，恰恰反证了“执子之手”这一情感模式在当代人心中的神圣地位。

从李準笔下的“活下去”，到李佩甫笔下的“回不去”，再到刘震云笔下的“说不着”，河南文学完成了一场关于家国情怀的现代转型。但无论形式如何变幻，其核心始终未变：在无常的人生风雨中，守住做人的底线，守住对他人的承诺，守住脚下的土地，这便是中原文化历经劫难而不倒的“风雨之韧”。

四、风骨之辨，中原审美的沉郁之质

从《邶风·击鼓》到当代的河南文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情感模式已内化为一种独特的颇具沉郁之质的审美风骨。所谓沉郁，非抑郁低沉之谓也，乃情感深厚真挚，历世事之艰、积家国之痛，而以节制之笔出之。温厚者，哀悯而不苛酷，责重而存恕道。沉郁温厚，是为中原家国情怀独有的审美表情。

沉郁之“郁”体现在情感的表达上，中原更重内敛与克制。中原作家作品中鲜有歇斯底里的呐喊，更多的是“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沉潜。如同《击鼓》中的誓言，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如黄土般厚重的承诺。中原作家写苦难（战乱、水患、逃荒），不煽动、不猎奇，而是把悲痛压进日常细节——一碗稀饭、一封寄不到的家书、一个沉默的背影。情感极浓郁，表达又极克制，赋予家国情怀以厚重坚韧的品格。

沉郁之“沉”又体现在重视伦理的实践性。在中原文化的视域中，家国情怀不宜空谈，而是要以实干来守约应诺。这种实践性要求个体将对国家的爱落实为对身边人的责任，落实为对每一寸土地的耕耘。所谓“执子之手”，便是将宏大的意识形态具体化为指尖的触感与掌心的汗水。

情感表达与伦理实践的本质，皆源自对生命共同体的深刻认知。中原文化不相信孤立的个体英雄主义，而坚信“人多力量大”的群体伦理。无论是面对黄河泛滥还是外敌入侵，中原文学强调的永远是“与子偕老”的共生关系。这种家国情怀永远倾向于将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紧紧焊接在一起，个体的坚守汇聚为民族的气节，个体的奋斗凝结为民族的脊梁，个体的微光在共同体的熔炉中锻造成不灭的灿烂星火。

时光流转，沧海桑田。“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不仅仅是一句流传千古的爱情誓言，更是中原大地生生不息的情义准则。那只紧握了三千年的手从未松开——它握住了甲骨文的卜辞，握住了杜甫的泪痕，握住了逃荒路上的脚印，也握住了现代都市的霓虹，在每一次郑重的托付与承接中，续写着中原儿女赓续文脉的新篇章。

【作者：靳瑞霞 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黄河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