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宋代是中国古代书院成型、兴盛、制度化的关键时期，书院从零散私人读书处发展为和官学互补、独立完备的教育体系，它所开创的自由讲学、兼容思辨的独立学术讲学体系，成熟的教育管理模式，创造了独属于中国的讲学文化，影响后世上千年，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本文从历史上书院的发展演变、宋代书院的特点、宋代的四大书院及其传承发展、书院制教学给当代高等教育改革的启示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独特存在，它一方面是中央集权的强化、政治军事上的积贫积弱、边患不断；另一方面是商品经济与文化艺术繁荣发达，以及市民阶层的兴起、科学技术的空前发展等，呈现出巨大的矛盾性。宋代之所以‌‌‌经济、社会和文化、科技高度发达，与政府高度重视和发展教育，特别是全国书院教育十分发达密不可分。

一、书院的发展演变

中国的书院教育历史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时期，最著名的是齐国的“稷下学宫”。当时来这里游学、讲学的学生、老师几乎包括了“诸子百家”中的各个学派，汇集的贤士达千人之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有孟子（孟轲）、荀子（荀况）、淳于髡、邹子（邹衍）、田骈、慎子（慎到）、申子（申不害）、接子、季真、涓子（环渊）、彭蒙、尹文子（尹文）、田巴、儿说、鲁连子（鲁仲连）、驺子（驺奭）等，其中荀子曾经三次担任过学宫的“祭酒”（学宫之长），在中国教育、思想、文化史上独领风骚。这时的书院还具有官学性质，而作为私学性质的书院，则起源于唐代，从唐朝中叶到清末，书院经历了千年之久，并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办学形式、管理制度、教授方法，使源远流长的传统私学趋于成熟和完善。

书院始于唐代开元年间设立的“丽下书院”和“集贤殿书院”，它虽是宫廷图书馆而不是一种教育机构，却是“书院”名称的开端。此后，唐代出现的一些书院主要还是士大夫个人读书治学的场所，但其中有一些已有讲学活动的记载，如皇寮书院、梧桐书院、松竹书院、东佳书院等，这标志着以书院命名的教育场所初步形成，这是书院的萌芽时期。

宋朝是书院发展的兴盛时期。宋朝建立之初，其控制的区域主要局限于中原一带，其后连续向南北用兵，经过近二十年的时间基本实现了全国统一。但由于连年用兵，耗费了大量财力，国家财政对官学的投入严重不足，出现了中央官学不振、地方文化教育瘫痪的局面。为了促进教育和文化发展，政府大力支持民间兴办从唐朝和五代一直延续下来的书院，弥补了官学的不足。由于北宋初期官学荒废，士子无求学场所，宋代理学的传播也需要有其自身的场所，加之佛教禅林讲学制度的影响，作为教学组织的书院便应运而生。同时，北宋崇尚儒家思想，科举取士规模日益扩大，以及雕版印刷术的普及，促进了图书事业发展，为书院的教学及研究活动提供了便利，加之受佛教禅林影响与启示，书院的教育方式和规模都有了较大改变，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书院的繁荣与发展。加之宋太祖开国后定下一条国策——不杀读书人，不杀上疏者，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北宋时的读书人获得了空前的言论自由，这种社会氛围使得北宋书院在起步阶段不至于被官学条条框框所束缚。宽松的言论环境、独立的治学精神，加之书院远离喧嚣的环境，使得书院里研究、讲学、求学的知识精英和士子们能够有一种清高脱俗的雅致，一些办得出色的学院还得到了皇帝颁赐的匾额，影响力大增。

两宋期间由于书院受到了官方的支持和资助，发展非常迅速，全国共建有书院397所，官学为之黯然失色。北宋时书院已达数十所之多，遍布全国各地，尤其是出现了一批私人创办的全国著名书院，如应天书院、嵩阳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以及石鼓书院、茅山书院、华林书院等。南宋时书院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书院与理学结合，书院作为一种制度化的私学进一步成熟和完善。此时的书院特色表现为：自由讲学、学术研究、问难论辩等书院制度形成；尤其是书院明确提出独特的教育宗旨，自觉把书院与官学区别开来，反对书院成为科举的附庸，使书院成为培养传道济民有用人才的场所。当然，由于官方对书院的扶持，书院也开始向官学化方向发展，有些甚至就转成了官学。

宋之后元代书院继续发展，全国共建有227所书院。因为元朝统一后有很多儒生不愿到朝廷任职而退居山林、建立书院，自由讲学，从而使私办书院大大增多。为了控制书院，元政府采取委派山长或给山长授予官衔的方式，以掌握书院的领导权，包括书院的教授、学正、直学等职务的任命、提升也都由政府批准。由于一系列政策影响，使得大量私办书院朝着官学化方向转化。明代初期政府发展官学，重视科举制度，抵制书院发展，书院一度处于沉寂状态，但在官学成为科举附庸而“士风日陋”时，一批为解救时弊的士大夫便纷纷创办、复兴书院，故在明成化以后，不但那些具有久远讲学传统的著名书院等相继复兴，还出现了许多新的书院。由于书院盛行自由讲学风气，与统治者的封建专制主义产生了矛盾和冲突，因而遭到了严厉压制。尽管如此，明代的书院数量仍远远超过宋元两朝，全国共建有书院1239所，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区，尤以江西、福建、浙江、湖南为多，这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尤其是学术发展关系十分密切。清朝初期，统治者对书院也是采取抑制政策的，到康熙、雍正以后才逐步放松。由于康熙提倡程朱理学，并赐颁御书“学达性天”匾额给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赐匾额“学道还淳”给苏州紫阳书院，极大推动了书院的发展。尤其是乾隆时期不仅在经济上资助书院，而且尤其重视师长的任命、奖励、提升书院学生的录取考核等，使书院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规模发展到了历史上的高峰，数量达1900多所，二是官学化色彩非常突出，甚至几乎完全流为科举的附庸。

书院是中国传统私学长期发展的结果，是传统私学成熟、完善后的一种高级形态，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它扩大了古代学校教育的类型，为社会培养了大批经世致用的人才，弥补了官学教育的不足，成为中国古代教育史和学术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二、宋代书院的特点

书院在唐代还只是校刊、收藏经籍的场所，但到北宋以后则完全成了一种教学机关。宋代的书院有私办、官办和私办公助等多种形式，初期组织比较简易，后来教学和管理制度逐渐成熟，并形成了自己的突出特色。

一是实行山长负责制。宋代书院的首脑称为山长、洞主或洞长、院长、堂长。山长既是主要的教学者，又是最高的管理者，并且往往都由著名的学者来担任，管理体制日趋完备。北宋的书院除了山长之外，其他教学管理辅助人员很少。南宋时随着办学规模日益扩大和书院内部设施日益增多，书院教学管理人员的设置也相应增加，除设山长外，还设有堂长、讲书、堂录、堂宾、直学、讲宾、司计、掌书、掌祠、医谕和职事生员协助管理。教职人员的名目达十余种之多。值得注意的是，山长、教师一般不纳入官员系列。

二是经费来源多样化。书院的经费得到了官府的资助，同时也依靠民间自己筹集，主要靠学田供给。如北宋时，官府给应天府书院一次拨学田10顷（1顷为100亩）；南宋时，白鹿洞书院先后三次由官府增置学田，三次共拨学田1870亩；岳麓书院官府一次就拨给学田50顷，书院学生日给米一升四合，钱六十文。浙东富庶地区常有巨商赞助书院，如东阳郭氏累代出资创办书院，先后资助设立了石洞书院、西园书院和南湖书院。

三是实行开放式教学和研究。书院既是教学机关，也是学术研究机关，教学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相互促进，同时书院也往往成为一个地区的教育和学术活动中心。讲学有分科制度、分斋制度、课程规定、考课制度等一整套教学管理制度，实行开放式教学，求学者不受地域、学派的限制均可前来听讲、求教，“书院聚四方之俊秀，非仅取才于一域”。如朱熹学生黄干在白鹿洞书院讲《易经》时，各地人士都来听讲。书院还拨出一笔专款，用来接待四方来求学的人，并有专人接待。教学人员也不限于书院本身，而是广泛邀请学界名流前来讲学，如张栻在主持岳麓书院时，就曾经邀请朱熹到书院讲学月余。书院的讲学多力求通义理，而不是参加科举，因而在教学形式上有与官学不同的显著特点。书院盛行讲会制度，不同学术观点的学者自由讲学、互相论辩，典型如南宋鹅湖书院就曾同时邀请朱熹和陆九渊来讲学，二人观点对立，辩论相当激烈。朱熹在观点上坚持己见，但在治学态度上不排斥异己，他很欣赏陆九渊的《论语》研究，又将陆九渊请到自己主持的白鹿洞书院讲学，还将他的讲义刊刻在石碑上，供书院学生长久学习。为组织和参加讲会，各地书院都建立联络制度，事先商定日期，明确讲会主题，届时各地学者不远千里赴会，并有隆重的仪式。书院的门户开放大大促进了学术交流和发展，开阔了学生视野，深化了教学，也大大提高了书院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力。

四是教学注重启发引导，提倡切磋讨论，讲究身心涵养。书院在教学方法上多采用问难论辩式，注意启发学生思维，教学除必要的讲授外以学生自学为主，老师“示之于始而正之于终”。师生朝夕相处，共同讨论，共同研究，关系融洽，感情深厚。书院提倡学术创见，反对死守章句陈说；学习中形成学派，师承色彩浓厚，注重问难论疑以及读书指导。朱熹说：“读书需有疑”“疑渐渐解，以至融会贯通，全无所疑，方始是学”。他在白鹿洞书院就经常鼓励学生质疑问辩，教学中更是着力讲授他的读书法六条。书院也有学规，但主要是侧重引导激励。

宋代的书院既不同于正规的官学，也不同于纯粹的私学。同官学相比，书院的教学组织形式更加灵活多样，而少有衙门风气。课程设置也有较大的自主性，而较少受科举支配。某一学派的著述、思想及相关的知识在教学中占很大比重，往往是某一学派思想的研究中心。书院的管理侧重于启发学生的上进心和自觉性，少有禁戒惩治的规章。同一般师徒授受的私学相比，书院规模大，有教学组织机构，通常都拥有自己的学田、院产、藏书、供祀、教学设施，条件比一般私学优越正规。书院提倡自由讲学，注重讨论式，学术风气浓厚，成为推动教育和学术发展的重要动力。书院在办学和管理领域也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经验措施，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一种重要教育组织形式 。书院之所以取得那么大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就归功于完善和良好的教学与管理制度。

书院除讲学功能外，还有藏书和祭祀功能。藏书就是收藏与教学活动和学术研究有关的图书，包括皇帝赐书、私人捐赠、书院购置、书院自己刊刻的书籍，这方面制定有一整套收藏、借阅制度；祭祀是书院定期祭祀孔子、儒家道统和与本书院有关的先儒圣贤以及主宰功名的文昌帝君与奎星等的活动。

但宋代书院也在发展中经历了一些波折，如在北宋中后期的三次兴学运动中，白鹿洞书院就停办了很长时间，有的书院还直接纳入地方官学。此时书院的教学内容、办学目标亦有很多变化，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如岳阳书院经常集结一批诗词酬唱的文人进行诗词探讨，书院面貌为之一新；衡阳石鼓书院所在的州县官学力量不强，因此招收了大量生员。应该说，这一时期主要是民间力量、民办书院推动了社会教育的发展。

（作者：王喜成，为郑州工商学院特聘教授）